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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城市病城市病”缘何而生？北上广城市病比发达国家严重缘何而生？北上广城市病比发达国家严重 来源：新华网 时间： 2014-05-12 09:44 新华广东快讯微博制图：蔡华伟面对蔓延加剧的“城市病”，人们更加关注大城市如今，日益严峻的“城市病”现象，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聚焦大城市。大城市究竟该 何去何从？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大城市应如何定位？怎样治理大城市的“城市病”？编编 者者“城市病城市病”愈演愈烈愈演愈烈北上广等特大城市“城市病”比发达国家严重，好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2000 多年前，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这样说。然而，在当下中
2、国的一些城市，品咂这句话却让人别有一番滋味。早上一上班，北京的白领王梅就赶紧打开电脑查询空气质量，家里老人正等她回电话， 看能否带孩子出去活动。看到 PM2.5 浓度在 300 微克/立方米以上，王梅不由地叹了口气。下午下班，广州的公务员龚翔一出单位就遇到了大堵车，10 分钟的车程竟然开了 1 个 多小时，踩刹车直踩到脚软。一看手机，拥堵级别为深橙色的“严重拥堵”。晚上到家，上海的打工者李小柱推开出租屋房门，一股方便面的味道扑鼻而来。20 平 方米的小屋住了 8 个人，每张床铺每天租金 19 元。为了这 19 元，“蚁族”们省吃俭用， 有人甚至一天三顿都吃方便面日复一日，这样的场景正在今天中国
3、的许多城市上演。人口膨胀、住房紧张、就业困 难、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公共安全事件频发，我们在享受城市生活的同时， 也不得不面对愈演愈烈的“城市病”。“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城市病问题已较为严重”，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 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坦言。先看交通。资料显示，美国人上班平均单程花费 25.1 分钟，其中纽约 34.6 分钟，为 全美最高。而北京通勤时间平均为 1.32 小时，单程约为 40 分钟，上海单程约为 36 分钟。再看环境。美国最出名的“污染城市”洛杉矶，其 PM2.5 年均浓度也仅 20 多；日本东 京则在 20 以下。而去年我国北京、上海、广州 PM2.5 年均浓度分
4、别高达 89.5、62、53。“我国北上广等特大城市的城市病状况，比发达国家严重，比一些发展中国家则 要好些”，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陆铭说，在泰国首都曼谷，由于车速过 慢，甚至出现过 3 个月内有 900 名孕妇因堵车被迫在轿车中分娩的情况。曼谷的交通警察 不但会指挥交通，还会替孕妇接生！截至去年底，我国超过 1000 万人口的城市有 6 个，超过 400 万人口的城市为 21 个， 100 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已达 127 个。面对蔓延加剧的“城市病”，大城市的发展倍感纠结。那么，我国的“城市病”究竟因何而起？城市“生病”就是因为太大吗？“城市病城市病”病因多元病因多元规划布局不完
5、善、功能定位不合理、管理方式不科学，深层次看有体制机制性原因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规律，当城镇化率在 30%50%时，“城市病”处于显性阶段；城 镇化率为 50%70%时，“城市病”可能集中爆发。2“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率 30%70%的快速发展阶段，又在短短 30 多年走过了发达国家 几百年的城市化进程，因此，我国的城市病往往是急症、慢症、并发症共现”，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说。具体分析，我国“城市病”的成因是多元的。规划布局不完善。规划布局不完善。以北京的交通为例，在一般人印象中，北京堵车似乎是因为人口大量涌入、机动车增 长过快造成的，于是，北京出台了限牌、限行等措施，但收效不明显
6、。“机动车保有量增加并不必然导致交通拥堵，东京市区汽车保有量早已突破 800 万辆， 但因出行需求少、管理规范，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拥堵状况”，陆铭说，长期以来，北京将 政府部门、商业中心、公共服务机构集中在市中心，人口到郊区居住，这种“职住分离” 的规划布局导致城市建设“摊大饼”及居住点、工作点、活动点分离，使人们的出行需求 倍增，必然会加大交通压力。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距京 30 公里的河北燕郊，对于住在这里的 30 万人来说，家只是 一张供晚上睡觉的床，他们工作在北京，每天都要“跨省上下班”。曾几何时，我国城里人过的是“工作在前院，睡觉在后院，上学看病一个院”的生活， 许多机关大院、企业大院成
7、为人们最主要的活动范围，几乎不会给社会带来出行压力。如 今，这种被我国大多数城市抛弃的生活模式，却被一些发达国家重新拾起。在新加坡，政 府大力倡导“垂直城市”的规划理念。一个大的楼宇群，楼上居住，中间是商圈、服务加 餐饮，底层是地铁和公交，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生活。要出门时，电梯坐到一楼，公交地 铁就来了。功能定位不合理。功能定位不合理。时下，我国许多城市想追求的定位太高，想承担的功能太多，使城市资源环境和基础 设施不堪重负。到 2012 年，全国有 30 多个城市提出要建设金融中心，几乎涵盖了主要的 省会城市，其中也包括金融基础薄弱的西部城市。有意思的是，东北三省省会和大连市都 提出要建设区域
