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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浒传是汇聚当时社会广泛流传的民间说书话本加工而成,其中的武松传已不再需要加工, 早已经历了无数次再加工,炉火纯青, 栩栩如生。 作者施耐庵应该是说书世家,祖上所传下来的说书话本很多。施耐庵以自家祖上作为引线逐步展开书写江湖,这是从未有过之事。贼寇向来为士绅群体所不耻,荡寇志就是这类产物,而百姓更喜欢水浒传。“洪太尉误走妖魔”说的是仁宗末年,接下来就是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正是王安石变法后的历史时期,后果已经形成。史太公应该是作者祖上施太公,施家曾经作为庄主存在。王安石变法主要是青苗、免役、均输,其中为害最大的无过于青苗法。华夏以农耕立国,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就是耕地。当时人口总额约五千万,官府
2、鼓励垦荒,免征税赋三至五年,此后作为永业田。 自耕农可以经营一二百亩,大多属于河滩沃土。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长江、黄河是两条母亲河,地处黄河下游的山东、河北一带更是得天独厚,农家是很富足的。变法之前赵宋已经历了一百三四十年,所有人都认为赵宋可以千秋万代,天下太平,人心思定。有恒产才有恒心,而仁宗年间百姓是有恒产的,尽管存在贫富差别。 士绅们以钱购买熟地佃租给农户吃租,通常税赋之外田主所得不超三成,否则农户宁愿垦荒。丁壮每年服役五日,就是出民工。士绅之家出钱由官府雇劳役,并无纷争。士绅之家有条件读书求学,“学而优则仕” ,例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
3、石等,生活是可以保证的,不一定依靠俸禄。 三谏而不从则辞去,不把官位看的太重。自尊、自重、 自爱是建立在有私家财产基础上的,而王安石变法正是剥夺私有建立公有,是温水煮青蛙。为的是北伐统一大业,振兴中华;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慶壽宮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 “固已辦之矣。 ”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李达佃种一二百亩地养活老娘与不学好的兄弟李逵是很无奈的,连媳妇都娶不上。 官府推行青苗法春贷秋还,收利二分,李达并不需要。贷款额度是有任务指标的,国家是为了
4、赚钱,并非为民服务。各级官衙成了逐利机构,权力经济迅速形成,权力主导一切。王安石是按推行新法的程度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官吏任免大权都掌握在新兴力量手里,不换思想就换人, 拒不推行新法的发现一个换下一个。下面再加上一二分损耗,贷款收利就是三四分了。民间借贷通常是年利五分,并不容易借贷。李达不愿贷款,而李逵为之兴奋,非闹着要贷款不可,赌赢一把就回来了。 贷款是需要保甲担保的,保长、甲长必须是殷实之家有偿还能力。李逵闹得不行, 多次贷款都只贷不还,把担保之家赔得叫苦连天。衙门是不管那许多的,猪羊挑肥的宰。宋江尚好说话,戴宗可就没有颜面了,对欠贷户横加残害,多方敲榨勒索。李逵将人打死后逃走,李达被官府
5、关押起来。幸亏田主出手相救,李达的愤慨可想而知。李逵投靠了戴宗, 这是免役法实行之后产生的怪胎,流氓无产者们喜欢出入公门,官府征收人头税用于招用衙役,成为官府的鹰犬。青苗法推行三四十年后,“洪太尉误走妖魔”已经成形了,大量的流氓无产者涌现,白胜就是这么个流氓无产者。“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是当时的民谣,白胜并非创作者。保甲长是由下面推选,保长相当村长。 里长、保正则由官府任命,就是镇长、乡长。晁家过去应该是大户,担任保正,与县衙人员很熟。上挤下压并不容易, 与宋江同气相求, 引为知己。 变法之前权力腐败现象很少,官员们知耻。变法之后官场不再知耻,梁
6、中书公开每年向岳父蔡京孝敬生辰纲十万两,是公人们推车插旗一路招摇,各处官府严加保护的,公权力已全部私有化。杨志虽为官身,却是权贵的家丁,权力的鹰犬。上年生辰纲被劫,这次被晁盖一伙惦记上了,说不定还有多少惦记的。参加者大多是流氓无产者, 没啥可失去的, 例如阮氏三雄。 空有一身本事, 三兄弟连老娘都养不起,还不如上梁山了。官府只会残害百姓,不敢剿贼,欺软怕硬。均输就是官府垄断市场,垄断物价,贱买贵卖, 对百姓巧取豪夺。货主们往往无端遭到 关押,只好廉价将货物卖给官府,这是计划经济的怪胎。只讲权力,不讲道理,官官相护。破产农民被迫沦为庄户,也就是农奴,太公庄主们占有生产资料,受制于官府。有些庄园既
7、上缴皇粮国税,又得向贼寇们上缴保护费,也就是借钱粮,只借不还。土地兼并极其严重,失地农民越来越多,贼寇遍地, 均没有了恒产。神宗年间对新法尚且犹豫,神宗死后由哲宗即位,刚刚十岁,是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自仁宗以来,三后临朝,皆有大功。”王安石变法之前是儒家占据主流,例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王安石变法后,殿堂之上全是势利之徒,只知利,不知义。天下无道,江湖道义取代了春秋大义,取代了王安石思想,是出于原始的正义。李逵的嗜杀是在衙门里形成的,就是狱卒,专制政权最无人性之处。程颢谓王安石曰: “介甫行新法,人方疑以为不便,今乃引用一副当小人,或为险要, 或为监司,何也?”介甫曰:“方新法之行
