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地处内蒙古西部草原的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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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包头建筑与西口文化包头建筑与西口文化按照有关专家学者的论述,我们现在所讲的“西口文化”,是指清朝以来经康熙年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旅蒙商贸易和清朝后期多次“开放蒙禁”鼓励垦植导致的大量内地商人、农民(以晋、陕地区为主)进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通过“走西口” ( 晋人所指走西口多指去包头)形成草原文化与晋、陕文化的广泛交流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其主要特征有:“西口文化”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性特征“西口文化”具有草原文化与晋、陕文化有机结合的复合文化的特征“西口文化”具有商业文化(特别是晋商)的显著特征“西口文化”基础深远,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西口文化”具有与时俱进的开拓性本文从对包头地区建筑

2、历史的回顾与分析入手,试图对建筑与文化的相互依存、渗透关系作些浅析,从而研讨西口文化对包头城市形成和建筑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按照城市是历史的载体与延续,建筑是文化的积淀与传承的观点,我们不妨从“西口文化”的两大组成部分:从草原文化和晋陕文化来分析包头地区的建筑与文化。一、草原建筑包头地处内蒙古西部草原的腹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来的建筑比较丰富,从西口文化的观点来看,草原游牧民族生活中2产生的建筑,留传至今的主要有:草原上天地之间的敖包、游牧建筑蒙古包和“具有城市文化中心作用”的喇嘛教建筑寺庙.我们不妨从传统草原文化角度切入,对这三类草原建筑作简明的分析.1、 草原敖包具有永恒感的时空之

3、场在草原上人们对敖包的崇拜来源于远古时期蒙古族以“泛神论”的自然崇拜为特征的萨满教.蒙古人自古崇尚自然敬天为父,敬地为母,敖包是祭祀大地母亲的场所.当 16 世纪佛教被蒙古统治者接受后,祭祀敖包的习俗也被按佛教(喇嘛教)的宇庙观所改造.喇嘛成为敖包祭祀的主持者.祭敖包是为了祈求大地神灵的保护, 祭敖包又是每年游牧生活的新起点.所以千百年来,敖包在蒙古人的心中永远是神圣的象征.(见图 1)恒久以来,由于敖包从时间和空间等多维角度渗透在草原蒙古人的生活中.无论是作为指向定位的作用,还是作为神灵的住所或崇拜的对象,敖包对于每个草原蒙古人暗含着神圣、神秘、节日、聚会、青春欢乐、公共生活及时光流逝.在古

4、往今来的时空转换中,敖包是永恒的象征.如蒙古人心目中的长生天,见证着草原人民的生生不息.2、蒙古包草原上的原生态建筑蒙古包是草原游牧民族使用的民居形式,因为大多为蒙古民族使用而得名.由于世代过着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为了适应生产、生活的需要,蒙古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习俗风尚,同时也产生了蒙古包这种独特的民居形式.(见图 2)科学的蒙古包:从剖面上看,蒙古包是一个近似半球形的穹顶,这3种形式最符合力学原理.蒙古包平面为圆形,可以使用最少的建筑材料,获得最大的居住面积,并且具有很好的抗风功能.蒙古包的构架有哈那(墙体的骨架) 、乌那(园顶斜面的骨架) 、陶脑(天窗)有机组成,在骨架上覆盖

5、几层毛毡便形成可居住的蒙古包.当今的科学发展观,讲求“建筑、人、环境”和谐共处,注重生态、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蒙古包就是草原游牧人民和自然经过长期的、最周到最细致的抗争与妥协后获得的生活空间,蒙古包是蒙古族游牧文化中生命活动和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是具有全面可持续性的原生态建筑.3、 喇嘛教建筑游牧文明以文化为中心的城市原型喇嘛教中尊重众生、尊重自然的理论和蒙古族对自然的崇拜相契合.佛教又有“众生平等”和“普渡众生”的教义,高于萨满教神秘落后的成分,再加上它客观上对政治极其有利,得到了历代蒙古可汗和明、清政府的大力扶持,使喇嘛教得以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1640 年以俺答汗为首的蒙古领袖们宣布喇

6、嘛教为“国教” 。藏、蒙佛教学术广泛交流,促使召庙大量建造.包头就有美岱召、五当召、梅力更召、昆都仑召等藏传佛教的召庙建筑.(见图 3、4、5、6)美岱召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代塞北著名“城寺” ,黄教派传入内蒙古的第一寺院。位于包头市区东,呼包公路 86.5 公里处的北侧,属于土默特右旗美岱召镇辖境。美岱召始建于明代万历三十四年(公元 1606 年) ,是一座城堡、寺庙和邸宅功能兼具的建筑,四周筑有高厚的城墙。墙体用黄土夯筑,内外表层砌以石块,高 54米,底宽 4 米,顶宽 2 米,南北长 195 米,东西宽 185 米,总面积约 4 万平方米。惟一的南门为城门,城墙四角筑有重檐角楼。召

