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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告别演讲这是我最后一次以院长身份讲话，也是告别辞。本届人文学院的管理团队任满三年， 履行了该做的工作，维系了人文学院教学、科研的正常运转，教工、 学生人人平安，这便 足以令人欣慰。至于体制所看重的各种业绩、评价，皆过眼云烟，不值得多提了。如果说， 这几年里有什么没干好的事，无论是校方有看法，还是教师学生有意见，都由我来承担了。 就各位对我这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海涵，亦心存温暖。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常规换届的结果，竟是上届管理团队的全军覆没，尽管原因各 不相同。本人“老卖年糕” ，鲍伟轮岗，两位副院长抱着深深的人文情怀回到自己所
2、眷恋的 专业中。不过看透了，这也是好事，不经意间摆脱了所谓“新老结合，以老带新”的陈腐 套路，新院长、书记可以轻装上阵，独立思考。 六年半讲了无数次话，多是随意发挥，也没什么主题，这最后一次，我想了个题目： 怀童心的孩子回家吧 。 此次卸任，也是我自 1970 年元月参加工作历 40 年之后，从体制退出，虽然还要教几 年书，但从内心里是抛开体制了。 这一段讲讲我为什么不愿意续聘连任院长了。 我这辈人，不幸中也有幸，生活于文化大颠覆又艰难重建的时代，经历、看到了寻常 时代所无以体会的东西。这时就想做点学问上的事，于是去考大学。 听课时又发现高校教 师的所讲所做似为“体制化”宣传工具，说来说去离不
3、开个唯物主义、阶级斗争，令人失 望。此刻幸而又幸的是，我的导师王先生是一位守望民国学术风格的老学究，在他的鼓励 下，我读书的范围主要是文献和*学者的著作，陈寅恪、钱穆等，研究生的课程又让我认 识并喜欢上了玄学的率真、自由与逍遥。 但还有个话在我的命运中起作用：时势比人强，人算不如天算。时代变迁中，大潮也 会席卷你。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打开了国家的封闭状态，一线生机让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兴 奋，看到希望于其中，我也不例外。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了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投身于温 州现象调查、个私经济研究，为艰难起步的民营经济张目。1988 年写了“温州社会二元结 构的社会学思考” ，入选中央“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
4、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 ，算是个国家 奖。 到 1992 年， 学习与思考主编要退休，社科院领导让我接任。他们说：邓小平发表 南方讲话了，思想又解放了。结果还是任命了。当场我就想起杨绛在钱钟书被任命为中国 社科院副院长后的一句话，说钟书“被人捉将官里去也” 。好在我内心未将此职当作什么官， 主编也和我当这个院长一样，无非是个做事情的平台而已。并且，我的理念很清楚，在体 制内掌管一块地盘，一不当体制的工具，为之增添什么政绩，不在乎领导评价；二不为个 人经营体制里的名、利、官；三从自已的良心和是非出发，自觉抵制、消解体制中的假大 空痼疾。 当时学习与思考是省级理论刊物，省委领导、军队将领经常在上面
5、发文章，被看 成是认识、接近高层领导的最佳位置之一，不少人为我支招。我呢，则反其道而行，要办 讲点真话、有文化品味，尽量减少假大空的刊物。一段时间后，这些领导逐步出局，代之 以王元化、杜维明、成中英等。那阵的形势似乎还能往前走，我也不甘心就此止步，于是 将刊物名更为观察与思考 ，并设计、推出了具有鲜明写真与批判色彩的系列主题：被接 待的中国人、吸烟的中国人等等。浙江新闻界一片惊呼。要离开观察与思考时，不少 人劝，多好的位置，风光自在，可进可退。但我的理想是办讲真话的刊物，如实现不了，2当作升官发财的跳板，吾不为也。 2002 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
6、转 换， 王充传完成。 2004 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又有时间 搞研究，不想动。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经历，感受一番中国高 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再说，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一振呢。我只好笑着 应了。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二届。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 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2009 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 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近年盛行的数字化 考评、高校排
7、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 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 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 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的指标；二是高校 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说，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 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 社会责任。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政 府、送礼攻关，争项目、要课题。这是大学境界、
8、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 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我想到*夫人 90 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政府看她生活比较艰 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夫人谢绝了。 她说：*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们认定我们和*没有利益关系， 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 也都不信。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 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 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不择手段。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 学校做大做强！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这正常吗？ 校内部门的领导们
