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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莎士比亚背后有一支莎士比亚背后有一支“民族合唱队民族合唱队”莎士比亚背后有一支“民族合唱队” 许多落后的地区因为有了文学的伟人，使我们心存敬畏。“小沈阳”如果想继续火下去，必须有文学支撑，否则就只是搞笑。大众文化在审美上要满足老百姓的需求，顺从我们既定的审美经验。高雅文学恰恰相反，它在对生活的看法上需要为读者重新铸造一个世界。在处理“自我” 、 “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时，很多作家非常有个性，有自己的风格，但是如何跟社会历史进程勾连，则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我们文学处于什么时期呢?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学目前还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创作时期。但是，我们的文学仍然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要习惯于
2、在人生喧哗中选择文学的道路，我很愿意借这个机会跟各位交流一下我对“文学所面对的问题”的看法。文学关系一个民族的情感深度去年我去印度访问，在印度文学院我跟他们院长说，我们的国家都在发展中，相比之下你们比我们慢一点，但对印度我充满了敬畏之感，因为我读过你们泰戈尔的作品。许多非常落后的地区因为有了文学的伟人，使我们心存敬畏，我对你们民族的情感深度和你们对美的感悟力心存敬畏。同样，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他到北京我们作家协会，谢秉华同志从书架上拿了一套鲁迅先生的手迹影印本送给他，他一拿着影印本就不撒手了，反复问是送给我的吗。他说，几个月前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参观的时候见到了这本中国出的鲁迅手迹
3、影印本，当时就站在那儿舍不得走了，哈佛大学校长说，大江先生，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我们就授予你哈佛大学博士证书，要么你就拿这个书。大江先生说，那好，我拿这个书走了，我不要你们那个博士了。最后图书馆馆长说不行不行，我们哈佛就这么一本。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客气说，大江先生很了不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大江健三郎忽然很肃然。他说，我们日本有两个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是川端康成，一个是我。但是我非常郑重地告诉你，中国的鲁迅，日本一个也没有。可见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因为有文学上的巨人，他要为我们展示这个民族情感的深度和审美能力以及他的艺术表现力。我想起法国的一个文学史家丹纳，他说“莎士比亚不是外星球来的陨石，在
4、莎士比亚的背后有整整一个民族合唱队的合唱” 。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要想出现文学巨人，不是我们想象中要出现一个莎士比亚，而是要靠我们全民族的水平、全民族的思考能力、全民族的情感深度来孕育我们的莎士比亚。小沈阳要有文学支撑才能“火”下去我们文学处于什么时期呢?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学目前还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创作时期。大家可能会与八十年代比，而八十年代如何呢?八十年代，我们的文化消费品种单一，只有文学没有别的，也没有歌舞厅也没有好的电影看，只有靠文学。那个时候是文化消费品种比较单一的时代，所以文学显得格外突出。近几年文学显得有点儿边缘化了。借着我们改革开放 30 年的时机，我让人统计了我们
