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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士与江南文化士与江南文化读读识人识人 凝望苏州凝望苏州 名士贤人名士贤人士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很多学者都讨论过。士大夫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无法回避的课题。而具体到一个地域的士的特征面貌,学者们也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尤其是关于鼎革时期和明清名士的研究,都是以小见大,以人见时代。而潘文龙的识人 凝望苏州 名士贤人 ,却与诸多探讨士大夫话题的学术著作不同,以还原生平的方式集中描写一个地域的士人,分门别类又以时间为线。不单独写作一个时代的名士,而是拉通历史来做一个地域名士的整理,且在写作中,把地域性和人物性的相互影响放在重要位置。人物的精神高度和一地域风气的形成,由此清晰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作者潘文龙一
2、直专研吴地文化,已出版的苏州名人故踪 手艺苏州等都表现出其治学功底,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及调查资料都非常详实。作者行文时,既强调了人物的故事性,又立足于考证资料。流畅的叙述、严谨的态度,和另辟蹊径的架构,展示了作者自己对士与江南文化的深刻见解。关于士的定义,多数近代学者认为士最初是武士,进过春秋战国时社会变动转化为文士。这在识人 凝望苏州 名士贤人里,也可以看出“贤望功业”等章节里,士人的政治演生得到清晰的呈现:伍子胥作为贵族阶层,文治武功;到了孙武这里,吴地还有尚武养士的风气。而唐宋后,以范仲淹等为代表的名士,在政治体系中,展示出“修、齐、治、平”的儒家伦理特征。士人的出现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兴起的
3、一个最清楚的标志。本书选择士人这个群体,就涉及到了士人的流动性。关于士的流动,在以往学者的著作中,多从上层下层的流动来考证,而我们看这本针对苏州地域而写作的识人 凝望苏州 名士贤人 ,士人的流动不仅有上下层的流动,还有地域的流动和身份的流动。比如以支道林这样的个例来看,他有魏晋时候的时代特征,又游历大江南北,本身的知识体系贯穿儒道释三家,交往的人物也涉及到邪王、王羲之、孙绰等达官文士,体现了“士”的复杂性;又如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令人神往的人物,考察这个人物身上的特点,地点的流动性,官员身份、文人身份、道友身份的互相转变和被世人认可,也是非常值得深研的话题。由是,我们看识人 凝望苏州 名士贤人
4、,在选择人物上,正体现了阎步克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中所例举的两大类型:学士和文吏。学士文吏从分化到合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士大夫政治,孟子和荀子分别代表“礼教”和“礼治” ,而识人 凝望苏州 名士贤人中的士,正是以“名士”代表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又以“贤人”代表了文官的职业性表现上。由于以具有江南典范性的城市苏州为点,我们看这两种人物时, “礼教”又不仅仅是单纯的儒家伦理规范,而是多了精神的“风雅” 、道德的“风骨”两种与正脉有一定距离的“道” ,这尤其体现在沈周、文徵明为代表的明季士人身上,他们和政治保持了一个合适的关系,充分保证的是个体的独立精神。 “礼治”具体到范仲淹、翁同龢等人后,又
5、体现出大时代特征下文官的自我认知,参与政治的积极作为。作者在当代来歌颂这些名贤,写出了他们在“势”与“道” 、 “学”与“用” 、 “礼”与“法”的冲突下的矛盾、选择和处理方式。在人物功绩的评价上,用了现代的眼光,所以对待翁同龢这类在历史功过上有一定争议的人物,作者仍将他放入了“贤望”这个类别,通过实证法来肯定其道德操守。除了建立了功业的人物,隐士、文人、学者、高僧也分别作为一个类别被作者选入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已不仅仅从儒家政治体系来选择人物。而这一种评价方式,向上可以找到源头,从明毛宪的吴中人物志到清末的五百名贤祠,苏州历代作传者,都为这几类群体留出了撰写的空间。这是一个地域对待人物的方式
6、,同时也是士人群体对于这个地域的影响。如果除开了张翰、陆龟蒙等代表的隐士群体和以顾炎武、俞樾代表的学者宗派,如果缺少了沈周文徵明的笔墨和寒山印光背后的山寺,姑苏城,会缺少多少亮色!而江南,也会失去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故乡的这层吸引力。金克木曾在文章中问:中国文化老了吗?识人 凝望苏州 名士贤人是给普通读者阅读的,它也要回答这个问题:中国文化怎样传承才会“不老”?所以我们要追寻不朽的人和不朽的精神。士人精神的不老,当然不仅是左传所说的三不朽。而立功、立德、立言三者,亦不会随时光的流逝改变标准。古人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表达对圣贤的仰慕与崇敬, “仰”而“知” ,由“知”于是“行” ,不断地回顾名贤所为,解读士人精神,也是我们向高尚人格学习、接近的一种行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