7、内殿宇楼阁,富丽堂皇,雄伟壮观。 “经堂”和“佛堂”组成的“大雄宝殿”是该寺最为宏伟的建筑。纵深 43.7 米,横宽 23.2 米,殿内壁画场面宏大纷繁,造型生动,工艺精美,具有浓厚的蒙古族艺术风格。大雄宝殿之东有太后庙,世传为供奉三娘子骨灰的灵堂。大雄宝殿之西为乃琼庙。方城内北部还有十八罗汉庙、观音殿、琉璃殿、八角庙、万佛殿及达赖庙等建筑。美岱召的历史与阿勒坦汗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喇嘛教传入内蒙古时的一个重要弘法中心,它在研究明代蒙古史、佛教史、建筑史、美术史上都有重要的价值。公元 1677 年(清康熙十六年)位于乌拉山南麓 山脚下的梅力更召(广法寺)建成。原为乌拉特西公旗旗庙,是内蒙

8、古西部地区庙宇中较早、规模较大的庙宇,为土木结构汉藏式混合建筑。公元 1689 年(清康熙二十八年)昆都仑召建成。始建“介布仁”小庙,雍正七年(公元 1730 年)建成“小黄庙” ,乾隆赐名“法禧寺” 。后扩建成乌拉特中公旗旗庙。大部分系藏式建筑,其最大的单体建筑为占地 1161 平方米的恰克沁独宫(大雄宝殿) ,明柱 64 根,8 进 49 间。殿宇宏伟磅礴,藏经白塔 4 座,造型美观。五当召地处包头市石拐区吉忽伦图苏木,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当召与西藏的四大寺、青海的塔尔寺和甘肃的拉卜楞寺齐名。庞大的古建筑四面群山环抱,依山而建高低错落有致,主体建5筑座落在两条山沟汇聚的山坡台地上,东

9、西两侧的山麓,平地分布着一些附属建筑和僧舍栋房,两座藏式白塔高高耸立。全部殿宇为典型的藏式风格,寺院布局合理,和谐而统一。佛殿屋顶正中及四角,装饰着的棕色饰带,黑色的小窗,金色的、经幢,红色的柱廊,光彩夺目,令人叹为观止。远望白色的建筑重重叠叠,鳞次节比。四周群山环抱,苍松翠柏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召庙左右两沟溪水常流,于召前汇集为五当沟,朝南流入黄河,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一龙两水”。五当召周围松柏茂盛,层峦叠翠,美不胜收。五当召有蒙、汉、藏三个名字。 “五当召”是蒙语名, “五当”是柳树的意思, “召”就是庙,可见当年此处柳树繁茂;藏语名为“巴达格尔” ,意为白颜色的花,也有人译作白莲花,该寺名

10、为七世达赖所赐;“广觉寺”是汉名,公元 1756 年由乾隆皇帝所赐。五当召始建于康熙五十二年(公元 1713 年) ,以西藏扎什伦布寺为蓝本,经过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年间的多次扩建,有大小殿宇、经堂、僧舍 2730 多间,占地约 300 亩,分布在 1.5 公里长的山坡上。五当召的建筑布局独特,没有通常围墙院落式的寺院组合,而是以主要建筑物为核心组成别致的六个建筑群。五当召的建筑造型,是藏式建筑艺术杰作,用材以土、石为主,平顶,厚墙,小窗,楼外有分层,下大上小,略有收分,立面呈梯形。每座建筑的外墙表面有一层相当厚的石灰层,任其自然凝结而成,清白典雅,别具一格。建筑上端装饰既有受唐古建筑风格影

11、响的精工雕刻、卧鹿、经幢,又有印度尼泊尔寺院顶饰风格的窣堵坡(台坐、覆钵、宝匣、相轮)6一条红色带状的“边码墙” ,更是其鲜明的特色。五当召既是一处整体的建筑群,同时每处殿堂建筑,又可独立成景。附属的建筑虽内外装饰不及佛殿考究,但有的建筑规模却超出殿堂。在内蒙古现存几十座明清寺院里,五当召建筑独具特色,成为塞外一座著名寺院。据记载在喇嘛教最兴盛的清中期,内蒙古地区建有召庙 1800 多座,喇嘛人数 15 万人,如此规模的喇嘛教信仰,促使草原游牧文明有了除行政区划和军事要塞之外的以宗教为中心的城市的产生。喇嘛庙在蒙古游牧社会中形成了信仰文化,经济,教育和医疗中心,它对蒙古社会有过长期而广大的影响

