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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于春秋末期，他对于诗的态度，其论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成为经典 都产生了重要作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以下简称“孔 子诗论”） ，为我们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又做了文献上的丰富。很多学者据此写了许多研究 文章，力求通过孔子诗论再现诗三百的本来面目。一时间，汉儒的诗解成了学术界辨 正的焦点， 毛诗序在历经千载的兴衰沉浮之后，又一次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怎样确认 毛诗序的价值和历史地位也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一 孔子论诗与毛诗序解诗先秦典籍的大量材料，如：左传 ， 国语凡引诗，通称“诗曰”、 “诗云”； 论语中孔子称诗或诗三百 ；战国诸子著作中也如此通称，可
2、见诗或诗三百 是这部诗集的本名。它本是先祖们最朴素的歌声，但在其流传的过程中，却与儒家思想紧密地 结合在一起，经历了从文学的诗到经学的诗这样一个过程，在诗的本义与异化间徘徊， 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间，春秋中叶至战国的用诗时代是一个重要环节。用诗的意义不同于诗的本来意义，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孔子诗论第四简曰：“诗其犹坪 门？”“坪门”本为春秋时吴国的城门，在竹简中可能泛指城门。马承源先生认为此句评语可能 是说诗的义理象城门一样宽达。正因为诗义的宽达，人们才可根据需要来随着地解 诗 。如召南甘棠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对这
3、一诗旨，当时人是十分明白的。 左传定公九年：“郑驷欲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 子谓子然是乎不忠。 ”“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 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勤能也。 ”左传所谓君子当然知道诗的本事本义，但当他由此阐发义理 时，却仅仅取他自己的比喻所生发的意义而不顾及本事本义，从周人思召伯而爱其树，扩大到 杀邓析不该用其竹刑，显然是一种很牵强的比附意义。从诗的某一句或某一个词出发，展开丰富的想象，让其为我所用，这就是先秦人用诗 的普遍方法，而孔子尤其注重。孔子去诗经产生的时代未远，时人读诗经就如今人读 白话诗一样，没有文字障碍。从论语所载孔子引诗说诗的几个例证可以看出，
4、孔子都不是 去训释诗的本义，而是从用诗的角度去阐发。同子夏、子贡说诗如此，引诗评人评事亦如此。 孔子诗论第二十七简有“中氏君子”之语，在今本诗经中缺失此篇。 “君子”一语是说诗 意有君子之德。又如孔子诗论第五简评清庙为：“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 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 ”又第二十六简说：“蓼莪有孝志。 ”都是从教化的角度评论诗 与礼， 诗与德之间的关系。先秦人的用诗风气和孔子论诗的方法影响了两千多年。后 儒把诗经当作经典来读，从中发抉微言大义，用于治国安邦，久盛不衰，不能不说与孔子 论诗的方式有关。诗经的教化观点，从孔子时代开始，一直贯穿到汉代。汉儒把诗经当作政治课本， 挖空心思从
5、中搜寻先王事迹，圣人遗训。其所说诗义都是从诗的教化作用出发， 毛诗序便 是其的代表。如孔子诗论第三简，孔子评价邦风说：“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安焉， 大敛材安焉。其言文，其声善。 ”据马先生考证， 邦风才是风诗的初名，汉代因避刘邦讳而 改为国风 。在这一简中，孔子说邦风具有教化作用，可以普观民风民俗。又说邦风的 辞句有文采，乐曲很和美。这比汉书艺文志中“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 自考正也”阐明诗是有教化作用的记载早了很多。 毛诗大序论风诗说：“风之始也，所 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风之始”，是指教化的开始，而不是指十 五国风的开始，作者强调的也是诗的教
6、化作用。据孔子诗论的整理者统计， 诗论中涉 及到的 60 首诗中，有 52 首和今本诗经篇名对应。而诗论与诗序的评说内容相辅 相成的约有 30 多首。这可以充分地证明， 诗论与诗序属于同一诗说系统， 毛诗序 的解诗方式完全是秉承孔子诗论所注重的都是诗的教化作用。二 “诗可以怨”与美刺言诗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说：“诗可以怨。 ”“怨”是说诗可以讽喻不良政治，批评某 些令人不满的社会现象。 毛诗序正是从这一理论生发，强调诗的社会作用，以诗达成“上以 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感化讽谏功能。 大序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 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
7、国异政，家殊 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强调诗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政治的好坏决定作品的美刺内容，因此提 出风 、 雅正变之说。以此证明前代圣王正是以诗教育人民，改变不好的风俗习惯，用诗 来调整夫妇关系，使人能够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并使互相之间关系变得淳厚。诗大序中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 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极力抬高诗经的地位，是以之来宣扬孔子的“诗教”观念。 毛 诗小序在解说每首诗时，都试图以史证诗，捕风捉影地将一些诗与历史上的某人某事比附起 来，说这些诗是为某人某事而作，把诗歌当作了史书的注解，抹煞了诗歌的艺术特征。从孔 子诗论中孔子授诗的内
