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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日常生活视野中的城乡关系及其出路提 要：本文从农民日常生活的视角对城乡关系展开讨论。农民的日常生活一方面受制 于城乡关系的总体力量所产生的支配性逻辑，但同时也包含着体现农民自主性、能动性和 创造性的行动者逻辑。面对城乡二元市场的总体格局及日常生活的市场遭遇，体现农民自 主性的选择是进城务工和跟从性的农业投机：前者最重要的不是进入城市，而是进入一种 职业分工体系;后者也不能简单视为盲目的市场行为，它具有促进地域内专业生产和地域间 农业分工的潜在功能。这两种行动选择对政策选择的启示是，以现代农业分工体系提高农 民的市场地位，进而改善城乡关系。 关键词：日常生活; 城乡关系; 市场遭遇;现代农业
2、分工体系亨廷顿曾经指出，现代化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城乡差距，这一差距是正在经历着 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是这些国家不安定的重要根 源，是阻碍民族融合的一个主要因素。1建国初期以来，中国城乡差距的历史与现实已经 并且仍在继续验证着亨廷顿的命题。据世界银行的计算，1952-1977 年，中国的城乡差距 总体上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状态，平均差距系数为 2.66 左右(其中，1958 年-1963 年曾发生了 较大波动，一度超过 3.0)，与其他亚洲低收入国家相比，几乎要比后者高出 1.1-1.5 倍。从 改革开放到 1980 年代中期，城乡差距一度呈现缩小的趋势，但随着
3、中国改革的重心从农村 转向城市，城乡差距再度拉开，除 1994 年-1997 年出现短暂缩小，总体趋势一路上扬。2 目前中国的城乡差距已经超过警戒线，是国际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当下中国所暴 露的诸多重大社会问题都与城乡差距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关系是中国现代化道路 上最大的“中国命题”。一、回归日常生活：城乡关系研究的新视野在当下城乡关系的困境中，农民显然处于受困者的地位，因此农民构成城乡关系研究 的基本关怀。城乡关系与农民的命运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把握城乡关系首先要理解农民的 命运。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理解农民的命运。实际上，大尺度的结构、宏 观的制度框架、整体性的城市化
4、和乡村建设进程也是一种理解农民命运的路径和视野，它 们构成了决定农民命运的总体性安排。在农民的命运与总体性安排之间搭上联系，是社会 学想象力的基本体现。米尔斯认为，在各种特定环境中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是由结构性状况 引起的，要理解个体的遭遇和困境，需要超越个体来看待它们。16但是，社会学的想象 力在不断扩展研究视野的同时，不能将研究本体悬置起来，过份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与研究 本体构成联系的外部因素上，而忽视了研究对象内在的特征。农民的命运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事实，如果仅仅放在总体性安排中进行理解，那就陷 入了客体主义的认识论。由此得出的理论见解和政策主张体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由外而内 的思路、逻辑和智慧
5、，并具体表现为一种从外部施加在农民身上的人为规划与设计。按照 这种路径，农民的命运是由总体性力量所支配的，作为行动者的农民是无法决定和选择自 己的存在方式的。因为，农民所置身的总体性安排是主导性、普遍性和原则性的，是一只 看不见的手，它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农民的生存状况仅仅是其自然的延伸。在这种客体 主义的认识论中，农民被视为缺乏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对象”。由于行动者的缺位， 所以单纯从总体性安排入手改善城乡关系，常常无法带来预期的效果和设想的前景，旨在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选择反而有可能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趋势， 是把研究重心转向一种实践性的“本体论”关怀，更加关注“在
6、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 种社会实践”，17也就是重复展开的日常(day-to-day)生活。这意味着日常生活成为理解和 认识社会的意义之源，只有把各种需要解释的问题放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理解，才能实现真 正的“本体论”关怀，才能准确地解读问题背后的“符码”并找到有效的操作性政策框架。脱 离了日常生活也就脱离了农民的真实存在方式。日常生活是农民实现“本体性安全”的基本 组织方式，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基和生命延续的基本脉络，是一种具有惯性的社会行动体 系和农民现实遭遇的具体场域。因此，日常生活就构成理解农民的命运与城乡关系的另一 种路径。如果从真实生活的角度进行提问和思考，回归日常生活具有以下三个方
