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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1 页 共 10 页浅析范仲淹浅析范仲淹岳阳楼记岳阳楼记的交叉式文体及其创作观的交叉式文体及其创作观( 钱成钱成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225300)提要：本文从文赋相乱的角度论述了范仲淹的文体创作观，并对北宋文坛的文道观进行了从新分类与认识，提出北宋初中期的文体交叉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要求将八股文的出现问题与之联系。关键词：文体交叉 文赋相乱 文道观长期以来，文学批评界对于文体的交叉与渗透，大多持批评意见，对于文体变异交叉持“昭体” “晓变”观点者也大多只局限于“诗文相乱” “词诗相乱”之说，对“文笔对举” “辞笔对举” “诗笔对称”等也仅限于南北朝文学
2、研究范畴（谢无量中国古文学史 ），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大量的骈赋式笔法，抒情对话式语体和变异形态的表现对象与模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岳阳楼记的交叉式文体究竟该如何认识，其文体背后的创作观又该如何来阐释呢?一一岳阳楼记岳阳楼记的交叉式文体的交叉式文体让我们先探讨一下文体的出现与分类这个基本前提：众所周知，古人对文章体裁体制是十分重视的，北宋倪思曾说：“文章以体制为先” ，尚书则将Comment ywz1: Page: 2第 2 页 共 10 页“辞尚体要”与“政贵有恒”并重。文心雕龙体性云: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明徐师曾则强调“夫文章之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也，器皿之有法式也”,（文体明辨序
3、）如“制文不依此法，纵令合理，所作千言，不堪施用”（文镜秘府序论文意 ） 。文体犹宫室之制度，器皿之法式，为文章之基，但同时我们也明白，文体这个概念是介于体裁与风格二者之间的，从传统的实际出发，我所言的“文体风格”实际上应被认为是语言体式问题，即语体和语势问题。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家几乎均认为不同文体其写作要求应不同，曹丕典论论文中说“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各善、故文本同而末相异” 。文赋云：”诗浮而情靡，赋体物而浏亮”,更进一步说明了体式与语体、风格、修辞等的对应关系。但我们发现，作为“铭诔尚实”的岳阳楼记 ，范仲淹这位身处北宋“道胜者则文不难而自至”的时代，却用“诗赋欲丽”的“铺采摛
4、文,夸丽风駭”的手法来“汪洋恣肆文辞,叠沓煊烨意象”又是为何呢？刘勰文心雕龙中曾提出：“洞晓性变，曲昭文体，然后能象甲意象” ，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穷文辞气力，通变則久矣” 。在这里他所说的“文辞气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语体语势风格等文体范畴内的东西。 “文体有常,变文无穷”换句话说就是“文无定势”，要“晓变”、 “要众体须殊、会通合数”。根据此，我们知道任何文体的“不变”与“晓变”均是对立统一的，所谓“文非一体”是从宏观方面来说的，而“文辞气力、通变則久”則是从微观角度而言，无论是洪观还是Comment ywz2: Page: 3Comment ywz3: Page: 3Comm
5、ent ywz4: Page: 3第 3 页 共 10 页微观均要求为文的“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因此在中国散文已经发展到“数体合一、体物写志”阶段出现范仲淹岳阳楼记这种运用多种写法来为文的状况就不应为我们所惊讶了。罗根泽曾评价范仲淹文道；“声律所以成文字之美，气势可以显语言之长，其性质相近而异其作用，此所以文气与声律不得以相济而形成”。 （照隅室文集 ）但这只是从中国散文史和中国文体发展历程角度来看的，对范仲淹其人其时其事我们則必须作一点深入分析。二二、 北宋初中期的文艺创作观北宋初中期的文艺创作观在北宋初中期的文坛上，宗韩尊柳与批判西昆体是时代主流， “文道说”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正如马克思
