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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额信贷公司的乡土化治理小额信贷公司的乡土化治理一、小额贷款公司信贷理论的简单回顾小额信贷，以孟加拉的乡村银行(Grameen Bank)最为著名，成立于 1976 年，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各种各样的小额贷款机构成立，在具体经营上，则是创新不断迥异于传统银行的信贷技术，归结起来可以概括为几种类型：小组贷款模式、个人贷款模式、村银行模式、合作社模式、社区银行模式等。这些比较典型的小额信贷模式采用了不同于正规金融的传统融资技术，而是因地制宜，发挥了灵活创新的优势，降低了信息成本，使得小企业、个体户和个人比较容易获得贷款。这些机制不外乎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小组联保贷款技术。小组联保曾作为小额信贷的典型模
2、式广泛推广，孟加拉的格莱珉银行的第一代信贷技术就主要是这种技术，放贷对象不是针对个人，而是由彼此熟悉的潜在贷款需求者，自愿组织起来，成为小组，并互相担保，如有一人违约，其他人的贷款便也受到影响，小组成员要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在这种情况下，小组成员彼此监督，比较有效的解决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首先，小组的组建采用自愿原则，小组成员都是村庄或社区的熟人，彼此知根知底，每个人都愿意和信用好、条件好的邻居组成小组，而那些风险较大、信誉较差的居民，就比较容易被筛选出来，降低了风险水平(Ghatak,1999)。其次在解决道德风险方面，通过小组成员平时互相接触和定期开会，充分交流信息，及时发现彼此中可能
3、存在的冒险行为和欺骗行为，譬如投资项目选择风险更大的项目，资金挪作他用。在还款阶段，基于动态博弈的考量，借款人在多期博弈中，会监督成员之间的还款，尽量降低道德风险。二是动态激励的机制。在小额信贷的设计中，为了鼓励借贷者按时还款，防范到期后违约，在信贷合约中纳入了多期信贷合约，并对按时还款的客户给予更高额度借款，或者对违约客户终止合约，这就将借贷双方对未来的预期和历史记录的考察纳入合约框架。在合约之始，可以先借贷较小额度，以发现借款者的真实信用水平，在后续的博弈中，逐渐树立借款人的信用考察，并防范借款人的道德风险，这无论是在团体借款还是个人借贷中都适用。当然，这个机制的效果还和借贷人未来从其他金
4、融机构获得贷款的难易程度相关，因为，借款人在违约后可以转而向另外的放贷机构借款。三是分期还款制度。除了以上两种技术，小额信贷还多采用分期还款的制度。这要求借款人在借款和进行投资后不久就开始定期(每周或每月)进行偿还贷款的一部分，直到贷款期末全部还完本息。这一方面可以提高有效利率水平(在利率管制的前提下，间接地提高了回报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定期的还款，提早发现具有较大风险的贷款， ，从而避免了集中还款带来的更大风险，减少了损失。这种制度对借款人的现金流要求比较高，要求投资项目能获得稳定的收入，降低了贷款项目的风险水平。同时，这种技术还要求借贷客户事先要有一定的资产来源，因为定期还款之初，投资的项
5、目并不能够立即产生收入，这就需要借款人自有一部分资产，这也相应的起到了担保作用，降低了贷款的风险水平。四是担保替代。小额信贷的客户大多是低收入小规模企业或者个人，没有多少符合银行放贷要求的担保抵押品。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小额信贷在其具体操作上，在担保抵押上十分灵活，有些贷款并不明确要求提供担保抵押，而是灵活地寻找替代性的担保抵押品，譬如在小组联保贷款中的对小组成员的“强制性储蓄” ，就是一种隐形担保，其他诸如一些不标准的抵押物，譬如“收入权” ，对借贷人具有重要意义的特殊物品、权利、动产、预期收入等等，这就大大拓宽了担保品的范围，使更多的个人、小企业能够获得贷款。二、小
6、额贷款信贷技术的转变小额贷款公司引入中国以来，普遍借鉴国外小额贷款公司实施的小组联保贷款技术来降低信贷风险。这包括了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扶贫试点，也包括了国内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开展的小额贷款项目。尽管小组联保具有信息发现功能，通过小组成员的互相监督和选择，来甄别出较高信用的客户，但是，在实际的实践中，一些小额贷款机构包括格莱珉银行也放弃了小组联保责任制，转向个人违约责任的自负，但保持了成立贷款小组和定期召开小组会议的方式。Gine 和 Karlan(2009)与菲律宾小额信贷机构 MFI 合作开展田野实验检验了小组联保和不实行联保的小组模式，实际上违约率是相同的，以小组为基础的个人责任制并没
7、有带来更高的违约率。后者在取消联保方式的同时，保留了小组成员每周都见面的例会制度，并依然执行分期还款的制度。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果呢，从对案例的观察和实践经验来看，小组成员的每周见面会保持了小组成员之间的互相监督的作用，并在这种互动交流中建立了很好的信用意识。人们在相处交往一段时间后，开始重视并且珍惜交往中的声誉，并产生了道德感，这正是社会资本的作用所在。经常见面对社会资本和信任都积极影响。在国内农村地区的试点信贷公司，普遍采用了乡土化的策略，不再单纯的采纳分组联保的技术，主要依靠信贷员本乡本土的优势。农民虽然很少有抵押物，但农村有农村的好处，那就是人的流动性差，大部分人都是知根知底的。由于都是当