8、容看，他除了指出雨亡政 （即雨无正 ）和即南山 （即 节南山 ） “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以外，其他都没有发现如毛诗小序所言那样许多刺、 美对象的实有其人。如第十八简评木瓜 “因木瓜之保（报） ，以愉其捐者也”，即是就诗论诗， 为什么要“报之以琼瑶”，是为了取悦那个投木瓜的“捐者”，而并非像诗序所说的“美齐桓 公也”。由于时代的原因， 毛诗序因为过于信守诗的教化作用确实存在着如曲解诗旨，望文生 义，附会史实等问题。如孔子对伯鱼说过“女为周南 、 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 、 召南 ，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仪礼记述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等多用二南之诗乐， 所以这两部分的诗序不是“文王之化”，便是
9、“后妃之德”。如周南关雎 ，毛诗序认为是 写后妃之志。今人多认为是写里巷男女自由恋爱的诗篇，以为是毛诗序谬误的代表。其实 这是以新的谬误代替旧的谬误，当时的乐是礼的一部分，而“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 ） ，里巷男女连用音乐的资格都没有。钟鼓是大乐，又称作“王者之乐”，其声高扬，所以说“窈窕 淑女，钟鼓乐之”中的淑女和君子虽未必确指是王者和后妃，但决非平民。其实，任何文学作品都不能用理论僵化地概括。从上博竹书孔子诗论来考察，可以说 这种美刺说完全是对诗经的错误理解。由于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及所体验和观察的事物不 同，就会产生思想、情感、认识和见解的不同。这些在诗歌中流露出来，必然形成不同的创作 倾
10、向。 “美”是赞美、是歌颂。政治稳定、礼乐健全的时代风貌反映到文学作品上当然就是“颂” 声大作；而当君昏臣佞、朝政紊乱之时，诗歌中也难免怨刺之情。这是符合历史和文学演变的 真实情况的。但对文学作品艺术风格的划分不能一刀切，而应结合具体篇章，客观地考察。三 毛诗序的历史地位辨正自“孔子诗论”从尘封的历史中现身以来， 毛诗序的地位似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诗论 论诗的次序是“讼”、 “夏”、 “风”，与毛诗的编次大不相同。尤其是孔子在诗论中论诗没有象 毛诗序那样把每首诗都确定为王道政治的宣言，而是从伦理教化的角度来阐述。这在孔 子诗论后面所附的“毛诗”、 “诗论”对照表中可一目了解。然而，无论毛诗序
11、对诗义的解 说是否正确，它对整个中国思想史都产生了重要作用。首先， 毛诗序是我国诗歌产生以来对诗歌创作的第一次理论总结，强调了“情”对诗歌 创作的作用。孔子诗论第一简中曰“诗亡志，乐亡情，文亡意。 ”“”字，马承源先 生训为“离”，李学勤先生释为“隐”。1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不影响对这句话的总体把握，前 两句即“诗言志，歌言情”，后一句讲的是文采与词义、形式与内容的关系。2诗序在论及 “诗言志”时，得出了比孔子诗论更符合诗歌创作实践的结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 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是内心情感的爆发
12、，所以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歌毕竟是抒情的作品， 毛诗序 论诗在此方面比孔子诗论有了进步。毛诗序还从理论上对作者提出了明确要求。它据孔子从用诗角度总结出的“兴观群怨” 说，通过对诗经内容的分析、提炼，总结成诗歌创作的“六义”，其中最主要的是“风”。这 是从诗的社会作用反馈到对作者提出的创作要求，即诗歌的社会作用主要是其教化作用。其次， 毛诗序中的许多论点，都成为众多古代作家所熟知的典故。例如：王风黍离 ， 毛诗序说：“黍离 ，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 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 ”这个解释，现在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黍离”之悲， 在许多古代文学作
13、品中，却早已成了家国离乱、感逝伤怀的代名词。又如郑风子衿 ， 毛 诗序说：“子衿 ，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 ”毛传又说：“青衿，青领也，学 子之所服。 ”现代的研究者对此也不同意，而多数主张是情诗。不过，在中国文学史上，用“青 衿”代指学生，已是很普遍的现象。因此，不管毛诗序是否正确，我们对其诗说都无法视 而不见。毛诗序毕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与孔子诗论相比，它把儒家的诗教说教条化 了，所以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但是毛诗序在我国诗歌创作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奠基的 作用，并且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对理解诗义、指导创作起过重要作用。它终究是一份珍贵的文学 遗产，我们可以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本文来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