5、 30 年来获得金鹰奖、飞天奖、百花奖等影视作品中有多少是用文学作品改编的。统计结果说有 87%，更不要说还有很多作品是我们作家们自己写的，都是我们的小说家、影视剧作家写的。比如最近有大量的小说家去搞电影，刘鹏、周定之、海岩都亲自去搞电视剧本的创作。所以简单地说文学边缘化似乎不能概括当前文学比较好的形势。最近讨论说“小沈阳”能不能红下去?其实这个话题，要思考一下赵本山是怎么火起来的。当然有他的功底和表演才华，但是何庆魁的文学剧本给他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小沈阳”想继续火下去的话，必须有文学支撑，否则就只是搞笑的“小沈阳”而已。包括张艺谋的成功，我们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文学过分夸大自己的作用，不
6、讲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特质，当时的电影是话剧拍成的，不是真正的电影，不讲银幕思维，后来出了搞摄影出身的张艺谋，包括搞美术出身的冯小刚，他们的出身决定了他们对于镜头的敏感，张艺谋的作品突破了过去那种对白式的表现方式。在红高粱里，张艺谋为拍戏种了 100 多亩高粱，后来成熟的时候嫌高粱穗不够红，不惜让工作人员一个一个去刷，给涂上颜色，取得造型的效果，那个时候张艺谋的成功是他用电影的特质对文学加以突破。现在我们回过来看，张艺谋有很多成功的探索，比如奥运会开幕式等，但也有一些不成功的作品，究其原因我觉得是他过于追求造型效果而忽视了文学底蕴和内涵。这说明文学仍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未来的艺
7、术发展中也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或者说是很难离开的母体，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可以并行不悖我们现在的文学越来越显出所谓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野，这个问题造成了很多人的惶恐和恍惚。这个话题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提出了。当时张恨水先生的作品有很多读者，鲁迅先生的作品也有很多读者，但是鲁迅比张恨水的读者少多了。一篇回忆文章说，人家问鲁迅的妈妈，您看不看鲁迅的书？她说不看。人家又问，那你看谁的书?她说我看张恨水的。人家又问，鲁迅让你看不？她说，让啊，他还给我买。大众文化,在对生活的看法上，要遵循老百姓基本的道德取向、价值取向，比如贤妻良母、忠孝节义等等，审美上要满足老百姓不同的需求，顺
8、从我们既定的审美经验。高雅文学恰恰相反，它在对生活的看法上需要为它的读者重新铸造一个世界。斯汤达说,作家是这样一些人，人家说这世界是蓝的，他说是黑的，人家说是红的，他说是白的。作家必须有托尔斯泰这样的能力，必须为他的读者重新铸造一个世界。别人说洋车夫日常生活是这样，老舍要把日常生活组织起来写一个骆驼祥子 ，写骆驼祥子的毁灭过程，写一个巡警的毁灭（我这一辈子 ） ，写王利发的毁灭(茶馆)，他要人们看到社会吞噬人性的险恶。所以，高雅文学需要为它的读者重新铸造一个世界。在审美上跟大众文学不同，它必须为我们的读者提供新鲜的审美角度和审美经验。莫言写的红高粱 ，一个日本鬼子把一个中国人的耳朵割下来了，他
9、写“耳朵在地上蹦” ，谁的耳朵被拉下来还会蹦?实际上写的是中国人的反抗的活力。他在里面写到“我奶奶欢快地叫了一声，倒在高粱地里” 。写捱了枪子倒下去谁会这样写啊，他就要写“欢快” ，这样的一种浪漫主义情怀给你提供新鲜的审美震惊。不管大众文学还是高雅文学，都是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民族和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作出贡献，是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审美的提升。有些偏重给我们提供娱乐、消遣、开心解闷、释放压力，都是我们社会文化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何况它们之间还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借鉴、互相吸收。所以曹植说“街头巷说必有可采，机辕之歌有应风雅” ，人家老百姓敲着圆梆子唱着歌你也可以吸收到东西。大众文学的小曲儿也可以吸
10、收，变成自己的东西，大众文学与高雅文学的发展也可以并行不悖。我们对这个缺乏认识，有人认为我们就是高雅文学，你们的俗不可耐，有人说我们就是大众文学，你们雅不可耐，这是应该解决的。审美经验老化的惶恐作家队伍如何在审美上不落伍?我为我们审美经验的老化而感到忧虑。一两年前我看到一个小孩读卡通作品，读得飞快，我拿来看看，但是我怎么也看不懂，我忽然发现自己落伍了。我们小孩经过了一个培训，就像日本在二战以后经过了好莱坞文化和动漫文化的培训之后，培养出了一大群卡通的欣赏者，形成读者群了。现在我们的小孩看卡通画非常“溜” ，也形成读者群了。还有游戏他们也很能玩，我也去玩过一次，就不知道哪儿有能量点、哪儿有武器，
