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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黄洋【作 者】黄洋，年生，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在对希腊城邦社会的研究中，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其经济特征的评价，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影响到学者们对其它方面诸如城邦政治乃至希腊文明特征的评价。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把希腊文明看成是一个手工业和商业高度发达的文明。虽然很少有人对古希腊的手工业和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手工业的各部门以及从事工商业的人口结构进行过系统而又详细的研究，但上述结论一直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几乎没有人对此提出诘问。 更有甚者， 从这个结论出发， 又推出了一系列同历史真实不相符合的结论，如梭伦代表了工商业阶层的利益， 其改革是工商业阶层对贵族阶
2、层的胜利，雅典民主政治是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政治等等。 这些观点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普遍存在于大学的教科书中，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世界上古史说梭伦所持的“是工商业奴隶主的立场”，而雅典的平民领袖是“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代表人物，, 他们同贵族寡头派的矛盾，实际就是工商业奴隶主同占有大土地的奴隶主之间的矛盾”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历史上古部分，更是发挥和强调了上述观点，把梭伦改革的阶级实质说成是“以适应正处上升阶段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要求为主，, 以为工商业奴隶主阶级掌权开路为主调” ，并进一步强调说 “它最关键的作用就是使梭伦所代表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政治家成为城邦的
3、领导，从而为奴隶制民主政治奠基”；出身于雅典最显赫的贵族家庭的克里斯梯尼被说成是“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另一个富有贵族家庭出身的伯里克利则 “既是代表工商业奴隶主的殷富公民的民主政治家，也是包括第四等级的平民群众的代言人”；最近出版的新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重复了上述观点，说梭伦改革“是为工商业奴隶主掌握政权准备了条件”，而伯里克利还是“一身兼二任，既是代表工商业奴隶主的殷富公民的政治家，也是平民群众的代言人”。这些传统的观点使得我们对希腊城邦社会的研究仅仅停留在阶级对立的分析上，如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的对立、工商业奴隶主阶级与占有大土地的奴隶主阶级的对立等等。当然，在这些传统观点的背后，
4、还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现实根源，即国内的学者往往有意识地或下意识地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乃至古希腊文明相比。由这两大文明的现代特征入手， 由今而古， 想当然地推出一个对立的结论，即现代中国经济的欠发达应归咎于古代中国文明的农业特征， 而现代西方文明的工商业特征则起始于它的根源，亦即古希腊文明。 但事实上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并不是对古希腊社会所进行的历史考察。 实际上，希腊城邦社会同古代中国社会一样，是一个以农业而不是工商业为特征的社会。 本文的目的即在于通过对古代希腊人的农业观念、农业在经济中所占之地位、 土地财产与公民政治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工商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等方面的分析来揭示这个论点
5、。一在早期希腊人的观念中， 农业即已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希腊最早的文学作品即荷马史诗中， 农业已经被看成是文明的标志。 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在向他人描述野蛮的独眼巨人时， 以两条依据把他们同文明生活区分开来：一是他们不事农耕，二是他们没有社会成员集体议政的会议（agora）。虽然荷马告诉我们，那些独眼巨人以放牧为生，但对他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文明生活，而只有农耕才是文明生活的象征。 赫西阿德与荷马生活在同一时代， 他的长诗田功农时以农耕为主题，诗人劝戒其兄弟勤于耕作，顺应农时。只有这样，个人才能维持生计。 对赫西阿德来说， 农业是个人及其家庭赖以生活的根本，而海上贸易则带有极大的风险， 只能作
