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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龚羹秘秘羹妙蜂葬薄几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自然特质 看 文化 的创 新陈 志强提要本文通过 对中国传统哲学自然特 质的透视,探讨了中国文化的创新问题。作 者认为,中国文化建设的总思路应该是“任自然,忌无为”二者 并举。“任 自然”就是 要全面认清文化的生长 点,让文化按照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发展。“忌无 为”就是 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I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 问,无疑 要把自然作为 思考对象.概括起来说,中国传统哲学的 自然特质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涉指自然视角的非独立性;二是涉指自然的目的大都是在假想的多角度的意向投射 中求善德;三是涉指 自然的方法 为直观整体思维。中国传统哲学这种对自
2、然的透视、解释和探取的目的以及思考方式所形成的独特体系,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哲学的功用、建构、流变及其发展方向,而且制约和影 响中华文化的重构与再造。本文试 图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 自然特质的透视谈谈文化的创新问题。冯友兰先生在对中国文化前途的展望一文中说过:“每一个 民族、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都需要有一个包括自然、社会、人 生的广泛哲学体系为这种文化的中心思想和理论基础,把这种文化的各个方面统帅起来,联系起来,指导 它前进。”既然哲学是一种文化形态,它 居于文化的最高层次,那么,我们透视传统哲学的自然特质这个窗口,可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先验理性过重。传统文化的这种“早熟”现象,容
3、易使人们产生盲目的文化优越感。而这种盲目的文化优越感,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客观地对待域外文化和创新自己的文化。尽管时代不断发展变迁,但因袭下来的传统文化中的包袱依然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怎样对待世界文化大潮的冲击和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包袱而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新文化,这是 当今我们要着重思考的课题。所谓文化的创新,就 是要从有利 于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出发,建构一种既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又充分吸取 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的崭新的文化形 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从 中国传统哲学自然特质的思考中得出一种启示,即中国文化的创新在总的思路上 应该是“任 自然,忌无为”,做到两者并举,从偏执一端
4、和求“纯”的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所谓“任 自然”,就是要全面认清文化的 生长点,让文化按照其 自身的内在规律发展。从文化史来看,中国文化是多源、多方位、多根 系的。中国早期的仰韶文化、大泣口文化、龙山文化,一开始就与居住的地理环境、生产的 自然条件相联系,反映出中国古代多种文化成份 的相互融合,共同铸造了丰富多彩的华夏文化。遗憾的是,中国先哲们在对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作哲学思考时,忽视了文化生长点的一些自然因素而作先验理性的直观整体思索,以天理、天命、天帝来解释一切、规范一切,加 上政治上的专制主 义、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影响,使中国传统文化长期趋于一种伦理政治型的稳态结构,一 定程度上遏制了文
5、化的自然生长点,出现了一些文化1 7 7空场。这主要是文化不大注 意探索 自然及其起 因,不全 面张扬 人 的主体价值,各种 具体文化的融合中缺乏某种再生机制。这样,文化的功用是经世致用,趋于一统。先 秦的哲学思想主要有 六家:儒、墨、名、法、道、阴阳。其 中显学是儒、墨两家。儒家哲学的特点是强调“礼”与“仁”。由“礼”推衍出一整套社会政治学说,由“仁”推衍出一 整套伦理道德学说。至汉代经统治阶级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默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形成了 中国文化在先秦 学术大发 展的基础上以儒家为 主体所进行的第一次整合。这是 文化的先验理性模式对文化的干预 在政治上的表现。在汉代以后,
