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学王书谈》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沈尹默.学王书谈（5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沈尹默关于学习王字的经验谈爱好书法的朋友们,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 “ 怎样学王 ”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我愿意接受这个考验，试做解答的问题之一。乍一看来仿佛很是简单，只要就所有王帖中举出几样来，指出先临那一种， 依次再去临其他各种，每临一种，应注意些什么，说个详悉，便可交卷塞责。正如世传南齐时代王僧虔笔意赞（唐代玉堂禁经后附书诀一则，与此大同小异）那样：“ 先临告誓 ，次写黄庭 ，骨丰肉润，入妙通灵。努如植槊，勒若横钉。 粗不为重，细不为轻，纤微向背，毫发死生。” 据他的意见，只要照他这样做，便是“ 工之尽矣 ” 。其实便这样做，在王僧虔时代，王书真迹尚为易见
2、，努力为之，或许有效，若在现代，对于王书还是这样看待，还是这样做法，我觉得是大大不够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在没有解答怎样学王以前,必须先把几个应当先决的重要问题,一一解决了 ,然后才能着手解决怎样学王的问题。几个先决问题是，要先弄清楚什么是王字，其次要弄清楚王字的遭遇如何，它是不是一直被人们重视，在当时和后来有那些不同的看法，还有流传真伪， 转摹走样等等关系，这些都须大致有些了解，然后去学， 在实践中， 不断揣摩，逐渐领会，才能和它一次接近一次，窥见真缔，收其成效。现在所谓王 ,当然是指羲之而言,但就书法传统看来,齐梁以后 ,学书的人 ,大体皆宗师王氏,必然要涉及献之,这是事实 ,那就须要将
3、他们父子二人之间,体势异同加以分析,对于后来的影响如何 ,亦须研讨才行。那末 ,先来谈谈王氏父子书法的渊源和他们成就的异同。羲之自述学书经过， 是这样说的： “ 余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下许之见钟繇、梁鹄书，又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师，仍从众碑学习焉。” 这一段文字，不能肯定是右军亲笔写出来的，但流传以久，亦不能说它无所依据，就不能认为他没有看见过这些碑字，显然其间有后人妄加的字样，如蔡邕石经句中原有的“ 三体 ” 二字，就是妄加的，在引用时应该把它删去。尽人皆知，三体石经是魏石经，但不能
4、以此之故，就完全否定了文中所说的事实。文中叙述 ,虽犹未能详悉 ,却有可以取信之处。 卫夫人是羲之习字的蒙师，她名铄字茂猗，是李矩的妻，卫恒的从妹，卫氏四世善书，家学有自，又传钟繇之法，能正书，入妙，世人评其书， “ 如插花美女，低昂美容。” 羲之从她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 亦由之而成， 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人从帖学入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情。在这一段文字中， 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其深厚根源的。王氏也是能书世家，羲之的叔父廙，最有能名，对
5、他的影响也很大。王僧虔曾说过：“ 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 书为右军法。” 羲之又自言：“ 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 ” 又言： “ 吾真书胜钟，草故减张。” 就以上所说，便可以看出羲之平生致力之处，仍在隶和草二体， 其所心仪手追的，只是钟繇、 张芝二人， 而其成就， 自谓隶胜钟繇， 草逊张芝，这是他自己的评价，而后世也说他的草体不如真行，且稍差于献之，这可以见他自评的公允。唐代张怀瓘书断论羲之书法云：“ 然剖析张公之草，而秾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精研体势，则无所不工。”