8、,旧时人不肯而前,因一切有才力候法行已成,即逐之, 卻用老成者守之, 所谓知者行之, 仁者守之。”颢曰: “以斯人而行新法,介甫误矣。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岂可去也?若欲去,必成雠敌,他日将悔之。”安石默然。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对于变法神宗悔之已晚,哲宗亲政之后记恨太皇太后与老臣们,认为曾经准备废了自己。对于孟皇后哲宗并不喜欢,宠爱刘婕妤,刘婕妤始终与皇后相争。太皇太后不喜欢刘婕妤,因其太好弄权, 有机会肯定成为武则天。三代太后垂帘听政都
9、很公正,从不偏向自家人,朝中风气很正。 太皇太后当政九年,哲宗十八岁亲政锐气正盛。哲宗是打算继承神宗未竟之业统一天下的,成为汉武帝。反对司马光等保守势力,全力支持新法,将所有反对变法的全部打成奸党,全国设立奸党碑,令其遗臭万年。百姓们很不理解,怎么正人都成了奸党,邪人都成了正确路线代表?假丑恶战胜了真善美,法家路线取得绝对性胜利,直至两宋彻底沦丧。奸佞们是不管那许多的,只要活着时享受就行,死后哪怕天塌地陷呢。都是无神论者与彻底唯物论者,就是丛林禽兽思想,只有今生,没有来世;“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壬戊,户部尚书蔡京言: “神宗皇帝熙宁之初,将欲有为於天下,得王安石而任之。於
10、是置条例司,选天下英材,设官分职,参备其事;兴利补弊,功烈昭著。元祐以来,天下用度,浸以匮竭,美意良法,尽遭诋诬,在于今日,正当参酌旧例,考合得宜,以称陛下追述先志之意, 以成足国裕民之效。然事之可与者方且毛举,岂臣单力所能胜任。伏望圣慈检会熙宁中置条例司故事,上自朝廷大臣,下选通达世务之贤,同共考究。庶几成一代之业,以诏万世其后用。 ”太皇太后主政期间废除全部新法,哲宗全部恢复了,来势更加凶猛。 奸党们被剥夺了话 语权,百姓上告无门,官逼民反。金瓶梅就是反映当时社会,都是取材于社会现实。武松想按法律程序办事,结果此路不通,只能实行原始的正义。鲁达等亦是同样,法律已成为残民害民的恶法,对恶人毫
11、无作用。上邪下正,好汉们只能替天行道,上层领域大多是衣冠禽兽。 蒋门神等是依靠权力横行于世的,都有其保护伞, 真正作恶的是其后面的权力。以暴制暴是衣冠禽兽们唯一能听得懂的语言,好汉们都是逼上梁山的。徽宗年间国家最为富足,财政年收入盈余五千万,所以有条件大兴土木,花石纲应运而 起。蔡京都皆是奸佞,经历了神宗、哲宗、徽宗三代,盘根错节已是树大根深。蔡京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非,朝廷之臣,大半为京死党。 他日援引权奸,布满中外,虽欲去之无及矣。丙子,蔡京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水浒传 是民间说书话本,成书于元代中叶,尚未发生白莲教革命。书写的是江湖之事,也就是作者祖上史进之事,死
12、于征方腊。施家由此败落,经历了整个动荡时代,是社会的产物。水浒传并未打算抨击揭露权力腐败,而是据实书写,将民间话本与戏文组织在一起,并非关门造车。 结尾处就没法写了, 那是又一个题材, 靖康之耻无论如何也会发生的,史书中的李逵是降了金,张顺、 张横是南宋时代人,其余的就不知道了,征方腊后没活下来几个。 方腊是以宗宣传发动革命的,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梁山好汉有所不同,都是王安石变法之后所产生的恶果。儒家是以民为本,法家是以君为本,以官为本;介甫曰:“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赍所费无几,而惜不之与,未足富国,徒伤大体。光曰: “常衮辞禄位, 犹知廉耻, 与夫固位且贪禄者,不犹愈乎! 国家自真庙之末,用
13、度不足,近岁尤甚,何得言非急务也?”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 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 岂国家之利邪?” 安石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 “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 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於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逢起,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贼邪?此言岂可据以为实?”安石曰:“太祖时赵普等为相,赏赍或以为万数。 今郊赍匹两不过三千,岂足为多?” 光曰: “普等运筹帷幄,平定诸国, 赏以万数,不亦宜乎!今两府助祭,不过奏中严外,办沃盥,奉帨巾,有何功勤而将比普等乎?”与安石争论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