8、金融中心，西北的乌鲁木齐、兰州和西安也都提出要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管理方式不科学。管理方式不科学。“我国香港人口稠密，人均道路仅一尺左右，但在高峰期却不会大堵车，奥妙就在于 精细化管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说，内地一些城市红绿灯时长固定 不变，而在香港，政府经常调查每个路口在高峰期的车流量、每个灯放行的车辆数，进而 灵活调整红绿灯时长；内地一些城市路面上很少见到交警，而在香港，不仅电子摄像设备 密布，1700 多名交警还骑着摩托车四处巡视；香港还提高汽车的牌照费、停车费、燃油税 和环境税，只有不足 10%的香港市民每天开着私家车出行。从深层次看，我国的“城市病”有政绩考核体系、财
9、税体制不完善等体制机制性原因。一段时间以来，在过于看重 GDP 指标的考核“指挥棒”下，一些城市重“项目”轻 “承载”，争抢大型项目，拒绝产业外移；一些城市重“面子”轻“里子”，宏伟的摩天 大楼与脆弱的下水道并存，一遇暴雨就会造成内涝和交通瘫痪；还有一些城市“亲商”有 余“亲民”不足，商业地产开发往往超出规划强度，致使周边基础设施容量不足。城市华 丽而羸弱，“城市病”也就不请自来了。“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不合理财税体制，是一些城市房价高企的重要因素”，蔡继明 说，一些地方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卖地收益，想方设法人为推高地价；为了获取尽可能多 的房地产税费，则对房价上涨听之任之，对中央政策消极敷衍。3
10、由此可见，“城市病”的病因是多方面的，这些病因大城市有，很多中小城市也有， 不能把“城市病”看成是大城市的“专属病”。“城市病城市病”与城市大小无关与城市大小无关发达国家的不少大城市已告别“城市病”，而国内一些二、三线城市正在“发病”“城市病与城市大小没有必然联系。再大的城市，只要规划合理、管理有力， 城市病也会缓解；再小的城市，如果定位贪大求洋、管理混乱无序，也会爆发严重的 城市病”，陆铭说。事实上，发达国家的不少大城市已告别“城市病”。1910 年，美国纽约人口不足 200 万，却遭受着严重的空气污染，只有 5%的人活到 60 岁，20%的幼儿活不到 5 岁。如今，纽约大都会区人口超过 1
11、800 万，不仅治好了“城市病” ，还获得美国最佳旅游城市桂冠。上世纪 50 年代，英国伦敦人口不足 800 万，却发生了世界上最为严重的“烟雾”事件。 警察大白天要打着火把才能指挥交通，伦敦城里到处都是咳嗽声，一次烟雾事件，仅 4 天 时间就死亡 4000 多人。如今，伦敦大都会区人口超过 1200 万，却重现了蓝天白云。与之相反，国内一些二、三线城市却正在爆发“城市病”。2012 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显示，北京因交通拥堵使人均上班出行比正常时间 多耗时 14 分钟，位居全国最堵城市。然而，接下来的排名让人颇感意外，常住人口只有 760 万人的河北唐山市以人均上班出行多耗时 13 分钟位居第二
12、。据环保部监测，2013 年我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十大城市是：邢台、石家庄、邯郸、 唐山、保定、济南、衡水、西安、廊坊和郑州。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均不在其列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大城市特有的规模效应反而更有利于治理大城市特有的规模效应反而更有利于治理“城市病城市病”国内外实践已充分证明，不能将大城市与“城市病”画等号。实际上，大城市特有的 规模效应反而更有利于治理“城市病”。“打个比方，一个 20 名学生的班需要 1 个老师，一个 40 名学生的班也只需要 1 个老 师。换句话说，同样的公共服务支出在大城市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不仅如此，有些公 共服务的提供必须在大城市才可行”，陆铭说
13、。比如，只有城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时，发展地铁才是经济上比较有效率的，而只有建 成大规模的地铁网络，人们才可能摆脱对小汽车的依赖，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从而缓解交 通拥堵。再如，服务业的发展有条“进门人口数量”法则：开店要装修、要租金，只有进门消 费的人多到一定数量，才能抵消这些成本进而盈利。因此服务业往往更多集中在人口集聚 的大城市。大城市通过提高服务业比重，不仅能吸纳大量就业，还能降低单位 GDP 的排污 量。“21 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如此预言。大城市的出现是市场的选择，人口向大城市集 聚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模式，发展大城市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既然“城市病”不是因为 大造成的，我们就不应因噎废食、因“病”废大，而应在发展中小城市的同时，重视大城 市的发展，同时治理其“城市病”，使整个城市化进程科学健康，形成大中小城市共同发 展的合理结构。来源：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