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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蛾眉谣诼独醒累离忧岂仅屈灵均也谈晚清重臣郭嵩焘的悲剧意义郭炯二零一二年十二月2一郭嵩焘悲剧人生公元 1891 年 7 月 18 日（光绪十七年六月十三），天，异常地阴沉昏暗，潮湿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忽然，几道弧光划破铅灰色的天空，一声闷雷后，晚清重臣郭嵩焘在老家湖南湘阴，孤寂悲凉地病逝，享年73 岁。郭氏死后，除了家人，前来奔丧的亲友寥寥无几，仅有几个生前知己，如易顺鼎、王先谦、俞樾、萧士猷、严复等撰联悼挽，为这个“殷忧与终古、苍凉寰海一孤臣”的陨落而悲痛不已，其中犹以学生严复的挽联对郭氏一生，概如其分：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
2、均。从严复痛失恩师的挽联中， 我们可见郭嵩焘一生， 执着如磐石，心灵之孤独，谤毁于天下，忧患似屈子。鸣呼，其人生何其悲怆也！谈及郭氏的悲剧人生，首先要了解郭氏的人生轨迹。郭嵩焘（生于清嘉庆廿三年1818，卒于光绪十七年1891），辈先杞，字筠仙，号伯琛，湖南湘阴人。 1837 （道光十七年），中举人。 1840（道光二十年），经人推荐给浙江学政当幕僚。 1847 （道光 廿七年），中进士。1852年咸丰二年） ，劝说并资助曾国藩组建湘勇，成为湘军创始人。1856 （咸丰六年），任翰林院编修，同年任清廷南书房行走。 1862（同治二年），授苏松粮储道。1863（同治三年）署理广东巡抚，诏赏三品顶
3、戴。1875（光绪元年），入总理衙门。同年任福建按察使。1877 （光绪三年）任清政府驻英公使， 也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 1878（光绪四年），兼任驻法国使臣。同年，被清政府召回，从此闲居老家湘阴。郭氏把出使英国等欧洲国家途中的见闻和感受写成使西纪程 ，向清政府大力介绍“西洋”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政治措施，称赞“西洋”政教制度，对中国内政提出 要向西方 效仿和学习的建议。却遭到“皇上”、满朝文武以及顽固守旧势力的误解、仇视和污蔑。翰林院编修何金寿等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等罪名，郭氏被清廷申斥， 书稿被毁。 而后又遭到其副手刘锡鸿的诬陷，郭氏无奈，因病请辞。于1879（光绪九年）乘船
4、抵达长沙，又遭到守旧乡绅和3不明事理的百姓的谩骂和围攻，骂他“勾通洋人”、“汉奸”，并张贴大字报来侮辱他。郭氏病死后，虽有李鸿章，王先谦等官员请旨按惯例赐谥，可被清廷否决。直到义和团运动，还有人向慈禧太后上疏，请戮他的尸首谢天下。郭嵩焘方生未死，经历了清代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五个时期，从他一生坎坷的心路历程来看，我们足可窥视到郭氏大起大落和大“爱”大“痛”的悲剧人生。 要探究郭氏悲剧的意义， 我们不得不大致了解一下当时的社会发展背景。16世纪 19 世纪的 400 年间，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全方位的转型。在欧洲发生了英国工业革命，法国革命、意大利革命、俄国农奴制改革
5、、奥地利民族解放运动。在美洲发生了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工人运动、废奴运动和约翰布朗起义。在亚洲也发生了日本明治维新等运动。这些波澜壮阔的革命和运动的冲击波， 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广泛渗透和波及，都把矛头直指那个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和集权制度。因此，中国也不例外， 晚清这个时候的“天朝帝国”，两对根本的社会矛盾分外激烈，一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由于满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满清帝国，对汉族和其他民族实行高压统治，激起广大汉族和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 纷纷揭竿而起。先后爆发了新疆维吾尔族、汉族人民起义； 山东爆发了王伦起义； 甘肃发生撒拉回民起义； 台湾发生了林爽文起义；湖南、贵州苗民起义以及广东
