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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实性现实性矛盾性矛盾性折衷性折衷性-1972 年 6 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到 1992 年 6 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0 年间人类关注的热点已由单纯重视环境保护问题转移到环境与发展的主题，环境与发展大会可以说是人类转变传统发展模式和生产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一个里程碑。作为这两次会议精神的延伸，1976 年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的联合国“人居”会议上，首次系统提出了人类住区发展政策，并强调“为了实现人类住区发展的社会经济以及环境目标，应把重点放在实际的设计和规划工作上” 1
2、 ；1996 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联合国“人居”会议，则更为明确地提出要“在世界上建设健康、安全、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乡镇和农村1 ” ，以此作为对 1992 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制定的全球21 世纪议程中提出的人类住区工作总目标：“改善人类住区的社会、经济和环境质量及所有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1的回应。可以说，经过 20 余年的认识深化，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观已被人们普遍接受。但如果深入剖析，人们就会发现，虽然可持续发展观提出了一种全面的宏观理想，但正因为它“具有太广泛的普适性，因而就会丧失改造能力而降至最低的一般标准” 2 ；可持续性概念3本身也具有其内在的矛盾性，即各种目标之间存在着
3、既定利益的根本冲突，加上各种现实条件的制约，要在所有的领域及所有地域达到完全可持续，需要有非常复杂的重构，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因此能够付诸实施的“平衡措施”实际上就是多边利益“可承受的折衷策略” 。城市作为人类住区的主要形态之一，在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中，这种现实性、矛盾性与折衷性的特点在城市规划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可以得到集中的体现。1 城市发展目标的定位普遍的共识是，城市发展面临着经济发展、社会平等和环境保护三方面的目标，这也一直是近现代城市规划努力实现的目标。由于这些目标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盾与冲突，近一个世纪来世界范围内的规划实践仍没有从根本上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四十至六十年代的物质形态规划
4、在后来被指责为对城市发展施加了太多的限制，应对其后西方世界的经济萧条承担责任；六七十年代规划师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不仅没有解决西方国家城市中种族及社会空间隔离问题，反而出现了严重的内城衰退危机；八十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论对“发展”概念赋予新的阐释4 ，尽管从理论上设置了一种平衡的经济社会环境长远发展目标，但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战略上，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前景尚不明确，且这种理想图景与我国城市发展的现实仍存在较大的反差。现实中城市大量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压力和相当数量低收入居民的安居要求，成为政府工作的主要议题，多数城市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经济发展置于优先选择的地位；城市人口增长、就业压力等多方面因素推
5、动的经济增长追求往往超过了改善环境的努力；部分城市提出的创建生态城市、绿色城市、山水园林城市等目标，虽然与国际上强调人居环境开发的环境效应这一主流相一致，但其与基于我国国情而提出的“集约化、高效化”城市发展普遍要求也有某种程度的相悖之处，相当数量的城市现状已为环境污染、空间拥挤、绿化率低、秩序混乱等严重城市问题所困扰， “生态城市”的建设步履艰难。一种观点认为，要实现社会公平及保护环境，最佳的办法是增加经济规模，使社会拥有更多的可以分配的财富，并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维护环境。这种观点也许能给我们某种启示：即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要求在时间上或空间上有其灵活性，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也应反映出城市
6、发展进化过程中的时空特点，体现出不同时期城市发展目标的差异。任何时期经济、社会、环境利益的深层矛盾与冲突不可能完全消除，规划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全面的综合部署，尽可能避免矛盾的破坏性，使城市发展过程更加靠近可持续状态，规划师的任务就是从技术上、制度上促成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由此可见，基于可持续性的城市发展目标有其普遍的共性要求，即取得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也有其对应于城市发展不同时空特点的个性要求，即某一时期城市发展的阶段性重点目标。城市发展目标的定位往往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理想与具有操作性的近期实施策略之间的折衷与平衡。2 城市经济发展政策与产业结构的承袭与变革城市经济发展的政策对自然资源耗减速
7、率和环境退化水平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产业革命以来所倡导的“人类征服自然”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促进了物质生产水平的极大提高，但也使人与自然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并不断受到自然的报复，这条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已经导致全球性的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人类社会面临严重困境。按可持续发展要求，城市经济发展应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与环境承载力相适应，这就要求必须摈弃过去那种高消耗、高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走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节约资源的集约型发展道路，大力推广清洁生产和清洁能源技术。可以说，没有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就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从改善环境状况，减少城市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排