6、所言：批判不等于背叛。在韩愈的“尚质说”发展到“辞严义伟、制述为经”的同时，传统的文笔手法、文章形式，特别是“唐宋文人以语势论气者宗之”还是为范仲淹及其古文运动的同道者所接受的。柳开提出“古文者在于古其理，随言短长、应变而制， ”甚至直接提出了“文不恶理之华于辞也”。此时的范仲淹等人尚把文学看作独立艺术， “看作有用的东西看作道德与政治的附属品。 ”与范几乎同时代的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说：“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但尚承认文辞的艺术，与个人的“求道”并不相碍，文道二者仍是有机统一的。至于后来理学家所云“作文害道”甚至要废文说，把文章纯粹的只剩道了，使古文运动真正走上了绝路。根据宋
7、初文道观的发展历程及范本人所持的文学观来看，范所处的时代古文运动是要求文道统一的，他们很重视文辞的艺术价值与功用的，无论何种文体，第 4 页 共 10 页只要能载道、明道， “为论为议、为书疏歌词赞颂箴铭解说之类，虽其目甚多，同归于道，皆谓之文也” （孙明复集 ） 。我们知道宋初的文坛虽尊韩的，但其实绝大多数人均是尊韩之奇险，结果是文坛充满了辞涩言苦的古文，针对这个现象，比王禹偁还要早的田锡就提出“锡以是观韩吏部之高深，柳外郎之精博，微之之长于制诰，乐天善于歌谣，牛僧孺辩论是非，陆宣公条奏利害，李白杜甫之豪健，张谓、吕温之雅丽、锡虽拙陋，皆不能宗尚其一焉。但为文为诗，为铭为颂，为箴为赞，为赋为
8、歌，氤氲吻合，心与言会，任其或类于韩，或肖于柳，或依稀于元白，或仿佛于李杜，或浅缓促数，或飞动抑扬，但卷舒一意于洪朦，出入众贤之阃阈，随其所归矣。使物象不能桎梏于我性，文采不能拘限于天真，然后绝笔而观，澄神以思，不知文有我欤，我有文欤？”与田锡持同论的而其时影响最著者当数范仲淹、欧阳修了。范氏以名儒而为名臣，文道观在其身上根深蒂固，但其人既不如西昆体，偏于文而废道、亦不似二程强调“归于道者皆为文也”只讲道不及文，而是坚持“文道统一”。范仲淹上时相制举书云“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法莫先劝学，劝学之道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 ，安危之几存乎易 ，得失之鉴
9、存乎诗 ，是非质变存乎礼 ，万物之情存乎乐 。故宋史本传载：“仲淹泛通六经 ，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历尚风节，自仲淹担之。 ”四库全书总目文正集云：仲淹人品事业绝一第 5 页 共 10 页时，本不借文章以传，而其贯通经术，明达政体，凡所论著，一一皆有本之言，固非虚饰词藻所能，亦非高谈心性者所及。(21)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19评价范仲淹为学明经术，岐幕古人事业，慨然有康济之志。作文尤以传道为任。(22)因而面对持续达百年之久的诗文革新运动，范仲淹强调“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几，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哉”（范
10、文正公集 ） （23） 。范氏为文亦是如此，岳阳楼记中的文道统一固不必言。孙渚云：“岳阳楼记谓阴晴忧乐，随之忧而忧，后景异情，而要之于居庙廊则忧民，处江湖则忧君，极而至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无用闲谈 ） （24）金身圣叹云：“一肚皮圣贤心地，圣贤学问，发而为才子文章”。 （金圣叹批才子古文19 ） （25） 古文笔法百篇则云“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心可既境而存，心不可随境而变，其所以存于中者大，斯其所通于外者小矣，文正此记，前半为岳阳写景绘情，惨淡经营，已到十分。而其中或悲或喜，即处处从谪守着想。故末以忧乐二字易悲喜二字，归到仁人身上，见其境至变，心不与之俱变，心