6、、广西的瑶民起义和金田太平天国起义。二是中华民族和西方列强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向垄断的帝国主义发展过渡， 不断向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商品输出。英国在 1840 （道光十九年）发动“鸦片战争”，其结果，大清帝国一败涂地。清廷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 南京条约 之后，接着就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不断地向列强割地、赔款，中华民族已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这两对矛盾相互交织，又互为矛盾，清政府内忧外患，岌岌可危。整个晚清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所受到的震荡也格外强烈，历史赋予近代中国的严峻现实就是：“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铁的事实表明，不改变中国的现状
7、就无法抵御西方列强和“富国强民”。在这跌宕起伏和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潮中，郭嵩焘生于斯，其“求实效不为虚语”，时时作为弄潮儿处于风口浪尖上，又不时被大风大浪推至深深谷底。 其最初的理想抱负到最终的失望潦落，其中大起大落和大4“爱”大“痛”，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当然与他个人落拓不羁的人文情怀紧密相关，但更与那个时代的震荡和矛盾深深相连。深刻反映出方生未死之际一个思想先行者的孤独身影和历史悲剧命运。正如著名学者钟叔何先生说的那样：“郭嵩焘对封建政治、 文化及洋务的批判和坚持真理的态度，决定了他悲剧的人生， 注定了他会在天朝帝国里演出一场人生悲剧。”那么，郭氏的人生悲剧具体又是怎样造成的呢？笔者不揣浅陋，
8、以为应该有如下几个原因。（一）出生商贾家传影响笔者藏书湘阴郭氏家族史全书 有记载：郭家是湘阴有名富室， 富甲一方，致富的原因主要由于经营商业和利贷。其曾祖父（号望湖），“善居积，富中一邑，亦乐施与。沉厚敏捷，才气沛然有余。”其祖父（字括榘）“性豪迈，尚气谊，然诺一语，千金不惜，乐善好施”。其父亲家彪（字春坊）仍营借贷，“尤喜济人之急， 夷然不为有无顾虑， 亲故假贷， 必盈其意，或相称贷，邀一言为质。及其，辙代偿，精医，岁储药饵，供人求乞。”可见这三代人不仅是好商人，还都是慈善家。这三代人，在其祖父（括榘）这一辈，就立下了郭氏家族的祖训：“世家先立本，道德与文章”，以训诫后人，要修好品德、操行和
9、文化、知识，才是做人的根本。 同时也将这条祖训作为子孙繁衍的辈序（其祖父为“世”字辈，父亲为“家”字辈，郭嵩焘为“先”字辈) 。这几代人，虽然都读过书，但最多只读到贡生、秀才为止，并没有都走上读书做官，即“学而优则仕”的道路。19世纪初，湘阴所在的洞庭湖区因“北枕大江”，其商业和手工业也已经较之湖南其他地方发达，其水路、陆路也很发达，城镇已经集中聚集了一定的居民和财富，借贷资本已经同商业资本一道在经济活动中出现并发挥出积极作用，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相当发育。郭氏家族的情形与通常意义上的“耕读传家”（以地租为经济来源，以读书做官为目的） 的地主阶级不同， 其封建意识和小农意识可能较少，而已具备向资
10、本家转化的条件。因此，商贾家庭的背景以及祖辈忠孝节义、诚信经商、正直公平和乐善好施的家传精神，不可能不对郭氏在人生道路中效礼义、尊儒教、讲诚信、守信用、重公允以及开拓进取潜移默化地产生直接、深刻的影响。后来郭氏进入仕大夫阶层，就有一个异乎寻常的特点，就是没有传统的“重农轻商”的思想。这在当时“仕农工商”四民等级的时代，就连康熙大词典5都不能有“商”字的清代，实属异类，难能可贵。“士、农、工、商”四民等级，已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明确化。但封建社会， 这种四民划分， 却逐渐发展成阶级对立。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样，“学而优则仕”便成为普遍追求的一种价值
11、观。然而，官位总是有限的。人们都会趋之如骛往这条道上挤。这种重“士”，轻“农、工、商”的“四民等级”始自唐代，至宋以后尤甚。郭嵩焘对此提出了严肃批评：唐世尚文，人争以文自异，而士重。宋儒讲经性理之学，托名愈高，而士愈重。于是士之数视农、工、商三者相倍焉。人亦相与异视之，为之名曰：重士。其所谓士，正周官所谓闲民也。 士愈多，人才愈乏， 风俗愈偷。故夫士者，国之蠹也。 （见郭嵩焘评传 377 页）。郭氏对冗官成灾，国家的财富被其无度地侵蚀和消耗的现状，已憎恶之极。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四民惟农商二者为常业”和“商贾与士大夫并重”的思想。如1860（同治元年），郭氏在写给有换帖之交的曾国藩
