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与《聊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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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西方文学中女性悲剧之比较中西方文学中女性悲剧之比较十日谈十日谈与与聊斋志异聊斋志异摘要:十四世纪五十年代和十七世纪,在世界文化史上,这是两个极为接近的时代:它们都处于中国和欧洲封建社会的晚期,当时东西方都出现了“人性的解放”这样新的时代文化精神。十四世纪五十年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肯定人的价值,提倡人的解放,即回归自然和本性。明代中后期,以李贽为代表的反对理学与儒教的自然人性论作为人性解放的开端,掀起了启蒙思潮。尽管清初政治、文化上实行高压政策,但向往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反传统精神仍在继续流淌。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崇尚自然人性,鼓吹人性之私,肯定人与人欲。关键词:悲剧;女性;比较。十日谈第四天

2、故事中:“一阵阵的无情狂风,刮得我天昏地黑,刮得我站不住脚跟那尖刻的毒牙把我咬得遍体鳞伤。 ”这其实是当时天主教会对他的迫害与威胁,但薄伽丘毫不惧怕,决心和封建势力战斗到底。他说:“我将不辞辛苦,不管那暴风刮得多猛,也要背转身来,继续我的工作。 ”蒲松龄表面“文”而骨子里叛逆。在高压政策之下含蓄地抨击,也不乏直露的批判。 聊斋志异促织一文,实际上是通过成名一家的悲剧遭遇,控诉了“天子”的胡作非为。那是清初文字狱盛行嗜杀无辜的时代,蒲松龄却放笔去写,可见其勇敢与大胆。十日谈作为欧洲最早的短篇小说集;为意大利艺术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开创了欧洲短篇小说的艺术形式。而聊斋志异我国第一部文言短篇小说

3、集;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之巅峰,两部作品都成功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然而,薄伽丘采用故事会的形式,别出心裁地以框架结构把这些故事有机地组成一个严谨、和谐的叙述系统。以大瘟疫作为一个引子,引出 10 名男女青年,并点明自然祸害导致社会秩序、人际关系的堕落,为整部作品涂抹出时代底色。薄伽丘生活在欧洲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历史时期,新时代的曙光己经露出,教会权威受到挑战。他关注人怎样摆脱封建教会的精神枷锁而掌握自己的命运。教会所宣扬的彼岸世界、天国幻想己成为作家嘲弄的对象了。因此,他笔下的悲剧女性所得到的是人间的同情与传诵。聊斋

4、志异则是由 491 篇独立的小故事组合而成。据说蒲松龄在写这部聊斋志异时,专门在家门口开了一家茶馆。请喝茶的人给他讲故事,讲过后可不付茶钱,听完之后再作修改写到书里面去,写成此书。二者都展示了作者自身所处时代广阔巨大的社会生活画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 聊斋虽多数小说是通过幻象形式谈狐说鬼,但内容仍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一,往往被纳入伦理的心理结构之中。例如窦女受南二复蹂蹭之后,因为得不到夫妻名份,生下的儿子得不到父子名份而吃尽苦头。没有个名止言顺的伦理关系而成为她苦难的根源。公孙九娘因为“母不堪困苦死”而自杀,死后希望归葬父母侧而不得,成为飘零他乡的孤魂野鬼。她们的苦难意识和莉莎贝

5、达等人的追求个人的爱情和幸福,执意反抗旧的伦理关系而惨遭迫害就大不一样了。二,儒家的“中和意识”往往使聊斋中悲剧女性的苦难意识被冲淡, “大团圆”的结局。孔子提倡“哀而不伤” ,怕人家悲过了头,要涂上“中和”的油彩。这就必然使悲剧人物的苦难意识被冲淡而缺乏应有的震撼力量。如连城和乔生是知己,本应幸福的结合,而王家硬要捧打鸳鸯,以致这对恋人“乐死不乐生” 。这本来是历尽苦难的,然而最后又拖了个“光明尾巴” ,乔生与连城不仅结合了,还搭上个美人儿宾娘。这种苦难的消解同时也消解了悲剧效果。崇高意识、抗争意识: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 。只有那些有非凡的追求与非凡的领悟的人遭遇不幸或

6、毁灭才有可能产生“伟大的痛苦” 。一个具有非凡的情感和理性的人,对人的价值的深刻领悟和执着的追求就必然具有人格崇高意识。西方文论家认为,主体缺乏对自我情感崇高性的领悟与追求,即使具有强烈的苦难意识也构不成悲剧人格。十日谈那些悲剧女性中,有出身高贵的,也有一般市民,但她们都是崇尚个性,具有积极进取,主动抗争的精神,对爱情,对人的应有的权利的追求都一往无前、义无返顾的,有很高的自觉性。她们强调人类自然天性的应有发展。她们把对个人自我价值的肯定和人类介理要求联系在起,这当然是种小平凡的领悟。囚此,她们的毁灭令人“恐惧与怜悯” 。如绮思梦达受到父亲唐克烈的指责后,毫不示弱地反问:你“应该记得那青春的规

7、律对年青人具有多么大的支配力量!”她理直气壮地反驳唐克烈的门第观念:“你那班朝贵只是鄙夫而己” ,那一个能与纪斯卜多相比!临死前还说:“我用不着你来哭,因为我不需要你的眼泪。 ”绮思梦达对于死亡的明察和彻悟支撑着她的强烈的抗争意识。这就将人生悲剧意识充分地、十分感人地展示出来了。在聊斋志异中,悲剧人物的反抗意识往往表现得脆弱而被动。即使狐精红玉,她和冯生确实向往着自由幸福的爱情,但在礼教的高压下, “泣言知悔” ,不敢“自专” ,忍辱含垢,俯首听命,对旧礼教、旧道德的反抗表现得十分软弱。又如晚霞与阿端,两个苦孩子落水溺死,两个鬼魂却一见钟情,这“鬼之恋”又受到龙窝君的摧残,只好由阴间逃往阳世,