6、为家庭的副业。 早期希腊人这种以农为本的思想一直延续到古典时代，公元前世纪的雅典作家色诺芬著有家庭经济（Oeconomicus ）一文，其主要内容是如何经营和管理家庭的土地。传统归于亚里斯多德的另一篇论文也以家庭经济（Oeconomica ）为题，但作者也论及城邦的经济，并列举了城邦经济的主要来源。对他来说，城邦最大宗、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于土地的收成，其次是港口税和市场交易税，再次是其它收入；而家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也同样是农业，其次才是其它收入。古希腊社会的农业特征也反映在希腊人对农业和其它职业的不同态度之中。从根本上影响他们经济行为的因素是职业的高低贵贱之分，而不只是获利的多少。对他们
7、来说，有些职业是高贵的，符合贵族与上等人的身份，而另一些职业却是低贱的， 只适宜于没有土地财产的下等人、没有公民权的外邦人和奴隶。在职业等级中，农业是最为体面的，也最符合“绅士”（kaloi kagathoi ）的身份，它同其它所有职业形成一种对立，而商业和手工业则是低贱的职业。因此，色诺芬把手工业说成是不适合城邦生活亦即文明生活的职业，其笔下的苏格拉底则认为，于“绅士”而言，没有比农业更为合适的职业，因为他是从农业中获得生活所需 。由于同样的原因， 柏拉图在其晚期的著作 法学篇 中，把他的理想国描绘成一个由个农民公民组成的城邦。虽然柏氏所述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 但在这里，当时的历史现实对他的
8、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柏氏又着重强调， 这个理想的城邦应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它甚至不应生产过剩的粮食，因为如果粮食大量出口， “城邦将会充满大量金银钱财而如果一个城邦想要培养公正而高贵的习性，那就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形了”。伪亚里斯多德的家庭经济同样也强调了这一点，他写道：“至于财产，首先应使之与天性相符合。按照天性，农业是第一位的，其次是与土地相关的行业，如采矿。农业是最好的职业，因为它是公正的，且不妨害他人的利益，无论是有意的如贸易和雇工，还是无意的如战争。”或许有人会说，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对手工业的蔑视并不一定具有代表性，但希罗多德注意到希腊人对手工业的一般态度： “我不能肯定是否也像其它许多
9、东西一样，希腊人是从埃及人那里接受了对手工业的这种态度，但据我所知，色雷斯人，西提亚人，波斯人， 吕底亚人和几乎所有的蛮族人都蔑视从事手工业的公民及其子女, 所有的希腊人都接受了这种态度，尤其是斯巴达人，而科林斯人的态度则最为温和。”实际上，这种对手工业和商业的轻视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对手工业和商业的一种典型态度。 但仅仅从观念的考察并不足以说明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实际的历史情形又如何呢？二正如许多古典史家所指出的那样，希腊城邦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和乡村的组合，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公民集体。公民是社会的主导力量， 只有公民才能参加公民大会，担任城邦的官职， 或在法庭上提出诉讼， 也只有他们才能拥有
10、土地和房产。公民权是希腊城邦社会中的一个最基本要素，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即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 后者实际上主要指的是土地和房产的所有权，这是公民群体的特权。 一个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或外邦人可以十分富有，但他不能购置地产，而只能租赁房子。 公民拥有土地的特权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农业是城邦生活最根本的基础， 城邦的主体阶层主要是土地所有者，以农业为生。 这在斯巴达尤其明显， 早在公元前世纪， 莱库古改革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在公民群体内进行份地的平均分配。 虽然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 认为平等份地是后来的虚构 ，但如果对斯巴达的社会制度进行综合分析，就不难看出，平等份地实则是斯巴达城邦社会与政
