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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口流迁与城市化人口流迁与城市化 理解费孝通与霍华德理解费孝通与霍华德吴志明，赵伦吴志明，赵伦 2010-12-02摘摘 要：要：人口流迁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应该回归到城市化问题分析的中心。不合理的人口流迁会带来“城市病”和“乡村病”的双重困境。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加上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特殊的制度性约束，中国城市化面临更加严重的人口流迁问题。本文重新解读了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规划，突出人口流迁的难题，探索人口流迁的道路，把社会城市作为城市化的最终目标，以此来理解费孝通和霍华德的城镇思想，这对分析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的合理流动和重新分布具有指导性意义。关键词：关键词：人口流迁
2、，城市化，费孝通，霍华德一、把人口流迁带回城市化的分析中心一、把人口流迁带回城市化的分析中心通常我们所谈到的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括人口的迁移、社会文化的变迁和经济产业的重构，具体表现为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变过程；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的转变过程；农业用地向非农业用地的转变过程等（吴志明，2010）。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无论是人口迁移本身，还是社会文化变迁和经济产业结构的重构，人始终是主体，城市化本质上其实就是人口的流动和重新分布，并由此带来社会、经济、文化和人们生活方式等的变迁过程。人口流迁是指人口的流动、迁移和重新分布的过程。在近 30 年来的社会学著述中，作者为了突出强调
3、其研究主旨，往往会书写成“把 xxx 带回分析的中心”（bringing xxx back in）的形式（Skocpol，1979；Burawoy，1985；边燕杰，1998/1997；沈原，2006）。本文模仿这一写法，以“把人口流迁带回城市化的分析中心”为首段标题，同样在于强调“人口流迁”应该在多角度的城市化分析中回归到作为关键性问题的地位。从现实看来，无论是已实现城市化的发达国家，还是城市化正轰轰烈烈推进的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或者正面临着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迁的两大难题。一方面，大规模的人口单纯往城市转移，远远超过城市的容纳能力，给城市管理和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另外一方面，乡村人口的
4、过度流出导致乡村衰败、停滞和农业生产力急剧下降的问题日益突出。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城市化道路虽然进行了多种模式的探索，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户籍限制政策的开放，中国城市化同样陷入这两大困境。一方面，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到城市，导致巨型城市和大城市数目的增加（黄荣清，2007），造成了严重的“城市病”，比如住房紧张、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犯罪率高等。“城市病”使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都成为了直接或是间接的受害者：农村流动人口来到相对陌生的城市，往往从事“脏、累、苦、重、险”等职业，工作条件、工作待遇普遍低于城市工人（李培林，2007），工作往往具有不稳定的特点（黄乾，2009），经
5、济、政治地位及权利与城市工人阶级相比仍然存在着区别，相当多数农民工不享受住房、医疗、失业、义务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社会福利，农民工伤亡事故时有发生（程新征，2009），流动人口在城市中不能乐业，更不用说安居；而过多的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被打乱，城市环境质量下降，公用设施紧张，社会治安恶化，人身与财产安全处于威胁之下。“城市病”也给政府造成了巨大压力，财政必须拿出更多钱用于公用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维护社会治安以及治理城市环境等（夏永祥，2007）。而另外一方面，农村人口的过度流出，特别是青壮年人口的流失，造成农村土地荒废、生产率下降、乡村日益贫瘠的“农村病”日益严重。农村基础设施落
6、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生活环境进一步恶化（夏永祥，2007）。农民收入下降或增长缓慢，与城市居民差距日趋扩大（杨文兵，2009），而城乡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导致社会冲突、社会分层加剧、资源配置失衡等问题，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破坏性作用（黄素心，2009）。人类不断拓展和提升的生存需要、发展需要、享受需要，既是城市化的始初出发点，又是城市化的终极目标。城市与乡村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市化的目标不是消灭农村，而是实现城乡一体化（许经勇，2006）。因此，城市化的目的并不是把人口过度的集中到城市有限的空间里，也不是让乡村贫瘠与衰败下去，城市化的真正目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让更多人享受城市生活、享受城市
7、文明和一切人类平等的机会。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合理的人口流迁造成的“城市病”和“乡村病”双重困境下，城乡人口的生活质量日益下降，城市化的质量越来越低。21 世纪，至少在最初的几十年，提高城市化水平依旧是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人口往城市集聚的动态过程还将继续下去。因此我们不得不对中国城市化，特别是城市进程中的人口流迁问题做出更深入的思考。而到底如何有效引导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如何安排和管理城市过分拥挤人口?如何让人们真正过上城市化的生活?这些人口流迁的问题成为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质量的根本性难题。二、城市化问题的思考者二、城市化问题的思考者费孝通（19102005）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社会
8、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农村社会发展问题倾注了一生的思考。费老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追踪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宋林飞，200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城镇化步伐加快，面对中国人口剧增、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城市化水平低、城乡分割发展等现实，如何转移农村过剩劳动力，做活“人口这盘棋”，从而提高城市化水平，确保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进入了费孝通的思考视野。他抱着“志在富民”的不懈追求，以耄耋之躯，不辞劳苦的深入到乡村、城镇考察研究，陆续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新开拓、中国城乡发展道路、论中国小城镇发展等著名的文章，集中论述了以发展小城镇作为农村人口的出路、协调城乡发展和实现中国特色城市化等