8、放量出发，我国城市产业结构必须进行较大的变革，并且要逐步提高城市环境服务水平。但现阶段由于多数城市机械制造、纺织化工、钢铁、建材等传统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新技术产业、绿色工业在城市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有限，相当部分小城市仍是以农副产品初加工及原料采掘业为主，这些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衰退的夕阳工业在我国城市的产业结构中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现状使我们城市经济发展政策的制订及规划决策陷入两难的境地：是允许这种状况继续存在，待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再进行调整，还是从可持续环境理想出发，在规划中明确要求进行城市产业发展方向的迅速转换？选择前者，往往容易被指责为因循守旧、无所作为，规划的超前性不够；选择
9、后者，虽然与可持续要求相符，但在我国多数城市工业总体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可见的时间内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可能根本改变，大量从业人员素质还不高，且在快速城市化和必须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的压力下，传统产业生产规模在一定时期内仍会不断增长， “三废”污染的绝对量仍会上升，城市生态环境仍将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规划所确定的城市性质、产业发展方向及产业布局有可能成为一种空论。在实际的规划决策中，对城市经济发展政策及产业发展方向的确定往往是立足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某种平衡，是环境保护压力与经济增长动力两种力量的妥协和矛盾的统一。如允许传统优势产业适度发展的同时，努力促进城市产业结构整体优化程度的提高；鼓励工商业采用
10、生态友好技术及生态上可持续的方法，加强资源的高效利用与循环再生，减少废物的排放；采用先进的或环境上可接受的技术来提供基础设施服务，以此来保护城市生态环境。3 城市空间增长模式的选择城市空间是城市发展的物质载体，也是人与资源、环境相处关系的外在表现，城市空间的组织模式是影响城市合理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那么什么是具有可持续性的城市空间组织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空间的组织模式主要取决于城市空间增长模式的选择。如果把城市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有机体必然有其生长的要求，这种生长表现为城市空间平面或立体的扩展，扩展的方式有集中与分散两种。选择城市空间的集中发展模式，则意味着城市平面呈现某种程度的“摊大
11、饼”式扩展，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这种空间增长模式的优点无疑集中于下列几点：它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节约土地资源，阻止城市对农业土地的大量侵占，减少通勤距离，节省交通能耗，而且，从区域角度看，它有利于减少城市化进程对区域自然生态的破坏范围。但其缺点也是明显的：密集型发展必然带来某种程度的拥挤，城区内部绿色开敞空间有可能进一步被挤占，即有可能以牺牲城区内部生态环境质量为代价，况且无限制的人口聚集也会使城市的服务系统、基础设施、医疗设施和其他一些生活水平的指标因负担超量而下降。选择城市空间的分散发展模式，如建设卫星城与新城，鼓励城市郊区化，促进城市外部地域的带状扩展、轴线扩展、指状扩展、放射状扩
12、展等，其优缺点正好与集中发展模式相反。这种发展模式打破了城市的原有结构，分散了城市的功能，其最大优点是可以缓解中心区土地高强度利用造成的拥挤状况，改善城区内部环境，为城市绿色开敞空间的形成创造条件。但其缺点也很明显：首先它加大了城市开发这一人类活动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及影响范围，且由于分散，不可避免要占用大量土地资源，扩大都市化地区的地域范围，增加城市内部交通联系的距离及能耗，也增加了城市各项基础设施的投资费用及其它服务成本。从我国城市发展现状看，集中式发展仍是现阶段的主流。徐巨洲先生曾预言：“城市规划布局继续向单中心形态发展，由内向外的摊大饼式圈层结构将延续到 2030 年以后”5，这种
13、预测实际上反映了我国城市集中主义发展思想。在城市开发建设中，高密度开发既是市场机制作用的产物，另一方面，它也得到相当程度的社会认可。在新一轮跨世纪城市总体规划中，虽然多数大城市形式上将原有高度集中的单中心转化为分散的组团式或多中心结构，实际上，这种组团之间的分隔只存在于理论上，城市地域景观上仍呈现蔓延扩展的态势。我国人多地少，城市空间资源的有限性与城市发展空间需求之间的矛盾，永远是我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现实中城市空间集中发展态势可以说是这种矛盾的产物。但毫无疑问，这种发展模式与可持续发展要求舒适、优美的城市环境理想并不完全一致。真正的问题是，对于城市空间增长，我们始终难以找出一种既符合城市可
14、持续发展要求，又具实际操作性的规划模式，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模式。回顾世界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空间增长方式的变化：从工业化时期城市集中圈层式外延扩展转变到二战后经过精心组织的点状(卫星城及新城)和有选择的线状(轴线)开发；由单中心到多核心；或通过环形绿带来限制建成区的蔓延，各种规划对策不尽相同，但都取得过令人注目的成就。这些或许能说明，具有可持续性的城市空间增长并非具有某种特定不变的模式，而是需要根据各个城市不同发展时期的特点来确定。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交通、通讯信息技术、建筑技术使城市高密度集中或分散化均已成为可能，但规划中对城市空间增长模式的选择并非非此即彼，而是两者之间某种程度的折衷与平衡。
15、从未来发展情况看，有几种趋势将会促进城市空间增长向理想的方向发展：保护耕地和开敞空间的需要；更为公平地使用开敞空间的需要；交通走廊集中的需要和减少能耗的需要。4 城市土地利用方式与强度的确定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对城市可持续性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首先，它是城市用地功能组织的主要手段，例如它要确保城市社会基础设施，包括消除贫困、解决住房、公共医疗、社会活动等设施用地；要为市民提供公园、绿地、给水排水、固体废弃物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用地；还应充分考虑市民的休闲、娱乐、购物、交通等反映生活质量的设施用地。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的城市，由于城市人口的急速增加，原有设施及用地满足不了需要，各种设施超负荷运行，
16、导致环境恶化及生活质量下降，土地利用规划及管理还经常被视作改善城市环境的工具。由此可见，城市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主要取决于用地结构、用地功能组合方式及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合理性。规划普遍采取提高绿地、空旷地、公园用地、住宅用地、交通及市政用地的比例，增加第三产业用地，减少工业用地比重的措施，无疑是有利于改善我国城市普遍存在的生产性用地比例偏高、生活性用地不足的状况，有利于改善城市住区环境质量。在用地功能组合上，自雅典宪章以来所强调的城市用地功能单一性、均质性，固然有利于城市环境分区，减少工业对居住的污染，但过分强调功能的空间分离，居住地和工作场所的截然分工，不仅给居民生活及工作带来不便，加大了交通量，增加了交通能耗及汽车尾气排放量，也使城市缺乏用地混合利用所带来的社区生机与活力，这些又与可持续发展要求相背离。土地利用强度即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则是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基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