6、虽有佛教东传,儒、道、佛并存 的现象。但儒家文化所形成的思维 定势,总在不断吸收道家和佛教中的某些文化因子,经过 一个否 定之否定 的发展过 程之后,到 了宋朝,形成了一 整套纵承孔孟、横纳道佛的理学文化,完成了中 国文化史上的第二次整合。以儒家为 主体的文化经过两次大融合之后,一方面是伦理道德、专制政治实现 了对 文化的有力控制,牢固地形成了伦理政治型的封建文化;另一方面是人受到三层抽象:一层是“天理”对人的抽象,即“天人合一”;二层是伦理纲常对人的抽象,即齐之以“三 纲五常”;三层是 君权至上的专制政治对 人的抽象,即“君要臣死,臣不得 不死”。人不过 是理的附属 品,人伦的附属 品,统治
7、阶级的附属 品,没有个人的价值可言。“人性”一词虽然也见 之于儒家经典,但 它实际 上 只是“天理”、“天命”等外在于人的 主宰力量的具体化,并不是人的 自身价值的实际肯定。在儒家文化传统中,道德实践涵摄 人的 一切内省经验,贬抑 人的基本物质需求和创造精神。儒家理想 上人的确立与实现,影响 了道德主体个性特点和创造潜能的显示与发挥。文学作品亦很少表现 人的 自由意志对命运的抗争,几乎是清一 色地张扬“文以载道”。事 实上,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以后,既具有社会属性,又具有自然属性。孔子 用“仁”界定人,主张“仁者爱人”。孟子发挥孔子“仁学”传统,提出仁、义、礼、智四端说,一再强调人与动物的不 同
8、,并把这种区别绝对化。这样,就容易忽视人的 自然属性,漠视人的生存需要 和享受需要,人 成 为一种越离开物质需要,品格和道德就 越高尚的虚假道德形象,以至压抑 了人 的创造力。文化与人是紧密相关的。人所具有的内在潜能或内在创造力,是人的本质力量,它是文化价值的内化。也就 是说,文化的价值与人的价值互 为表里,是世世代代的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文化,是文化育化和 塑造了人。展开来讲,人的价值从三个方面构成一个 圈层结构:里边一层是 生存的需求欲的追求与满 足;中间一层是 自我意识的觉醒、肯定与自我调控;最外一 层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每一层是 一个子系统。子系统之间有着强大的信息流的交汇。文
9、化的创新,从 微观运行机制来说,应该是这三个层次的整体指涉。否则,文化的发展就会发生 偏颇。很显然,中国传统文化并不 是从以上三个层次来审视人的价值的。第一个 层面几乎 不去涉足,中间那个 层面也只是停留在人畜之辨上,而着重 在最外一个层面 上 用人的“类”的价值取代人的个体的价值。这样,使文化的价值取向表全囿于 人 的社会伦理道德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轻视了人对幸福的追求和创造进取精神。由于它 不断 强化推行的结果,变得越来越僵化和教条,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控制人 们自由发展的思想武器和有力工具。从根本上说,人是文化的物质载体,物质形态的文化也好,观念形态的文化也好,制度形态的文化
10、也好,都不可能脱离人而存在。既然人是文化的活生津的、最终意 义上的物质载体,那么,文化的价值取向必须以人的价值的整体取 向为先导。只有这样,文化的发展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文化的发展 不仅要从人的价值的整体取向中寻找生长 点,而 且要看到 不 同时期 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对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不断探索与科学解释,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不 同 民族间文化碰撞 和交汇等等,都能萌发文化的生长点。总之,.文化的发展确实有自发性的一面,并按照其自身的内在规律 向前发展。我们应该以全 面的观点来看待文化的 自然 生长点,而不能随意外加任何先验理1 78性模式把它框死以至把某一个文化生长 点绝对化并推向极
11、端。在这些方面,我们 还可以通过对明代以后历史 的简单回顾来进行论述。从明代开始,正当古老的涣映大国沉醉于歌舞升平之 中的时候,西方资本主 义工业正悄悄地迅速 向前发展。耶稣会传教士最先以物质形态的文化作为礼品,来华开展传教活动。西方的器用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第一个冲击波。随着器用文化的冲击与渗透,西方观念形 态的文化尽管也逐渐地融浸到中国传统的观念文化中来,但这种融浸,是非常缓慢和浅显 的,它 遭到 了中国本位主 义深层文化的强烈抗拒。明、情皇帝曾多次禁教,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由于 思想保守,文化偏固,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直至184。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 了中
12、国封闭的大门,西方文化和宗教又借助武力重新向中国传播。面对雄悍的西方列强,中国向何处去?是继续固守传统?还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或“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以自强?当时,只停留在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上,几乎没有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如价值观念、道德意识、生活方式等等。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先验理性模式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追 至“五四”运动前后,面对我国土被践踏,国 内洋务运动的破产,戊戌变法的夭折,辛亥革命后复辟思潮的卷土重来,迫使“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把注意力转移到 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传播和文化的深层结构上来,由一 系列激烈的东西文化论战拉开了中国现代史的序幕。“五四”运动