9、关键问题。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是英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城市学家，规划设计家。1850 年出生的他，目睹了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动态过程中带来的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因人口大量从农村向城市迁移，而造成的城市人口拥挤和环境恶化的“城市病”问题，以及农村衰败，停滞不前，农村生产力下降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他认为人口过分聚集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并提出通过建设田园城市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最终构建一个“城市乡村”一体化发展的社会城市来重新分布城市拥挤的人口的主张。这个主张的主要思想体现在其 1898 年出版的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1
10、902 年第二版及后来的各版本书名均被改为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他对城市和乡村规划发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至今远远还没有褪色。今日世界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推进，正经历着一百多年前英国所走过的道路，因此是可从此书中寻找经验、少走弯路的（金经元，2000）。正如奥斯本在该书 1946 年版的序言里面说：“在读这本书时要注意，我们正在研究一张近 50 年的蓝图。令人惊讶的不是它的边缘已经褪色，而是它的中心依然清晰、醒目。”金经元先生在译序里面同样说到：“所有关心社会前途的人，都有可能从中得到启迪。”无论是费孝通面对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还是霍华德面对英国“城市病”和“乡村病”的双重
11、困境，都一致的认为人口的合理安排和有效转移是城市化问题的关键，必须通过建设小城镇或是田园城市来转移和分散人口，从而缩小城乡差距，最终达到城市化水平和质量提高的目的，走上“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城市”的建设路上来。三、经典的误解三、经典的误解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费孝通提出小城镇理论以来，小城镇建设受到了高度重视。特别是 1998 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农业和农村中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小城镇大战略”的口号，明确了小城镇战略是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而使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由自下而上的地方发展模式转变为中央政府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以制度化的形式得到推广实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到
12、如今国家小城镇战略已经推行了二十多年，可东部和中西部差距越来越大，城乡差距也日益扩大化，农业人口有增无减，这是经典小城镇理论无法解释的（王星，2006），小城镇理论仿佛遭遇到现实困境。本世纪初至今，中国大城市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城市群（都市圈）的建设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2006 年十届全国人大通过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又进一步对城市化问题的指导思想做出了变动，提出在继续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强调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人们又放弃了建设小城镇这条道路，重新回到盲目追求大城市、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的老路上去。仿佛费孝通小城镇理论在大都市的膨胀发展中遭遇到被否定的命运。
13、由此人口流迁和分布再一次呈现“葫芦型”，城乡人口两头突出，中间小城镇人口萎缩，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霍华德的明日的田园城市同样遭遇到经典著作通常遇到的不幸：既受到显然从未读过这本书的人的斥责，有时又被对它一知半解的人接受（芒福德，194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城市人口迅速发展，相应地带来了住房建设的高潮。为适应各种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想避免给大城市带来压力，受田园城市运动的影响出现了大伦敦规划方案，在绿带以外建设若干个卫星城和新城。方案原想向外疏散部分伦敦人口，此目的并未实现，反而变成了新的一种方式吸引了更多的外来人口，变相地进一步扩大了伦敦。而在中国同样也效仿这样的做法，近年来大城市卫星城
14、和新城区的建设成为了一种风潮，结果却吸引来了更多的农村流动人口，造成了更加严重的人口拥挤问题，城市像“大饼”似的呈圈形向外扩展，“城市病”和“乡村病”也愈加严重。因此我们不得不省思，是不是小城镇理论不适合中国的现实情况，还是遭遇到了“经典通常遇到的不幸”。而另外一方面，大城市给人们带来许多困惑之际，至少不是每一个大城市都越大越好，为什么我们不学习西方治理城市病的成功经验，偏偏要把他们的城市病态作为效法的榜样（金经元，1996）。中国流动人口日益膨胀，拥挤在大城市，他们的住房、就业、城市的环境和农村的未来日益令人担忧。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面临着诸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特殊的制度性约束，又基于中国的庞
15、大人口规模，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转移可能更多的取决于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与聚集，而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小城镇可能在未来的中国人口城市化转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杨文兵，2009）。既然我们认为无论是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还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规划都遭遇到了不幸的误解，那么费孝通设想的小城镇到底是怎么样的，其与霍华德规划的田园城市有什么异同呢?四、理解费孝通与霍华德四、理解费孝通与霍华德（一）突出人口流迁的难题（一）突出人口流迁的难题费孝通提出的小城镇问题，主要是从人口分布的角度去展开的。费孝通认为，在人口数量上，城乡差别太大。现在面临的人口问题是，下面农村劳动力过剩，亟待解决。中等以上
16、城市又存在待业青年多的现象。然而有一个地方却是缺人，即小城镇（费孝通，1982）。我国虽然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口的增长还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由于文化不发达，计划生育的效果是不理想的。因此如何转移和安排农村新增人口和剩余劳动力问题成为面临的难题。如果把人口留在农村，将增加农村土地压力，同时农民被封闭在小村里，文化将日益下降；如果把人口盲目地转移到大城市，将面临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大城市病”，事实证明大城市模式不利于广大民众安居乐业，况且这种模式与我国国情也很难接得拢（费孝通，1983）。然而，随着户籍限制政策的开放，由于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作用，大批流动人口往大城市聚集。这样造成大城市的人太多，而小城镇人口则不增长，费孝通认为这是中国人口分布不合理的大问题。这种用大城市直接替代农村的城市化道路不适合中国农民人口基数庞大的国情，根本无法解决转移几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的巨大压力。城市化进程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怎么样为新增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到出路，使他们不成为一个消极的包袱，而成为一个促进经济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