11、小孩可以玩得天花乱坠，这样的文化也培养出了一群新的文化消费者。我们很多儿童文学作家大大滞后于我们读者新的审美经验。所以，我跟他们说你们先看看卡通画和一些好的儿童作品，如果你看不懂就最好不要写，你写了人家也不爱看。同样，我们的文学在审美经验方面有非常严重的老化问题，我们的语言、叙事方式跟我们的时代大大脱节，更不要说生活了。我们过去是知青生活、挖煤生活，你自己不去炒股票、不经历一下金融危机，你怎么能感受到它呢?所以说，审美经验的老化，是我们存在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当然这种严峻也造成了我们的惶恐。不光我惶恐，我们的老作家也惶恐。我们家跟汪曾祺先生家隔很近，汪老是美食家爱做菜，我去菜市场常常看到他在那
12、儿找什么，问他在干嘛，他说在找牛尾做菜。有一天他把我叫过去，拿出一本小说问我，这个小说你看过吗?我说这个在胡扯，我根本就看不懂，他说那我就放心了，连你都看不懂，我放心了。我对他说您老在 40 年代末就玩现代派，连你都看不懂，我也放心了。“小我”和“大我”的问题在 1978、1979 年以前，我们的文学几乎是“无我” ，我们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虽然也出了一些像青春之歌 、 红日 、 创业史等作品，但是我们作家仍然处于“无我”状态，没有自己的独立个性。经过 1978 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我到北大之后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白兰鸽一样可以自由自在地歌唱了。这种解放的欢欣，我们文学界才真正找回了自我。 “自我”
13、这个词在文学界被很多人忌讳，但是我认为文学作品确实是从自我的心底流出的东西，作家应该去生活中寻找独立的个性，有自己独立的艺术表现，这是成为一个好作家的基本要求。1978 年以后我们的文学找回了“自我” ，再往后逐渐向深入发展，往人的心灵发展。比如残雪女士的小说山下的小屋是一种带有象征意味的小说，写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恐惧心理，这可能和残雪女士的遭遇有很大关系，这样更加进入到内心深处了，同样将文学推向新的深度。但是再往后有一些人认为文学完全可以割绝自己和时代和大众和民间生活的联系，这就走向了反面。在处理“自我” 、 “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时，很多作家非常有个性，有自己的风格，但是，如何跟社会历史
14、进程勾连，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每位作家，包括每个人都有情感的敏感带，在生活中总有一些铭心刻骨的东西，自觉地不自觉地成为你敏感的东西。作家自我的发现必须从自己的情感中发现自己独特的敏感的东西，这个东西很有可能是他作品的主要旋律。而每个人都有他生活的历史，有个人的情感在里面，这些敏感带决定了你创作的个性的形成，当然也不完全是自我的，也有很大程度是社会的、地域文化的等等。比如像北京的地域文化培养出了北京语言中的特色，这也对我们的创作个性产生了影响。北京语言怎么形成的?在民国时代大量的八旗子弟落魄了，他们一开始卖点字画古董，然后卖完了没活路了，天桥下面有一些杂耍的，杂耍老板说什么什么爷想不想到我
15、那里玩玩?你不能说卖唱去，人家王府的八旗子弟不怒了吗？八旗子弟会唱很多歌曲，学习民间的东西表演得很好，都很有才华，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他就去了，但很爱面子。他们去演出绝对不像我这样进来给大家讲课，他们是坐着洋车从正门下来，穿着鲜衣华服，上来唱一段，然后直接坐洋车走了，意思是说我玩玩来了，不是挣钱，实际上老板把钱送到他家了。就因为类似的情况，形成了北京文化中的一种自嘲和自负，这就形成了北京幽默的特点。北京幽默永远是自嘲的态度说自己，但是又有优越感。艺术风格中不仅有个人的阅历因素、个人的训练因素、个人的情感因素，还有地域文化滋养因素，造成我们的文学个性，所以艺术文学绝对要搞自我的，不能简单否认艺术自我。但是艺术的“自我”应当和“大我”沟通，和我们更多读者在审美上沟通，和人民群众的命运、家国的命运沟通，不要沉湎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