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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政治家的史家理想和企业家的政治理想摘要从普利策和史量才的经营理念和报业实践看，两人都致力于创办独立且大众化的报纸。两人办报思想最显著的不同莫过于作为政治家的史量才奉行史家理想，而作为企业家的普利策践行政治理想。结合时代背景仔细分析可知，二人也正是因此为中西报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转折性贡献。关键词史量才普利策办报思想史家理想政治理想作为中、西新闻史上鼎鼎大名的报人，史量才和普利策分别开启了本国报业走向现代化的大门。翻看两人的办报生涯可知，两人在办报思想、经营理念、业务实践等诸多方面存在可比之处。办报思想决定经营理念和业务实践。本文拟通过比较两人的办报思想，认识两人在中西报业发展进程中做出的重要转折
2、性贡献，对当今中西传媒业界改革起到借鉴作用。一、两人办报思想之异同1相同之处：从经营理念和业务实践看，两人都致力于创办独立且大众化的报纸。（1）独立史量才一直坚持办报要有“独立之精神”。最能体现其办报思想的莫过于他的名言：“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非国。”人格、报格和国格强调的都是一种独立、自由的精神，这正是史量才办报思想的核心：报纸只有具备独立精神，才能保证思想的自由和公正、显示报人的气度和风范。因此，史量才一接手申报就明确宣告其宗旨：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他欣赏和追求的办报最高境界是严格按照商业原则经营报纸，尽量不与任何2政党发生关系，警惕现
3、实政治的纠葛争斗，不受控制和诱惑而堕落成为一党一派的利益工具。比同时代报人更可贵的，就是史量才并不空谈独立，而是敏锐意识到只有实现经济上的独立才能达到真正、完全的独立。一张报纸要想实现政治上的自主、不听命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不受官方或军阀操纵，得靠报纸自身经营有方才能存活下去。因此，史量才不接受任何政治势力的资助，采取一系列营销策略和业务改革，使申报发展达到顶峰，1916 年报纸发行量为 2 万份，1926 年达到 14 万份，1933年突破 15 万份，达到旧中国报纸发行量的最高值。此时的申报依靠自身，经营状况稳定良好，发行量逐年上升，已在上海乃至全国奠定大报地位，一度成为当时的文教中心和舆
4、论阵地。相比之下，普利策也再三强调自己报纸超阶级和超党派的独立特性。1878 年，普利策在办邮讯报时有过这样的名言：“邮讯报不为党派服务，而为人民服务；不是共和，而是真理的喉舌；不追随任何主张，只遵循自己的结论，不支持行政当局，而是批评它；反对一切骗局。不管发生于何处，也不管它是何种性质的；提倡原则和思想，不提倡偏见和派性。 ”遭到同行攻击时，他也毫不退缩，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我们的报纸的确不拘一格，但它是当今世界上旗帜最鲜明的道德代言人。罪恶、卑鄙和腐败最害怕的就是报纸，因而任何法律、伦理和规章制度都无法与报纸相比。 ”而后，普利策在经营管理上不断开拓创新、实施灵活多样的经营理念，凭借其精
5、明的商业头脑和出色的战略眼光，陆续购买了西方邮报、 圣路易斯快邮报和纽约世界报，并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使它们成为当时美国著名的大报，被后人称为成功的报业改革家和推销员。被普利策接管的报纸都严格实行经济独立，打出“超党派独立”的旗帜，被赋予与众不同的独立精神，因此站在了各家报纸的前沿。3（2）大众化大众化的报纸才可能保证销量、实现盈利，才可能达到经济上的独立乃至真正的独立。一张报纸如果没有读者，也就意味着没有广告。如此以往，则无法生存。因此，史量才和普利策都十分注重迎合读者，重视广告发行，为保证销量、实现盈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创刊以来， 申报就被定位成以普通市民为主要对象的大众化报纸。史量才在接