12、的信中说： 用才各有所宜，利者儒生所耻言。而汉武用孔僅，桑弘羊皆贾人，斯为英雄之大略。1878（光绪八年）郭氏退休还乡后，还在省城长沙禁烟大会上大力提倡 商贾与仕大夫并重 之义，强调清政府要看重商贾， 尊重商人的言行，要扶持商品经济和自由贸易的主张。并一贯主张反对轻利， 批评重士，以工商为本，力主民营，建立财政税等制度。应该说，郭嵩焘的商贾家族背景和“商贾与仕大夫并重”的思想是超越那个时代的，是前瞻社会发展的治世大略。与他后来能够欣然接纳和吸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技法”，不无关系。当郭嵩焘出使西洋后，对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有了初步的认识后，更加明确提出了以“工商
13、为本”的思想，而且反复强调中国发展近代工商业时，要坚持民办，反对官办或官商合办。这些，都鲜明地反映出他商贾家庭出身以及家传影响所形成的经济思想的时代特征。（二）独立根性众必非之湘阴郭氏家族史全书中有这么一个记载：一日暑甚，先杞默坐斋中，钧公台（郭嵩焘伯父）与二三挚友纳凉阶下，相与言曰：“先杞遇事恂恂，独其读书为文，若猛兽鸷鸟之发， 后来之英，无及此者。 然观其意志， 无幾微让人， 岂徒欲为诸生之雄哉” 。这段记载， 活脱脱勾勒出郭嵩焘一个有着鲜明个性的读书少年的生动形象。其弟郭昆焘曾描述其兄：“心直口快，往往面责之处，直与人6以难堪。”说明郭氏常常是得理不饶人，很是傲慢。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
14、种“无幾微让人” 的个性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郭氏后来的一生。人的一言一行， 真正要融入社会并不容易，尤其郭氏的独特个性，尤其在晚清这个“末”流之世，更容易动辄得咎。郭嵩焘的一生，还特别厌恶“流俗”。那么，什么是“流俗”呢？对此，郭氏在郭嵩焘日记（第一卷447 页）中有过具体描述：君子之拘于见闻，染于气习者，皆谓之流俗。俗人之时所趋而流焉，君子之所恶也。 往在京师，见一事之得失， 一人之用舍， 俄而毁，俄而誉，俄而怒，万口附会，众目睢盱，不移时而议论又变，举国呶呶然互相辩论，问以事情之原委，漠然不知。袭古人之一说以为准则，问心以古人之事势得失奚若，今日之时令因革奚若， 茫然无以为应。 凡此者，皆所
15、谓流俗是非也。 三代以下，事之得失，人之贤否，蔽于流俗之议论。不得其实者多矣。论天下事以识为主，识力透出人一层，自能剖析是非得失，不随众附会。故欲脱除流俗气习，以读书广识为本。隐，非议也。人皆鹜于富贵，而独介然不屈，所以为贤。死谏，非正也。人皆习于避就，而独毅然不顾，所以为贤。是二者，流俗之所惊叹，亦必有超出流俗之心，乃能及之。若夫观理道之精微，揽天下之奥秘，审事于几先，创论于独见，言之而人以为忤，行之而众以为疑，君子人与，流俗乌能测之。庄生曰：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超出流俗者，入流俗波靡之中而不失其守者也。可见，所谓“流俗”乃指一种社会风气。这种社会风气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
16、益，反映了一种社会心理， 但却并不一定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潮流。这种社会风气往往以种种“议论”、“辩论”的形式反映出来。如郭嵩焘时代一些顽固派仕大夫利用古人“夏夷之辩”的观点反对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就是为此。这说明，“流俗”是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趋势的思维，它不但存在普遍的百姓之中，而且可以反映到社会上层的仕大夫之中，而郭氏讲的“流俗”，更多地是指社会上层的一些偏见。郭嵩焘以为，要避免习气， 就要提倡正气。 他在郭嵩焘日记（第一卷 447页）中还说道： 天下之嚣气靖而后天下之正气倡。能知此者难矣。此当大臣之事也。气之嚣也，气之靡也，一动而嚣然，一反而靡然矣。大臣养吾气以致天下之气，忠孝廉节之道其常，言论事功之标其准，而何有嚣哉。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理解，所谓“气之嚣也， 气之靡也” ，是说表面上气势汹汹， 其实是色厉内莅。7郭嵩焘讲的“养气”，就是要“集义”，就是要用“义”去战胜和克服流俗的习气。至于那些阿谀逢迎之流，郭氏更是十分鄙视。1859（咸丰九年），郭氏奉咸丰之命，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