8、当她二度为人时,豪强王某又欲强夺,只好以龟尿毁容。她与阿瑞的爱情是非常忠贞执着的,但受到压迫,他们的反抗只是逃避与毁容,是那样的被动梢极。如果说薄伽丘笔下的悲剧女性积极主动的抗争能激起人们的崇高感受。那么,蒲松龄笔下的悲剧女性被动的抗争,让人感受的更多是旧制度、旧道德、旧观念对人的戕害,从而唤起人们的同情心,从美学感受看,是建诸同情基础上的悲悯感。而死亡意识是抗争的最高和最后方式是死亡。人生悲剧中的死亡是载负着某种价值观念的,并非人生自然的生老病死的必然过程。悲剧主人公死亡的结局,彻底打破了平衡与和谐,证实破坏性的因素居压倒的地位,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这就造成人们的情感倾斜,深深同情不幸的主人

9、公,主人公的人格光辉也在死亡中闪亮。 十日谈和聊斋志异的悲剧女性的死亡意识都载负着价值意义,因此都闪显着人格的光辉。但在价值的取向上则有差异。十日谈内悲剧女性重视个体价值。如西蒙娜和巴斯基诺在谈情说爱时,巴斯基诺无意中用片有毒的山艾叶擦牙,突然倒毙。西蒙娜因而成了谋杀嫌疑人而受辱。为了爱情,为了个人的尊严,她毫不犹豫地也用山艾叶擦牙,以死证实自己的清自。薄伽丘借书中人物赞叹道:“最幸福无比的是西蒙娜能够维护自己的荣誉。让自己的灵魂随她所心爱的灵魂而去了。 ”聊斋志异中的悲剧女性则更重视群体价值。如商三官为父复仇之后自缢身亡。为了家族荣誉如此果敢刚烈。蒲松龄大加赞叹:“三官之为人,即萧萧易水亦将

10、羞而不流。 ”把三官比作刺秦王的荆柯,还认为她凭智慧获得成功,使荆柯也有愧色。甚至还号召:“愿天下闺中人,买效绣之,其功德当不减于奉壮缪也。 ”又把她比做关羽,要天下女性学习她。荆柯、关羽是公认的忠义之上,可见其价值倾向在于“忠孝仁义” ,群体的价值重于个体价值。十日谈中悲剧女性的故事总是随着主人公的死亡而结束。人物的死亡往往就在故事的高潮点上,使读者在大悲大恸的情感高潮中激起心灵的力量,萌发人生的感悟,从而确保了理性的自我完成。席勒在谈到悲剧感时说:“为什么恰恰是痛苦的程度决定感动时同情的快感的程度。这个问题只能这样回答:我们的感性受到了打击。这就创造了个条件,使心灵中激起某种力量;这种力量

11、活动的结果,便产生由同情别人而来的快感,这种力量不是别的,乃是理性。 ” 十日谈的悲剧感受正是如此,其女性悲剧人格力量也由此深入人心。聊斋志异中,悲剧女性的故事往往并不随主人公的死亡而结束。与悲剧主人公相对立的邪恶势力不管力量有多大,开始就处于道义上的否定位置。悲剧主人公的死亡是现实斗争的失败,但精神力量却占尽优势。读者在悲恸中同时产生对伦理邪恶的强烈鄙视和愤怒,此时读者和蒲松龄样都在惦念伦理的现实合理性,所谓“意犹末尽” ,要让伦理的现实合理性归复,故事自然不会在主人公死亡时戛然而止。于是就让邪恶势力得到惩罚的故事情节继续。例如窦女死后仍有曲折故事,直写到南三复“论死”为止。蒲松龄花那么多笔

12、墨写南三复的恶有恶报,即使实际生活中不一定能达到,在故事中也要让伦理有个现实的合理性归复。这样能抚慰读者的感情,却淡化了悲剧意识。十日谈中,死亡是人的生命的结束,也是悲剧女性自我价值的最后肯定,是积极精神的升华。而聊斋志异中被认为可以摆脱现实羁绊,成为通往人生理想之途。蒲松龄生活的年代,正是封建统治者竭力压制人民的非正统思想时期,他本人生活又不得意,感到人间孤独无望,向往冥间寻找知己。 聊斋志异自序中说:“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来间乎!”他这部“孤愤之书”的艺术创造也就与传统文化对鬼魂和冥间的信仰一脉相通了。蒲松龄笔下的悲剧女性有不少是经山死亡而在人格上获得

13、新生的,比如鲁公女、梅女、林四娘、薛慰娘、连琐、伍秋月等都是在死而复生的过程中体验了男女欢情,获得婚姻权利的。死亡仿佛是种考验,它叫使人通向人生理想。例如鲁公女生前不得不遵守礼教约束,死后鬼魂就可以“不避私奔之嫌”来与张生欢好了。范十一娘自缢之后才能摆脱某绅之子的不合理婚姻而与心上人结合。由死亡引来的“大团圆结局” ,也使悲恸、激愤的悲剧情感消解了。正如王国维说的:“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 。悲剧意识也就大大的淡化了。真所谓“曲变虽久,大同于和”(嵇康声无哀乐论)。可见传统的中和意识是聊斋志异中不少悲剧女性死亡意识非悲剧化的文化根源。参考文献:聊斋志异十日谈马瑞芳重校评批聊斋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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