6、手后，投其所好，从报纸内容到广告发行实行了一系列迎合读者口味的改革。由于市民文化程度不高且看报主要是为获取信息和休闲娱乐， 申报的内容编排和语言风格力求通俗性和趣味性，新闻所占比重较大、尤其是社会新闻。史量才认为， “报纸是民众喉舌，除特别势力压迫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因此，我们看到史量才时期的申报敢于说话，敢于为人民说话，敢于说人民想知道、应该知道的话。1915 年，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复辟帝制。就此， 申报顶住压力刊登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国体问题与民国警告、 上袁大总统书等一系列反对帝制的文章。据史料载， 申报当时发表反对帝制的时评、杂评达 79 篇之多。又如，1927
7、年“四一二”惨案发生的第二天， 申报再次冒着巨大风险，坚持独立立场，详细报道了“四一二”惨案的真相。定位明确、目标鲜明的申报以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满足最广泛读者求知欲的新闻，紧紧抓住了每一位读者的心，使其销量、影响力达到巅峰。对于报纸的大众化，普利策的认识和手段则显得更为深刻和娴熟。 邮讯报的编辑方针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不为任何政党谋利，被学者评价为“美国新闻事业的理想的前所未有的最好的表述”。这种服务大众的理念既是一种新闻理想，也不失为一种营销策略，促使普利策为扩大发行、提高报纸影响力做出巨大努力。普利策运用其现代报业经营管理模式，使邮讯报和世界报都取得了成功。他4重视报纸的推广工作，精通
8、推销技巧，利用各种办法扩大销路和影响力。通过策划报道来扩大报纸的社会影响是世界报的特长，其中最有名的当属 1889 年精心策划的女记者科克兰环球旅行的系列报道。当时， 世界报就猜测她到达各地所需的时间举办了猜谜比赛，约 100 万人参加活动，使世界报声名远扬。除了精心策划，普利策明白价格低廉更是报纸走向大众化的关键。因此，他采用低价竞争的手段占领市场，让一般的市民都买得起他的报纸。 世界报采用 2 分钱一份的售价，并且冠以极其抢眼的广告词“唯一只售 2 分钱的 8 页报纸”，很容易就激起了人们的购买欲。普利策后来创办的世界报晚刊也只卖 1 分钱一份，同样受到了市民的普遍欢迎。2相异之处：政治家
9、的史家理想和企业家的政治理想尽管史量才和普利策的办报思想有些许相同，表现在经营理念、业务实践等方面诸多相似，但两人的办报思想还是有明显差异。最显著的一点，莫过于作为政治家的史量才奉行史家理想，而作为企业家的普利策也具有其政治理想。（1）史量才：政治家的史家理想史量才终其一生，是把“史家办报”作为毕生理想在追求。作为一位希望在乱世中有所作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史量才办报的主要目的并不仅仅是表达或实现政治主张，更多的是想在办报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为社会保存一份信史”的史家理想。史量才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把办报视为记载历史，用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办报。 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将史量才的“史家办报”思
10、想总结为三层意思：“一，认为报纸同历史纪录一样，是将历史事件如实地记录下来，传诸后人。二，报纸评论剖析历史，又高于历史。三，报纸主要是文化传统的载体。 ”正是这份史家理想，即使环境再恶劣，史量才也坚持做到“超然独立”， “不畏强权”。本着这种“史家办报”方针， 申报尽力做到全面、详尽而真实地记载每天发生的国内外重大事件，5且政治、经济、科学、教育、文化等无所不包。1927 年， 申报冒死报道“四一二”惨案的真相，为历史留下了可信的实录。为了更好实现全面记载时代发展的办报宗旨，即便是在国民党严格控制报业的恐怖情况下， 申报也拒绝国民党官方派员进驻，是当时上海新闻界上惟一拒绝国民党官方派员进驻的报
11、纸。为了争取言论的独立，抗议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新闻检查制度，仅 1930 年 2 月至 10 月， 申报就开了九次天窗以示抗议。1932 年 6 月 30日、7 月 2 日、7 月 4 日， 申报连续发表三篇时评，公开反对国民党的围剿。蒋介石大怒，禁止申报邮递。在此过程中，蒋介石提出要国民党中宣部派专员指导申报。史量才断然拒绝，表示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没拿过政府津贴，倘若定要派专员指导，宁可停刊。正是因为史量才无所畏惧地坚持“史家办报”，彻底激怒了蒋介石，也为自己最终被害埋下伏笔。在这里，史量才所坚持的“史家理想”已不仅仅只是一个政治家办报的表现了。作为一个近代报人，史量才已隐约感受到担负