6、 张怀瓘叙述右军学习钟、张，用剖析、增损和精研体势来说，这是多么正确的学习方法。总之，要表明他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 依样画着葫芦， 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 不泥于古， 不背乎今，才算心安理得。 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的秦汉篆隶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如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羲之书法，受人欢迎，被人推崇，说他“ 兼撮众法，备成一家” 的缘故。前人说 : “献之幼学父书，次习于张（芝），后改制度，别创其法，率尔师心，冥合天矩。 ” 所以文章志说他“ 变右军书为今体。” 张怀瓘书议更说得详悉：“ 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
7、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伪谓不拘六书规范，略谓省并点画曲折）之理， 极草纵之致， 不若稿行之间， 于往法固殊， 大人宜改体。 且法既不定， 事费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 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 ,非草 (盖指章草而言) 非行 (盖指刘德升所创之行体,初解散真体 ,亦必不甚流便),流便于草 ,开张于行 ,草 (今草 )又处其中间,无籍因循 ,宁拘制则 ,挺然秀出 ,务于简易 ,情弛神纵 ,超逸优游 ,临事制宜 ,从意适便 ,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 ,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陶弘景答萧衍（梁武
8、帝）论书启云：” 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字不详，或云是王家子弟，又相传任靖亦曾为之代笔），世中不能别也，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就以上所述 ,子敬学书经过 ,可推而知。初由其父得笔法，留意章草，更进而取法张芝草圣，推陈出新，遂成今法。当时人因其多所伪略，务求简易，遂叫它作破体。及其最终，则是受了其父末年代笔人书势的极大影响。所谓缓异， 是说它与笔致紧敛者有所不同。在此等处，便可以参透得一些消息。大凡笔致紧敛，是内擫所成；反之，必然是外拓。后人用内擫
9、外拓来区别二王书迹，很有道理，说大王是内擫，小王则是外拓。试观大王之书，刚健中正，流美而静；小王之书，刚用柔显，华因实增。我现在用形象化的说法来阐明内擫外拓的意义，内擫是骨（骨气）胜之书，外拓是筋（筋力）胜之书。由此而言，内擫近古，外拓趋今，古质今妍，不言而喻。学书之人，修业及时，亦甚合理。人人都懂得，古今这个名词，本是相对的，钟繇古于右军，右军又古于大令，因时发挥，自然有别。古今只是风尚不同之区分，不当用作优劣之标准。子敬耽精草法，故前人推崇谓过其父，而真行则有逊色，此议颇为允切。右军父子的书法，都渊源于秦汉篆隶，而更用心继承和他们时代最接近而流行渐广的张、钟书体，且把它加以发展， 遂为后世
10、所取法。更有一事 ,值得说明一下，晋代书人墨迹，世间仅有存者，如近世所传陆机平复帖以及王珣伯远帖真迹，与右军父子笔札相较，显有不同，伯远笔致，近于平复帖，尚是当时流俗风格，不过已入能流，非一般笔札可比，后来元朝的虞集、冯子振等辈，欲复晋人之古， 就是想恢复那种体势，即王僧虔所说的无心较其多少的吴士书，而右军父子在当时却能不为流俗风尚所局限，转益多师，取多用弘，致使各体书势，面目一新，遂能高出时人一头地，不仅当时折服了庾翼，且为历代书人所追摹，良非偶然。自唐以来 ,学书的人 ,无一不首推右军,直把大令包括在内,而不单独提起。这自然是受了李世民过分地扬父抑子行为的影响。其实，羲献父子，在其生前，以
11、及在唐以前这一段时期中，各人的遭遇，是有极大的时兴时废不同的更替。右军在吴兴时，其书法犹未尽满人意，庾翼就有家鸡野骛之论，表示他不很佩服。刘宋时的虞和简直这样说：“ 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郄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 ” 这是说右军到了会稽以后，世人才无异议，但在誓墓不仕后，人们又有末年缓异的讥评， 这却与右军无关， 因为那一时期， 右军笔札， 多出于代笔人之手，而世间尚未知之，故有此妄议。梁萧衍对于右军学钟繇,也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他说： “ 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殊字缓，譬犹楚音习夏，不能无楚。” 这是说右军有逊于钟，他又说明了一下：“ 子敬不殆逸少，犹逸少不殆元常。”