12、和贡献。统治阶级在完成从普及宗教信仰到一定程度的政教一体的过程中,喇嘛教所推崇的观念逐渐渗透到蒙古民族的价值观、审美情趣、道德规范、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等深层结构中,积淀成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历史上,蒙古地区以喇嘛教建筑为中心的城市原型中表达出的建筑、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有机的、统一的和相互依存的。五当召的历史就深深的验证了这点。上述宗教建筑,大多采用汉族形式的木构架屋顶,土(砖)墙较厚,而且大多有收分。窗较小,因而建筑显得雄伟结实,檐口和墙身上往往点缀一部分木门廊,上面有汉式大屋顶,使得这种坚实的体形并不呆板。色彩和装饰采用对比手法,经堂刷白色,佛寺刷红色,白墙面上用黑色窗框,红色木门廊及

13、棕色饰带;红墙面上则主要用白色及棕色饰带。屋顶部分及饰带上重点点缀镏金装饰。这7些装饰和色彩上强烈对比,有助于突出宗教建筑的重要性。至今保存完好的五当召,美岱召等寺庙,充分体现了上述宗教建筑的主要特征。历史上,蒙古地区的喇嘛教建筑为中心的城市原型中所表达出的建筑、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有机的、统一的和相互依存的。通过以上浅析,内蒙古地区传统建筑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是游牧文化的历史积淀,是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展的西口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二、包头旧城建筑及晋风民居建筑是人类基本实践活动之一,也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基本需求。早在原始社会人类就开始了最简单的建筑活动,这种活动经过长期发展,到形成现在的城市及其

14、建筑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城市建筑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产物,有着深深的历史烙印。包头地区现存的古建筑,大都是清代建造。清朝政府实行“实边、移民、开发”政策,清初就有内地移民来包头筑舍定居,在今东河地区逐步形成村落。清嘉庆十四年(1809 年) ,包头设镇。同治九年十二年(18701873 年) ,建成包头土城(见图 7) ,开始形成传统的城镇雏形,包头逐步成为我国西北地区商品集散重镇,城市建筑也随之逐步发展。民国初年,随着山西,河北,平津地区商人和资本进入包头,以及平绥铁路通车,铁路与黄河水运连接(见图 8、9) ,包头商业重镇的地位日益突出,商号店铺林立,经济繁荣推动了公共建

15、筑的进一步发展。8包头的金融,贸商服务业始于晚清时期。受山西商贸金融业发展的影响,许多山西商人来包头寻求发展。其中山西祁县的乔贵发及秦姓的二位东家,在清乾隆年间来包头经商。到清同治年间已形成已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为代表的经营粮油,典当,兼营贷放的商贸服务业。其店铺分布在东河区胜利路,解放路,财神庙一带(见图 11、12、13) ,由于山西人来包头大多是经商,因此他们建起的四合院即是商号。这个时期包头的四合院内,一般正房为柜房,是掌柜的办公,住宿用房,东西厢房为帐房伙计们的办公用房和住宅;南房为厨房,货仓,杂物间。晋人在包头建房时,为了挡风,排水,防匪的需要,将房屋建成前低后高的一出水坡屋顶(

16、见图14) ,门柱与墙面平行,大门洞采用半圆形砖拱碹(见图 15) ,体现了山西建筑风格与塞外生活的完美结合。这类房屋遍布今东河区北梁一代,是包头老城的核心区,现存 59 条老街巷,352 个院落,就是那个时期建筑特色的综合体现。清光绪 30 年(公元 1905 年)前后,由于南海子水运的发展(见图 8、9) ,包头形成塞外的商品集散地,到 1926 年前后,大小商号达千余家,可谓商贾云集,百业兴隆,以现财神庙(建于嘉庆十年 1805 年) ,广场为中心的九江口,汇集了九行十六社,构成了包头市城市文明发展史的精彩篇章。遗憾的是有许多文化积淀的包头旧城(泛指东河老城)街区及建筑,在近年来的旧城改造中多被拆除,所剩无几。这里只能用笔者搜集的图片,对包头旧城街区及建筑作些说明:1、包头旧城(见图 7)9公元 1870 年-1873 年(清同治九年至十二年) ,由大同镇总兵马升,包头镇巡检崔际平监工建筑的包头城墙全部完工。城墙土筑,高 1.5 丈,基宽 2 丈,顶宽 1 丈,雉墙 6 尺,周长 14 华里,城外有壕(池) ,深 3 尺,宽丈余。全城设东、西、南、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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