13、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传播新思潮、宣传新文化的刊物和社团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陈独秀、李大钊及其影 响下的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挥代英、邓中夏等一代新人,对于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论的研究和宣传,从而使中国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思 想解放运 动,以至 于对 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 了无比深远的影 响。但值得指出的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文化论争中,不乏持“全盘西化”或“本位文化”论者。这 两者尽管出发点不 同,但各执一端,恰恰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先验理性模式的 一种反照。解放后,由于“左”的指导 思想一度占上风,出现过政治对文化的粗暴干涉,显然也是传统文化中先验理
14、性模式的遗风。看来,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确实需要一种良好的文化 自然生 态环境,人为地破坏它,只会导 致文化的萎缩与凋零。再谈谈“忌无为”的问题。文化的发展 明显打上 了人类精神活动的印记,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文化的 发展是分不开的。老庄哲学中提倡“守柔”、“不争”、“致虚极,守静笃”、“不敢为天下先”,主张人 返 归自然,实际上也是取消人的个性、情感、知识和能动作用,从另一极否定人作为文化的物质载体,同样在一 定程度上遏制了文化创新的生机,是中国传统文化先验理性模式的一种灵光与折射。从认识论上说,人的主观认识以及学识、能力都是有限的,每一个 人乃至每一代人,不可能事必 躬亲,总是要尽可能接受
15、他人的正确主 张,减少自己的局 限。所谓“忌无为”,也就是在尊重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基础 上施加社会理性影响,搞好对文化发展的理论导向、主体导向、政策导向。所谓理论导向,就是 要组织力量加强对文化学的研讨,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学 的理论体系。当前,要着重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的批判与继 承的关系、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国现代文化的重构不能也不必全盘抛弃传统文化。对待传统文化,列宁提出 了两个原则:一 个是“确切了解”,一个是“加 以改造”。用 毛泽东同志的话说是 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抛弃其封建性的糟粕。但有一点应该明确,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要立 足
16、于 现实。从整体上说,中国现代文化只能从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探索,而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光大。“传统”可以为现代文化的建设提供养料和基础,但不能视之为现代文化的价值标准。文化的价值标准不是既成规范,不 是传统的线性光大,而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1 7 9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选择。既然是重新选择,选择 的价值尺度和标准就是中国人 民现代意识的觉醒和 自身的全面发 展。以现实的社会生 活为背景的文化创新,不仅纵向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声价值的精神财富,而 且横向要吸收一切先进国家有益的文化。文化史上的许多事实说明,人类文化总是相生共荣的,自我封闭只能导致文化的枯萎和停滞.从文化发 生学的观点看,人类文化是多元的。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一个集散场,它 一方面保持 自身文化的固有特色,一方面又与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交流、沟通与融汇。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每一个 民族文化里面都有人类性的成份,人类性寓于民族性之中。从现实状 况来看,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先进的通讯设备,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国家间频繁往来,已把世界联成一个整体,没有任何障碍可阻断各国间正常的文化交流。我们实行的文化开放政策,就是要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