9、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 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照；本部门的考评在 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挡次；如何通过搞关系、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关 照，你这次帮我，我下次帮你古人讲求劝人以德， 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利” 。我 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再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 ，行事的根据只 有一条“有奶便是娘” ，说好听点是谓“谋食不谋道” 。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这不 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问题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 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
10、的信任。 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 。我听后并不感 到惊呀。最近我去东北讲学，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国的教授、学者，普遍的反 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 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势者，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 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学者这副“权力附庸” 、给点 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当你一回事儿。我亲历过 一件事，2006 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 有位老师正在创作，说
11、搞不懂，不予理睬。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 厉批评，推迟验收。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对美院还有 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在给患者看病，3表示不便见，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说跟*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质了，生活在 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们汗颜，不自重，又何以能让别人尊重。 在这种体制中，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 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 无非利用手中资源，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别刊物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讲学，变相用
12、公款行贿。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 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评委。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 位，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不屑为之。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这些既然是我 批评的事情，就决不随波逐流。 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 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 参预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我选择了批判的态度，行动上便不会另行一套。2006 年本科教育评估，大家无不反感， 但学校要求评估组进场时全体起立，
13、长时间鼓掌。那天我是整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 掌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假、这样贱？反感或反对，为什么不敢公开表达。2008 年学校搞所 谓“加速发展”的改革方案，小组讨论时我发表了不同意见，蒋书记要我大会上讲讲，我 便在大会上坦言：如今之大学是“谋食不谋道” 。2009 年底续签增长 20%的责任书时，我曾 打算拒签，因此而下台也无所谓。为此找过蒋书记。蒋书记做工作说，你不签，这件事就 僵住了，反正年内要搞“三定”方案，到时会调整的。这样我才勉强签约。去年初学校开 党代会，小组讨论有校领导参加，我本不想发言，大家一定要我讲几句，我便说， “一所大 学设有党委，还要开党代会，这是人们习惯了的现实，
14、但这是真正的大学之道吗？世界上 还存在此种体制的恐怕也只有朝鲜、古巴了吧。没听说世界上哪所一流大学是在党委领导 下成功的，也没听说哪个党委办出过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 于与世界大学接轨，若不行，哪怕学学*时的北大和西南联大也好，总在现行体制框架里 折腾是没有希望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即这个意思。我不想发言，就是对当下只见树 木，不见森林的讨论不感兴趣。 ”党代会后接着开教学工作会，吃饭时我坐在蒋书记边上 想说个事，看到一拨一拨的中层干部来祝贺蒋书记当选，言辞阿谀，全是官场文化。我说 不出口，坐至终席不发一言。近些年里，无论省领导还是学校领导的报告，我极少参加， 不是摆谱，实
15、在是听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语，坐不住。我任职期间向学校的建言，都不 在所谓搞指标的“强校”方面，粗想大约有这样几条：引进人才的政策要适当灵活、宽松， 否则难以操作白费劲；认真履行低碳节能，消灭长明灯、跑冒滴漏；撤掉学校的驻京办事 处。对以上言行，有人说我敢直言、有见识，其实在我心里，只是遵循常识而已。目前中 国高校所范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 在对待体制的业绩、考评等事情上，限于我个人的好办，不当会事罢了。近年来我从 不报奖、争什么带头人、入什么人才工程、第几层次啥啥的每回报奖都有人劝我，包 括学校领导、好友、同事，职能部门还表示愿意代为填表。我感谢他们，但依然故我，解 释的理由也简单：一是本人
16、的成果水平低，够不着，白折腾；二是生性怕花时间填表，有 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点令人愉快的事。当然，我对报奖和获奖的老师，也 表示尊重。大学的老师们不需要同质化，有差别，价值多元是好事。 但关系到部门工作和集体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我的分寸是，按学校要求 公事公办，报学位点、学科、团队、精品课等等，一板一眼地执行，但重点在于提高水平、 壮大实力、打好基础，结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关忽悠，跑省里、跑部 里。在此类事情上，我从不行贿送礼，至多意思一点劳务费而已。也有人建议多送，说有 的学院五倍、十倍于我们，我未接受。我的观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线。对于通过4送重礼达到目的者，我毫不羡慕，甚至可怜他们。我不会为此而焦虑、纠结的，也决不会 为了得到并维系诸如此类的“业绩” ，绑架自己宝贵的生命。多个点什么的，真的就代表水 平高了吗？这是真学问？真科研吗？在我眼中，不少各种名义的大项目，资金上千万上亿 的，搞出些伪科学成果来，通过动用科研经费攻关，就能整个大奖来。这是在糟塌纳税人 的血汗，还败坏学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