7、面的意义：首先，回归日常生活能够在真实的存在方式中把握农民在城乡关系中的遭遇及命运。 不可否认，结构、制度、城市化和乡村建设确实与农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且具有举足 轻重的意义。但是，如果从农民命运的发生场域来看，这些总体性安排表现出一定的外部 性。施加在农民身上的总体性安排与农民的真实存在方式并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前者是 宏观的、静态的，后者是动态性的、实践性的。农民的真实存在方式并不是完全按照外部 规划展开的，它还包含着总体性安排以外的逻辑、特征和内容。因此，从分析的意义上说， 农民的真实存在方式包含着两种不同的逻辑，一是总体性安排所施加的支配性逻辑，二是 体现农民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
8、行动者逻辑。其中，行动者逻辑是日常生活的主体内 在的和自在的特征。比如农民作为一个行动者所具有的自主性意向、植根于身体中的性情 倾向和社会生活式样、累积起来的经验性和地方性知识等等。这两种不同的逻辑相互交织、 参混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日常生活样态。也就是说，农民的真实存在确实是嵌入于 总体性安排中的，但更准确地说，是嵌入于包含了支配性逻辑和行动者逻辑的日常生活中 的。实际上，人们在感叹自己“命不好”或“命好”的时候，总是立足于日常生活的现实遭遇 和实践场域而言的(也就是两种逻辑相互遭遇)，而不仅仅是总体性力量对人的支配。因此， 只有回归日常生活，才能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农民在城乡关系中的遭遇
9、及命运。其次，回归日常生活能够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把握城乡关系的实践形态。城乡关系既 是构成性的，也是实践性的。城乡关系的实践并不是城乡结构、制度在理论上的运作过程， 它不能脱离具体的人与具体的事而存在。相反，城乡关系的实践同卷入其中的社会成员日 复一日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等生活体验与实践过程联系在一起。 比如，城乡差距就是通过农民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差异体现出来的。各种制度安排只 有对城乡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产生不同的影响时，才具有城乡关系的实质性内涵。对城乡 两类社会成员来说，如果户籍分割没有导致就业、福利、医疗、教育等一系列与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的差异，那么它仅仅是一种标
10、识人口的符号。同样的道理，城乡二元结构、城市 化和乡村建设对于城乡关系的意义，也在于它们涉及到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并对日常生 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归日常生活就是回归城乡关系的具体实践。 一旦我们将目光转向日常生活，就会发现城乡关系的实践形态，具体表现为上述两种逻辑 的互融互构过程。因此，城乡关系问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结构问题、制度问题、城市化与 乡村建设问题，而应该理解为一种实践问题。改善城乡关系也不能仅仅在外部的规划和设 计上做文章，而应该立足于城乡关系的具体实践，实现政策选择与城乡关系实践的对接。最后，回归日常生活能够为改善城乡关系带来新的政策灵感和经验启发。从根本上讲，
11、 改善城乡关系就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常规的观点认为，农民的弱小、非理性、依赖性和涣 散性决定了农民不可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农民只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对象”。因此，相 应的政策选择也就预先排除了农民的智识资源，最终导致以“极端理性主义”的标准把农民 规划到一种人为的秩序和工程中去。从城乡关系的实践形态而言，这种政策选择仅仅抓住了日常生活的支配性逻辑，而忽视了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逻辑及其背后的社会含义。实际 上，作为弱者的农民身上也蕴藏着重要的智识资源，也就是在日常生活的绵延中积累下来 的实践知识。实践知识体现了农民展开社会生活、应对困境与危机的智慧、行动方式、逻 辑、过程和思维。这种智识资源对于改善
