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的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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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于春秋末期,他对于诗的态度,其论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成为经典 都产生了重要作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以下简称“孔 子诗论”) ,为我们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又做了文献上的丰富。很多学者据此写了许多研究 文章,力求通过孔子诗论再现诗三百的本来面目。一时间,汉儒的诗解成了学术界辨 正的焦点, 毛诗序在历经千载的兴衰沉浮之后,又一次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怎样确认 毛诗序的价值和历史地位也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一 孔子论诗与毛诗序解诗先秦典籍的大量材料,如:左传 , 国语凡引诗,通称“诗曰”、 “诗云”; 论语中孔子称诗或诗三百 ;战国诸子著作中也如此通称,可

2、见诗或诗三百 是这部诗集的本名。它本是先祖们最朴素的歌声,但在其流传的过程中,却与儒家思想紧密地 结合在一起,经历了从文学的诗到经学的诗这样一个过程,在诗的本义与异化间徘徊, 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间,春秋中叶至战国的用诗时代是一个重要环节。用诗的意义不同于诗的本来意义,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孔子诗论第四简曰:“诗其犹坪 门?”“坪门”本为春秋时吴国的城门,在竹简中可能泛指城门。马承源先生认为此句评语可能 是说诗的义理象城门一样宽达。正因为诗义的宽达,人们才可根据需要来随着地解 诗 。如召南甘棠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对这

3、一诗旨,当时人是十分明白的。 左传定公九年:“郑驷欲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 子谓子然是乎不忠。 ”“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 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勤能也。 ”左传所谓君子当然知道诗的本事本义,但当他由此阐发义理 时,却仅仅取他自己的比喻所生发的意义而不顾及本事本义,从周人思召伯而爱其树,扩大到 杀邓析不该用其竹刑,显然是一种很牵强的比附意义。从诗的某一句或某一个词出发,展开丰富的想象,让其为我所用,这就是先秦人用诗 的普遍方法,而孔子尤其注重。孔子去诗经产生的时代未远,时人读诗经就如今人读 白话诗一样,没有文字障碍。从论语所载孔子引诗说诗的几个例证可以看出,

4、孔子都不是 去训释诗的本义,而是从用诗的角度去阐发。同子夏、子贡说诗如此,引诗评人评事亦如此。 孔子诗论第二十七简有“中氏君子”之语,在今本诗经中缺失此篇。 “君子”一语是说诗 意有君子之德。又如孔子诗论第五简评清庙为:“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 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 ”又第二十六简说:“蓼莪有孝志。 ”都是从教化的角度评论诗 与礼, 诗与德之间的关系。先秦人的用诗风气和孔子论诗的方法影响了两千多年。后 儒把诗经当作经典来读,从中发抉微言大义,用于治国安邦,久盛不衰,不能不说与孔子 论诗的方式有关。诗经的教化观点,从孔子时代开始,一直贯穿到汉代。汉儒把诗经当作政治课本, 挖空心思从

5、中搜寻先王事迹,圣人遗训。其所说诗义都是从诗的教化作用出发, 毛诗序便 是其的代表。如孔子诗论第三简,孔子评价邦风说:“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安焉, 大敛材安焉。其言文,其声善。 ”据马先生考证, 邦风才是风诗的初名,汉代因避刘邦讳而 改为国风 。在这一简中,孔子说邦风具有教化作用,可以普观民风民俗。又说邦风的 辞句有文采,乐曲很和美。这比汉书艺文志中“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 自考正也”阐明诗是有教化作用的记载早了很多。 毛诗大序论风诗说:“风之始也,所 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风之始”,是指教化的开始,而不是指十 五国风的开始,作者强调的也是诗的教

6、化作用。据孔子诗论的整理者统计, 诗论中涉 及到的 60 首诗中,有 52 首和今本诗经篇名对应。而诗论与诗序的评说内容相辅 相成的约有 30 多首。这可以充分地证明, 诗论与诗序属于同一诗说系统, 毛诗序 的解诗方式完全是秉承孔子诗论所注重的都是诗的教化作用。二 “诗可以怨”与美刺言诗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说:“诗可以怨。 ”“怨”是说诗可以讽喻不良政治,批评某 些令人不满的社会现象。 毛诗序正是从这一理论生发,强调诗的社会作用,以诗达成“上以 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感化讽谏功能。 大序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 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

7、国异政,家殊 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强调诗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政治的好坏决定作品的美刺内容,因此提 出风 、 雅正变之说。以此证明前代圣王正是以诗教育人民,改变不好的风俗习惯,用诗 来调整夫妇关系,使人能够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并使互相之间关系变得淳厚。诗大序中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 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极力抬高诗经的地位,是以之来宣扬孔子的“诗教”观念。 毛 诗小序在解说每首诗时,都试图以史证诗,捕风捉影地将一些诗与历史上的某人某事比附起 来,说这些诗是为某人某事而作,把诗歌当作了史书的注解,抹煞了诗歌的艺术特征。从孔 子诗论中孔子授诗的内