12、在传媒人身上的使命客观、公正地为时人、为后人传播真实、准确的信息。 （2）普利策：企业家的政治理想作为一位资产阶级报人，普利策首先为维护他的商业利益而考虑。诚如他所说，人情味报道和煽情故事是挣得高发行量所必须的。而作为企业家的普利策在其办报生涯中，突出地显示出自己政治理想通过报纸揭露社会弊端，促进社会改良，改善穷苦人的生活状况。这与其不幸的成长经历有关。普利策年少时遭遇父亲过世，跟随母亲改嫁。由于和继父相处不好，在家里吃了不少苦头，普利策 17 岁时便离家外出，偷渡到纽约，不得不开始独立。他先成为林肯骑兵队里最年轻的一位战士，退役后做过各种杂工，还在餐馆当过招待。但是强烈的求知欲和充沛的精力促
13、使他不断进取，1868 年被德文报纸西方邮报聘为记者。凭借顽强拼搏的精6神和特殊的采访本领，逐渐为报界所赏识。普利策青少年时期的不幸遭遇，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生活最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同时，对这些人艰难困苦的生活有最切身的体会和感受。因此，在后来的报业生涯中，他第一个刊登并抨击了墨累山和下西区贫富之间的悬殊差异，并呼吁政府采取正确的社会措施和政治行动。在他的经营下， 世界报自始至终抨击那些所谓的“上层阶级”、 “暴发户”和“假贵族”们的丑恶行径。普利策一生都在为提倡和实现社会改革而疾呼、奔走、奋斗，其远大的新闻理想是报纸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并努力将其付诸实践。而事实上，由于他本人热衷于政治，其新闻事
14、业一直与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当记者时，他深入实际，体察民情，关心广大群众疾苦，敢于仗义执言，尤其对贪官污吏更是大加挞伐。即使受到恐吓，普利策也不为所动，依旧大胆地在报纸上大批黑幕，使得不少贪污受贿的官员被绳之以法。办世界报时，普利策每周坚持亲手写社论，说出劳动者的心声，对纽约的权贵阶层发出猛烈的攻击。他承认世界报在政治上同情民主党，他对政治人物的报道往往夹杂着强烈的个人情感。由此看来，即便是一向标榜“独立办报”的企业家普利策，其报业实践也不纯粹是为了赚取商业利润。他会带有个人情感倾向地关心底层民众的生活，会带有政治倾向地引导社会舆论，从而影响国家政治生活。二、两人在中西报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
15、贡献从前文已知，两人办报思想最显著的不同，莫过于作为政治家的史量才奉行史家理想，而作为企业家的普利策践行其政治理想。结合时代背景仔细分析可知，二人也正是因此为中西报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转折性的贡献。1史量才7自 19 世纪中叶国人自办报刊以来，不断有报人将办报与史家联系起来。梁启超认为，有客观而无主观，不可谓之报。他提及“史家”，只是为了阐明自己的办报观点，即发表办报人主观见解以引导国民。长期以来，许多人将这段话引作为“史家办报”思想的最重要论据。谭嗣同在论及报纸的时候也将报纸明确定义为“民史”，认为报纸要通过“民口”说“民史”。也就是说，报纸要反映民众的呼声和人民所创造的历史面貌，而不是仅仅做
16、“君王起居注”的官史。和梁启超一样，谭嗣同提到历史的目的最终也是要强调报纸的政治使命。不论是梁启超、谭嗣同，还是当时很多报人，信奉“史家”的落脚点都是政治，与他们要通过报纸来“向导国民”的办报初衷是分不开的。而与梁启超、谭嗣同等政治先锋相比，史量才更看重报纸本身作为历史记载者的功能。他强调的“史家”精神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严谨办报态度，要求报纸记载现实发生的事件、以便能够“留范后人”，新闻工作者充分认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责任，以史自役。摈弃了付诸在报纸之上过于沉重的政治使命，回归其本来面目；不是站在政治的角度来看待报纸性质，而是回归到记录历史本相毫无疑问，这种办报思想，在我国文人论政的传统下，在当时“政论一统天下”的近代新闻事业发展时期，意义是破天荒的。报纸自诞生以来，其基本职能就是传播信息。综观我国近代报业，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或做到这一点的报人或报纸却少之又少。史量才在这方面具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