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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拉美和东亚国家发展模式中政治与经济 的关系编者按：这篇文章实际上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民主是否就意味着经济低效，而专制独裁就会出现经济高增长？作者通过对拉美和东亚国家的研究，论述了政治模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些国家的经验是：政治高压和专制往往带来经济高增长，政治高压有利于这个国家走出一定时期的困境，特别是，一定时期的专制和专政，实际上是对这个国家参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低素质人员的整体训练。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存在着这种含义，即只有通过专制和高压的手段，才能使一部分人廉价地付出，从而使国家和使一小部分人获得发展的成果。因此，这种非民主的发展往往是建立在一部分社会群体牺牲、付出甚至被淘汰的基
2、础上的。它隐含着悲惨和不公平。它的秩序建立在强权和强制之上，发展的逻辑也只能是强权和强者的发展。中国要避免后面的缺点，尽快走出这一历史阶段。 一、拉美国家：军人独裁与经济高增长有着天然的联系？ 在比较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时，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些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和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军政权或文人政府的高压政治下取得的。 在拉美历史上，尤其在 19 世纪初的独立战争后，名谓“考迪罗”的军人独裁在拉美司空见惯。20 世纪 60 年代，军人当政再次风靡拉美。但是，阿根廷政治学家奥唐奈发现，60 年代上台的拉美军人与历史上的“考迪罗”大不相同：（1）历史上的“考迪罗”统治在一定
3、程度上是一种个人之上的行为，而新的军人政权则是由整个军人体系控制。 （2）“考迪罗”大权独揽，尽管它不知道如何治理经济。但新的军人政权2在经济管理上则大力依靠技术专家，以弥补军人在这方面的经验的欠缺。因此，军政权的专业化和知识化程度较高。 （3）“考迪罗”关心的只是如何用武力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权欲和财产欲。新的军政权虽然在政治上也为了提高政府决策的权威性而实行高压统治，但它非常注重努力发展经济，以增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统治的合法性。 由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出现的军政权不同于历史上的“考迪罗”统治，奥唐奈将前者称之为官僚威权主义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4、又译“官僚权威主义”) 政权。他在其 70 年代初出版的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对南美洲政治的研究一书中，对 60 年代处于军政权统治之下的巴西和阿根廷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1 在奥唐奈研究的基础上，其他学者对巴西和阿根廷等南美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和论证，从而使官僚威权主义理论变得更为完善和引人注目。 在官僚威权主义政权领导人的眼中，传统的政治格局是导致国家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之一。这些手中握有实权的军人以一种敌视的眼光看待文人政治家，认为所有文人政治家都是无能、腐败和自私，政党政治则使整个社会进一步分化。官僚威权主义政权还认为，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不是来自
5、外部，而是来自国内的左派力量，而左派力量的日益发展壮大则是由于国家缺乏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文人技术专家的帮助下，军人对整个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并为自己的统治作出长期的安排。与此同时，这些有权有势的军人还抑制政治活动，取缔民众政治组织，以消除他们眼中的那种所谓国内政局动乱的根源。 可见，一般而言，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将政府部门的职位交给3具有技术专长的文人。第二，在政治上排斥民众。第三，抑制或完全取消政治活动。第四，积极谋求与国际经济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美的银行和跨国公司改善关系，以振兴国民经济，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地位。2
6、巴西曾经是最为典型的官僚威权主义国家。正如斯基德莫尔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 19641985 年期间，统治巴西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专制政权，其领导人都是四星将军。尽管各个政权的结构和人员不同，但它都是由军官、有一技之长的行政管理人员和老资格政治家组成的联盟构成。 ”3 一方面，巴西的军政权强调政治稳定，用高压手段压制民主；另一方面，军政权把稳定经济、控制通货膨胀和改善国际收支视为自己首要任务，并为此而启用了一些文人担任经济部门的要职。例如，在布兰科将军当政时期，经济学家和外交家罗伯特坎波斯被任命为计划部长，成为巴西政府经济决策中的关键人物。坎波斯拥有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在巴西的银行部门
7、担任过重要的职务，甚至还做过大学教授。他上台后对银行体系进行了改组，修改了劳工法，简化了出口贸易的有关规则，并使股票市场和政府债券市场变得进一步体制化。 皮诺切特统治时期的智利是或许可以被认为是另一个具有官僚威权主义特点的拉美国家。1973 年 9 月皮诺切特上台后， “立即在智利强制推行官僚威权主义政体”。4 皮诺切特解散了国会，废除了宪法，并实施“党禁”和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甚至还命令军人接管大学。军政权“在使用镇压手段方面从不犹豫不决，对发生劳工动乱和民众抗议的任何苗头尤其如此。 ”5 （由于智利军政权特严重违反人权，镇压了大量左翼人士，其中包括旅居智利的西班牙人，1998 年 10
8、月 16 日，英国警方应西班牙政府的引渡请求，将正在英国治病的皮诺切特拘留。这一“引渡”风4波直到 2000 年 3 月才得以解决。 ）然而，就在皮诺切特军政权不断强化专制统治的时候，一批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受过教育的技术专家（即芝加哥弟子）在经济领域中实施了深刻而有力的改革。他们为智利经济开出的处方是：减少国家干预，扩大对外开放。皮诺切特曾说过：经济改革的目标是使智利“不成为一个无产者的国家，而是成为一个企业家的国家。 ”6 应该指出，尽管智利在 80 年代初曾遇到过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总的说来，在皮诺切特当政期间，智利的经济增长是令人瞩目的。智利甚至还被认为是拉美经济改革的“先锋”。 二、