11、所存，道即与之俱存。出忧其民，处忧其君，仁人之心自有其所以异者在也。通幅不矜才，不使气，使自己胸襟显得磊磊落落，正大而光明，非其在心中者大而能若是乎？”（26）我们试以范氏的赋格来论其文道观。北宋由真宗入仁宗朝的文学家范仲淹、叶清臣、胡宿、宋痒、宋祁等均擅辞赋，其形式多骈赋，但有宋一代赋风去浮求第 6 页 共 10 页实，则为范氏首倡，并形成诸家共同追求的敷格。其赋议论直率而不完全抛弃赋家熔铸材料亲意构思的艺术方法。他曾因痛惜“文章柔糜、风俗巧伪” 、 “前代之季、不能自救” ， （上时相议制举书 ）故编以唐人赋为主的赋林衡鉴 ，分类别折为“叙事” 、 “颂德”等二十门。意在“由有唐而复两汉，
12、由两汉而复三代” ，“聘以伊尹之道，策以仲舒之文，求制礼作乐之才，尚经天纬地之业” 。 （27）相对同属“文道统一”观持有者欧阳修赋之曲致清巧、王安石赋之思新气促，范仲淹赋更讲求“文道并重”，其赋风去浮求实，但形式却仍遵从赋家熔材谴意构思，求篇幅之精粹、实用工于谋篇、寄心于构思造境、锐意于句法之成、尤着力于用字之精，故“文道和谐”，充分体现了其人政治家、文学家合二为一的文学创作观。三三 、对北宋初中期的文道观的重新认识与分类、对北宋初中期的文道观的重新认识与分类对于宋初的文道运动，过去文学批评界均分古文家（欧曾） 、道学家、政治家三派，并且几乎把三派截然分开。按照郭绍虞与敏泽先生的看法，范仲淹
13、是典型的政治家，其与“文”的关系是远而又远的，但试以岳阳楼记的交叉式文体及范仲淹的赋格说为例，可看出范氏是坚持“文道和谐”的，作为政治家与文学家他这两个身份并重。相对宋初尊韩的柳开、石介等人名为古文家而骨子里实开道学风气来说，范是名为政治家，实启宋中叶的“文道和谐观” 。与其几乎同时的欧阳修也和范仲淹一样认识到古文于道一方面不能和道学家一样讲心性义理之学而因道废学，一方面又不能如西昆体因文废道，作为兼政治家与文学家二重重任的他们纷纷另辟途径，以求使文贯道、以道立文。相对范氏从文体交叉角度来第 7 页 共 10 页求变，欧阳修则偏重在传记文学，并云“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言
14、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 。 （欧阳文忠公全集67 ） （28）因此说，范、欧等人均是主张“善文其言”的。并经王安石、陈舜俞、司马光等人从“文道和谐”角度逐步发展与完善形成了三苏（又以苏轼为代表）的“贯道说”。以往我们讲到三苏的“贯道说”总是再三强调其与“柳、穆、欧、曾”诸人所谓道的区别，说他们论文所重者乃文的风格、体制，而不涉及内容。朱熹甚至说“今东坡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 。 （29）但我们知道，早在刘勰就曾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章的内容（道）与形式（文）二者是统一的，三苏的以文贯道与古文家的以文载道其出发点与最终归宿一致，而三苏特
15、别是苏轼所谓的道，其性质盖通于艺、表于政、涵括理，比起道学家之所谓道，实在更为通脱、更为广达、更为透彻。苏轼正是继承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因文求道、因文现道，而“文必与道俱”，使道能够在为文时“莫之求而自至”。当然这比起范氏的文不限于一体以求道、欧氏的别寻为文途径以求道来又更深了一层，但二者是前后继承的关系，可以毫不含糊的说没有范仲淹的文赋、文诗相乱以求“文道和谐”是决不可能有苏轼为文的“文道和谐、浑然一体；道不求而自现、文不丽而自工”的。故宋人释德洪跋东坡恽池录云：欧阳文忠公以文章宗一世，其病在理不通。以理不通，故心多不能平，以是后世之卓绝颖脱而出者皆自笑之。东坡以其理通、故其文涣然如水之质
16、，漫洇浩荡，则其波亦自然而成文，盖第 8 页 共 10 页非语言文字也，皆理故也何以臻此？”（30）总的说来，北宋政治家的文论是不能以传统古文批评家所云的文道分离说来看待的，范氏的岳阳楼记中文赋交叉式文体的出现决非偶然，范仲淹用交叉式文体写“铭诔尚实”的碑铭这不但体现了北宋政治家“经中求用”的文道观，同时亦开启了到苏轼而渐于完善的“文道和谐说” 。因此我们说，范仲淹的“文赋相乱”的为文方法对于克服北宋初期文坛的文道分离（连欧阳修亦曾认为“道胜则文至” ）的弊端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起到了清源正流的作用，其意义是相当深远的。综上所述，朱东润、郭绍虞、敏泽等大家所认为的范仲淹所持文学创作观只单属北宋政治家的的“平易自然”之革新政治的“平文”观，其为文风格只是“去浮求实”是片面的（31） ，对于其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