12、陶弘景与萧衍论书启也说，“ 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继以齐名 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 南齐人刘休，他的传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 “ 羊欣重王子敬正隶书，世共宗之， 右军之体微古 （据萧子显 南齐书 刘休传作” 微古 “ ，而李延寿南史则作” 微轻 “ ） ，不复贵之，休好右军法，因此大行。右军逝世 ,大约在东晋中叶,穆帝升平年间,离晋亡尚有五十余年,再经过宋的六十年,南齐的二十四年,到了梁初 ,一百四十余年中,据上述事实看来,这其间 ,世人已很少学右军书体,是嫌他的书势古质些。古质的点画，就不免要瘦劲些，瘦了就觉得笔仗轻一些，比之子敬媚趣多的书体，妍润圆腴，有所不同，遂不易受到
13、流俗的爱玩，因而就被人遗忘了，而右军之名，便为子敬所掩。子敬在当时，因有盛名，但谢安曾批其札尾而还之，这就表示出轻视之意。王僧虔也说过，谢安有时把子敬书札，裂为校纸。再来看李世民批评子敬,是怎么样的说法呢?他写了这样一段文章：“ 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如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枒而无曲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 这样的论断，是十分不公允的，因其不符合于实际，说子敬字体稍疏（这是与逸少比较而言），还说得过去，至于用枯瘦拘束等字样来形容它，毋宁说适得其反，这简直是诬蔑。尽管这样 ,还是不能把子敬手迹印象从人们心眼中完全抹去
14、,终唐一代 ,一般学书的人,还是要向子敬法门中讨生活,企图得到成就。就拿李世民写的最得意的温泉铭来看，分明是受了子敬的影响。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要诽谤子敬呢？我想李世民时代，他要学书，必是从子敬入手， 因为那时子敬手迹比右军易得，后来才看到右军墨妙，他或者不愿甘于终居子敬之下，便把右军抬了出来，压倒子敬，以快己意。因此 ,右军不但得到了复兴,而且奠定了永远被人重视的基础，子敬则遭到不幸。当时人士慑于皇帝不满于他的论调，遂把有子敬署名的遗迹，抹去其名字， 或竟改作羊欣、 薄绍之等人姓名，以避祸患。另一方面，朝庭极力向四方搜集右军法书，就赚兰亭修稧叙一事看来， 便可明白其用意，志在必得， 但是兰亭
15、名迹， 不久又被纳入李世民墓中去了。二王墨妙，自恒玄失败，萧梁亡国，这两次毁损于水火中的，已不知凡几，中间还有多次流散，到了唐朝，所存有限。李世民虽然用大力征求得了一些，藏之内府，迨武则天当政以后，逐渐流出，散入宗楚客、太平公主诸家，他们破败后，又复流散人间，最有名的右军所书乐毅论 ，即在此时被人由太平公主府中窃出，因怕人来追捕，遂投入灶火内，烧为灰烬了。二王遗迹存亡始末，有虞和、武平一、徐浩、张怀瓘等人的记载，颇为详悉，可供参考，故在此处，不拟赘述，但是我一向有这样的想法，若果没有李世民任情扬抑，则子敬不致遭到无可补偿的损失，而修稧叙 真迹不致作为殉葬之品，造成今日无一真正王字的结果。世传张
16、翼能仿作右军书体,王僧虔说： “ 康昕学右军草， 亦欲乱真，与南州识道人作右军书货。”这样看来，右军在世时，已有人摹仿他的笔迹去谋利，致使鱼目混珠。还有摹拓一事，虽然是从真迹上摹拓下来的，可以说是只下真迹一等，但终究不是真迹，因为使笔行墨的细微曲折妙用，是无法完全保留下来的。乐毅论在梁时已有模本，其他大雅吟、 太史箴、画赞等迹，恐亦有廓填的本子，所以陶弘景答萧衍论书启中有“ 箴咏吟赞，过为沦弱” 之议，可想右军伪迹，宋齐以来已经不少，又子敬上表，多在中书杂事中，谢灵运皆以自书，窃为真本，元嘉中，始索还。因知不但右军之字有真有伪,即大令亦复如此,这是经过临仿摹拓,遂致混淆。到了唐以后，又转相传刻，以期行远传久。北宋初，淳化年间，内府把博访所得古来法书，命翰林侍书者王著校正诸帖，刊行于世，就是现在之十卷淳化阁帖，但因王著 “ 不深书学，又昧古今” （这是黄伯思说的） ，多有误失处，单就专卷集刊的二王法书，遂不免“ 璠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