11、治制度的基础。斯巴达在公民群体内实行共餐制，为此公民每年都必须向城邦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 这个定量为斗（medimnoi）大麦和一定量的酒、奶酪和无花果。如果一个公民不能交纳这个规定量的粮食，他就会丧失公民权。同共餐制相适应的是公民的军事化制度， 斯巴达城邦禁止公民从事手工和商业活动，而要求他们把保卫城邦的自由作为首要职责， 凡岁以下的男性公民都必须不断进行军事和身体的训练。这种公民军事化的制度和共餐制都要求公民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实际上斯巴达城邦正是通过平等份地的分配使其公民具备同共餐制和军事化制度相适应的经济条件，而公元前世纪早期斯巴达对美西尼亚的征服使得平等份地的分配
12、成为可能， 被征服的美西尼亚人又被迫沦为斯巴达人的黑劳士，亦即斯巴达人土地的耕种者。 从这里已不难看出， 公民的份地是斯巴达城邦社会、政治和军事制度必不可少的条件， 城邦的生活是同土地以及农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雅典，梭伦的改革实际上确立了公民的土地私有权。不少学者认为， 梭伦代表了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利益， 但这种说法缺乏可信的历史根据。在公元前世纪末和世纪初， 梭伦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实际上主要是雅典的农业危机，是债务奴隶制对“六一汉” 人身自由的威胁， 其主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废除所有债务和债务奴隶制， 它同工商业并没有什么关系。梭伦在自己的诗歌中也说， 他的改革涉及土地问题，他清除了黑色土地上
13、的界碑（horoi ），“以前她为人所奴役，但现在获得了自由” 。有些学者援引亚里斯多德的记载，认为梭伦还进行了币制改革， 但古钱币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梭伦改革时， 货币还没有出现，雅典最早开始使用货币的时间是在公元前世纪中叶，而不是在这以前。古典作家归功于梭伦的币制改革，实则是后来的立法。正如学者们早已指出的那样，因为梭伦以立法者著称， 古典作家往往将新的立法都归功于他。梭伦的另一项改革措施是将公民按财产多少划分为四个等级，每个等级享有相应的政治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 计算财产的标准完全是按照个人土地上“干的和湿的”（亚里斯多德语，“湿的”即指橄榄油）收获，而不是从事手工业或商业
14、的收入。也就是说， 公民政治权利的多少完全取决于其拥有土地的多少，而不是其它财富。只有土地才是个人社会和政治地位的基础。同样，这条措施的目的也不在于发展工商业，认为梭伦代表工商业阶层利益的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再从雅典的土地所有者和农业人口在公民群体中所占的比例来看，我们拥有的数据仍然说明， 农业是雅典城邦社会最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公元前年，马其顿将军安提帕特在雅典扶植起一个寡头政体，规定只有财产价值在德拉克玛以上的公民才拥有全部的公民权，大部分公民因此而失去了公民权。据西西里史家狄奥多鲁斯记载，失去公民权的人数达到（普鲁塔克则认为是），约人仍然拥有全部的公民权。正如戈麦所指出的那样， 从寡
15、头政治的特征来看， 这种财产限制主要是根据土地财产的价值而定 ，而价值德拉克玛的土地正好足以维持重装步兵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说，这个寡头政体是一个以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为主体的寡头政治。 公元前年， 雅典的五千人会议试图建立重装步兵阶层的民主政治，即有土地财产限制的有限民主，根据这一限制， 只有约人享有全部的公民权。 这个数字正好同上面的数字相同，这也许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基本上反映了古典时代雅典较为富裕的土地所有者阶层的力量。但中小农阶层的情况又如何呢？公元前年，某个名叫弗尔米修斯的公民提议，将政治权利限制在拥有土地的公民群体内。 狄奥尼修斯告诉我们， 如果此项提议得以实行，那么约近人将失去公民权。
16、这个数字说明，在公元前世纪末期，至少五分之四的雅典公民拥有土地，而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公民没有土地。虽然上述这些数据并不一定完全确切，而且它们反映的是不同时期的情况，但综合来看，它们仍然反映了古典时代雅典公民的大体组成成份。雅典公民的主体是拥有少量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 即小农阶层。 富有的土地所有者雅典的捐助者阶层和重装步兵阶层只占公民的小部分，同样，没有土地的平民阶层也只是公民群体中的少数。 也就是说， 大部分的雅典公民都以农业为生，而不是手工业和商业，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是决定其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的根本因素。不少学者认为，古典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工商业不断发展、工商业者阶层力量壮大的结果，但从上述分析来看，雅典公民群体中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同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