12、城乡关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实践知识为 农民展开社会生活提供了一种知识观照和经验依据，减少了社会行动的盲目性，他们知道 “怎么去做”才能保证其基本的安全，起码不至于更加糟糕;第二，作为一种经验积累的产物， 实践知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能够不断吸收新的经验，并随着新经验的不断积累而发生变 化、调整、扩充和发展，这意味着凭借实践知识能够不断改进社会生活状况。因此，要解 决农民问题进而改善城乡关系，不能对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实践知识视而不见。游离于日常 生活的行动者逻辑之外，必然陷入一种哈耶克所警告的“要命的自负”。这就需要回归日常 生活，把作为行动者和历史创造者之农民的智慧和创造性带回到政策选择的知
13、识系统中去， 使外部的支配性逻辑与内在的行动者逻辑形成合力。二、农民的市场遭遇：城乡关系的一种日常生活形貌从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看，它表现为一种重复性和例行化的社会行动程序和路径，也 就是每天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由于日常生活本身是外部的支配性逻辑和 内在的行动者逻辑互融互构的结果，因此，在农民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中，不仅可以发现 城乡关系的总体性安排对农民施加的影响，而且可以发现在这种总体性安排下农民内在的 行动逻辑及其社会含义。如果从日常生活的内容来看，它包括日常生产、日常消费和日常 交往。由于日常交往并不必然与城乡关系发生联系，因此本文对农民日常生活的考察主要 围绕着日常生产和日
14、常消费展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的日常生活是依靠指令性计划组织起来的。农民每天在什么 时间、什么地方、干什么事情都取决于集体安排。作为这种安排的结果，农民日常生活中 的衣食住行也直接或间接受制于指令性计划。比如，农民一年有多少斤口粮、一家养几头 猪、每人几尺布几斤油等等都受到限制。1978 年开始的农村改革，使农民日常生活的组织 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新的组织方式不是对指令性计划的修补和延续，而是另起 炉灶和根本性的变革，市场替代指令性计划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组织轴心。在依靠市场组 织起来的日常生活中，每天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干什么事情取决于农民的市场判断， 衣食住行的方式和质量则取决
15、于在市场中的斩获。简单地说，农村改革以前，农民的日常 生活围绕着计划转;改革之后，农民的日常生活围绕着市场转。在这种变化中，作为支配力 量的指令性计划退出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到 1980 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市场化改革向城市的 推进，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开始由市场来组织。于是，市场构成了城乡居民日常生活共 同的支配性逻辑。但是，尽管农民和城市居民同处一个市场体系，但农民在市场中的遭遇 与城市居民是完全不一样的。连接着城市和乡村的市场体系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维度和不同层次的市场：一是农产品 向城市流通构成的初级市场;二是城市向农村提供工业品和服务品构成的次级市场。农民日 常生活的两个方面(包括日常生产和
16、日常消费)正是在这两个市场的主导下组织起来的。而 且，城乡关系的二元性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非农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以外，绝大部分农民的日常生产都与 初级市场联系在一起。农产品需要通过这个市场进入城市换取来自城市的工业品和服务品。 但是在初级市场中，农民的市场地位却阻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第一、农民的日常生产是 以农户为单位分散经营的，农户之间形成一种完全竞争的关系。完全竞争使农民丧失价格 优势，即使增产也不增收。第二、城乡分割导致市场信息的隔离。农民并不掌握农产品进入城市之后的价格信息，农产品的销售价格被占有信息优势的流通中介所垄断。信息的隔 离同时增加了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农民的日常生产基本上是在缺乏风险评估的基 础上完成的。第三、随着农村信息传播工程的发展，即使农民借助电视、网络等媒介掌握 了农产品终端的价格信息，但是由于城乡之间的空间间隔，分散经营的农户仍然无法直接 进城销售农产品(城郊的农民例外)。一方面是交易成本太高，另一方面农民也不了解进城 销售农产品的规则。因此，农产品进城最终还是只能依靠具有信息优势和交易成本优势的 流通中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