8、地人，所以如果大家都知道某个人人品好，信用好，两个小时就可以让他把贷款领走。因此，对信贷员的选择和管理是小额信贷公司治理的重点。三、信任小额信贷的乡土化治理机制非正规金融在向小额信贷或者微型金融机构转变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和利用本地优势，采取灵活的没有一定之规的信贷技术，反而能取得很好的治理效果。这种灵活的信贷技术主要依靠的是本土信任，长期在一起生活工作产生的信任，这种信任不是单纯的出于利益上的考量，还大多出于长期互动产生的信息、情感上的交流，在道德上产生的信任。这种信任最终混杂了人情关系、经济利益、道德情感等方面的原因。这种信任也只能在成员流动性比较差的小区域范围内才适用，并表现出比法律等正式
9、制度更好的治理效果。信任使得正式制度即使不发挥作用，也能够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从研究组织理论的学者来看，对这种信任还存在着一些争议。威廉姆森认为在经济交易中，这种不依赖于经济利益的计算的信任是无法在市场竞争中生存的(Williamson，1996)。人们在经济交易之前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不得不采取防范措施来应对投机行为。这些自我保护措施主要建立在强制权力和制止行动的基础上，也就是所谓的正式控制(formal control)。例如，针对专有性投资可能存在的“敲竹杠”问题，往往投资方会要求有抵押，或者第三方规制(Williamson，1979)，或者一体化科层控制，以防止进行专有性投资后，交易对
10、方强占可占用性准租带来的剩余；再譬如，在不断地重复交易中，博弈双方为了保障合约的真实履行，就利用随时终止交易来发挥威慑作用，投机的一方就要考虑到终止交易带来的一次性收益是否会小于继续合作带来收益贴现值。经济学的这些分析框架，依赖于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人总是理性和自利的，人总是存在机会主义的倾向，市场的功能总是会在演进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自发形成一系列的机制来抑制这些行为，譬如，声誉投资、第三方约束、抵押质押、有成本的监督执行、外在的法律约束等。如果也把这些遵守承诺的行为也叫做信任的话，那么在这些制度下的信任是出于利益的认真计算，履约比违约更有利。或者说信任交易对方比不信任要更有利益可图。但是，这种
11、建立在利益计算上的信任正恰恰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心理上不信任，并为此需要花费成本建立起相应的防范机制，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这与人际关系交往中信任是相左的，考虑社会道德文化的影响，日益频繁的外部冲击要求发展中国家利用更有效的手段防范冲击，信任不应当是一种纯粹经济理性的行为。而且成为了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基金公司，可见，完全采用理性人的经济假设来解释现实的经济活动是不够的。道德情感，社会文化风俗等非正式制度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对中国尤其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诚信的道德传统，深深的影响了社会运转和经济秩序，即使中国没有类似于西方的法制传统，但依赖于传统文化中的信任，古代中国经济发展也表现
12、良好的成绩。梁漱溟(1992)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的，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以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 。人们或组织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就会产生信任，并和睦相处。在中国传统农村、社区或商会中，人们之间关系确定有序，信息交流透明，相互之间信任程度较高。同样，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也不可能完全隔离与传统的关系，信任文化仍深深的影响着现实经济，特别是在流动性比较弱的经济环境中，往往这种乡土性质的信任反而就会发挥出比较好的治理优势。这样就为小额信贷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乡土化的外部治理条件。当然，我们强调乡土治理，强调非正式制度的优势，并不否认，建立更加严密科学的正式规则和制度是经济治理的方向，只是在建立正式制度的同时，也要发挥非正式制度的这种优势，特别是在转轨时期，许多正式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这种需求更加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