8、容看,他除了指出雨亡政 (即雨无正 )和即南山 (即 节南山 ) “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以外,其他都没有发现如毛诗小序所言那样许多刺、 美对象的实有其人。如第十八简评木瓜 “因木瓜之保(报) ,以愉其捐者也”,即是就诗论诗, 为什么要“报之以琼瑶”,是为了取悦那个投木瓜的“捐者”,而并非像诗序所说的“美齐桓 公也”。由于时代的原因, 毛诗序因为过于信守诗的教化作用确实存在着如曲解诗旨,望文生 义,附会史实等问题。如孔子对伯鱼说过“女为周南 、 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 、 召南 ,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仪礼记述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等多用二南之诗乐, 所以这两部分的诗序不是“文王之化”,便是

9、“后妃之德”。如周南关雎 ,毛诗序认为是 写后妃之志。今人多认为是写里巷男女自由恋爱的诗篇,以为是毛诗序谬误的代表。其实 这是以新的谬误代替旧的谬误,当时的乐是礼的一部分,而“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 ) ,里巷男女连用音乐的资格都没有。钟鼓是大乐,又称作“王者之乐”,其声高扬,所以说“窈窕 淑女,钟鼓乐之”中的淑女和君子虽未必确指是王者和后妃,但决非平民。其实,任何文学作品都不能用理论僵化地概括。从上博竹书孔子诗论来考察,可以说 这种美刺说完全是对诗经的错误理解。由于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及所体验和观察的事物不 同,就会产生思想、情感、认识和见解的不同。这些在诗歌中流露出来,必然形成不同的创作 倾

10、向。 “美”是赞美、是歌颂。政治稳定、礼乐健全的时代风貌反映到文学作品上当然就是“颂” 声大作;而当君昏臣佞、朝政紊乱之时,诗歌中也难免怨刺之情。这是符合历史和文学演变的 真实情况的。但对文学作品艺术风格的划分不能一刀切,而应结合具体篇章,客观地考察。三 毛诗序的历史地位辨正自“孔子诗论”从尘封的历史中现身以来, 毛诗序的地位似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诗论 论诗的次序是“讼”、 “夏”、 “风”,与毛诗的编次大不相同。尤其是孔子在诗论中论诗没有象 毛诗序那样把每首诗都确定为王道政治的宣言,而是从伦理教化的角度来阐述。这在孔 子诗论后面所附的“毛诗”、 “诗论”对照表中可一目了解。然而,无论毛诗序

11、对诗义的解 说是否正确,它对整个中国思想史都产生了重要作用。首先, 毛诗序是我国诗歌产生以来对诗歌创作的第一次理论总结,强调了“情”对诗歌 创作的作用。孔子诗论第一简中曰“诗亡志,乐亡情,文亡意。 ”“”字,马承源先 生训为“离”,李学勤先生释为“隐”。1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不影响对这句话的总体把握,前 两句即“诗言志,歌言情”,后一句讲的是文采与词义、形式与内容的关系。2诗序在论及 “诗言志”时,得出了比孔子诗论更符合诗歌创作实践的结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 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是内心情感的爆发

12、,所以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歌毕竟是抒情的作品, 毛诗序 论诗在此方面比孔子诗论有了进步。毛诗序还从理论上对作者提出了明确要求。它据孔子从用诗角度总结出的“兴观群怨” 说,通过对诗经内容的分析、提炼,总结成诗歌创作的“六义”,其中最主要的是“风”。这 是从诗的社会作用反馈到对作者提出的创作要求,即诗歌的社会作用主要是其教化作用。其次, 毛诗序中的许多论点,都成为众多古代作家所熟知的典故。例如:王风黍离 , 毛诗序说:“黍离 ,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 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 ”这个解释,现在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黍离”之悲, 在许多古代文学作

13、品中,却早已成了家国离乱、感逝伤怀的代名词。又如郑风子衿 , 毛 诗序说:“子衿 ,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 ”毛传又说:“青衿,青领也,学 子之所服。 ”现代的研究者对此也不同意,而多数主张是情诗。不过,在中国文学史上,用“青 衿”代指学生,已是很普遍的现象。因此,不管毛诗序是否正确,我们对其诗说都无法视 而不见。毛诗序毕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与孔子诗论相比,它把儒家的诗教说教条化 了,所以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但是毛诗序在我国诗歌创作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奠基的 作用,并且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对理解诗义、指导创作起过重要作用。它终究是一份珍贵的文学 遗产,我们可以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本文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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