9、“软威权主义”或“亚洲特色的民主”的特点 在东亚，韩国的朴正熙政权也具有官僚威权主义的特点。一般说来，朴正熙政权从 70 年代初起开始向官僚威权主义过渡。朴正熙对民众的民主化要求进行了有力的镇压。尤其在 1972 年推行“维新体制”后，朴正熙用军法限制工会活动，禁止政党活动，禁止罢工、罢市、罢课和游行，并加强对新闻工具的控制。但是，在经济领域，韩国的历届军政权都把加速经济增长作为其追求的首要目标。为了加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和调控，朴正熙于 60 年代初成立了经济企划院（Economic Planning Board ），由副总理直接主管其工作。在这一近百人的机构中，20的成员是经济学家，其他
10、成员则是政治、工商管理和教育等方面的专家。正如朴正熙本人所言， “资本主义方式下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钱和物的巨大投资，而且还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有能力的管理者。为了实现稳定，军事革命政府暂时中止了大学生、工会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的政治活动。这些活动在民主党统治时期曾引起政治危机和社会不安。同时，我们组织了一个由教授和专家组成的经济委员会，动员5大量专家参加政府管理和决策。我们有意约束军官们的主观和草率。 ”7 除韩国以外，其他一些东亚国家（地区）也曾经出现过军政权。陈敦仁等人更是有力地指出，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一书所确定的 7 个发展中“奇迹”经济，都在其二战后的历史中表现出专制(authori
11、tarian)或“半专制”(semi-authoritarian)的特点。例如，泰国在 70 年代中期的“民主开放”以前曾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军人统治。80年代出现了“有管制”（controlled）的政治自由化，但 1991 年又爆发了军事政变，尽管不久以后就还政于民。在印度尼西亚的一党制统治下，军人政治已演变为制度化。台湾在 80 年代中期的“政治开放”以前，基本上也是一党统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名义上是民主国家，但自独立以来，其政治权力一直被垄断在一个政党（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或由一些党派构成的联合阵线（如马来西亚的国民阵线）的手中。8 总之，许多东亚国家（地区）当权者的统治方式却被许多人
12、贴上了“软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的标签，他们奉行的民主被人们说成是“亚洲特色的民主” (Asian-style democracy)。 “软威权主义”或“亚洲特色的民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东亚拥有自己的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因此，西方社会信奉的那种民主不适合东亚。第二，不能以牺牲整个团体（community）的利益来换取个人的所谓“自由”。第三，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比个人的权利和民主更为重要，而且民主必须为维系整个社会的秩序和改善经济福利服务。第四，民主必须以政治家之间达成的共识为基础。这一共识就是建立一个好政府，而好政府的概念就是解决人民的
13、温饱问题和巩固政治稳定。第五，尽管“软威权主义”不接受西方民主，但它同样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9 6三、政治和经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在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是其政治和经济领域发生总体变化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而且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亦即政治领域的变化会影响经济领域的变化，反之亦然。官僚威权主义和“软威权主义”可以被看作是威权主义的不同形式。威权主义是介乎于民主政治和极权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政治形态。它从不放弃民主，而是想方设法地限制民主的发展。10 无论是官僚威权主义，还是“软威权主义”，都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政治与经济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适合于经
14、济发展？政治发展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发展？ 对于这些问题，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似乎都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只有在政治民主取得进步的国家，11 才能更快地推动经济发展。换言之，政治上实行专制的国家是难以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的，因为这样的政府不能提高政府的声望，因而不利于保护私人财产，也无法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例如，格迪斯认为，由于民主政权能更好地赢得公众对改革的支持，民主政权同样能顺利地开展经济改革，也能加快经济发展。亨廷顿认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就是阻碍民主的障碍。12 而利普塞特则从另一角度指出， “民主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这意味着：国家愈富裕，它保持民主的机会就愈多。 ”13 与上述论点
15、不同的是，也有人认为，威权主义政权有利于经济发展。例如，萨克斯指出，与民主政权相比，威权主义政权在推动经济改革方面更为成功，因为威权主义领导人不必担心自己是否会在选举中失去选民的支持，尽管有些选民受到了改革的消极影响的打击，如失业和收入水平降低。14 库尔斯认为，威权主义政权在推行各种政策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而不会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掣肘”。政治上专制的政府能压制工会活动和7降低工资水平，甚至还能控制消费者的需求，因而能促进投资和推动经济的增长，尽管这些措施很不得人心。与此相反，民主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延长在位时间，常常千方百计地满足选民提出的各种要求，其中包括经济上的要求，如增加政府开支和
16、扩大消费，等等。其结果是，国内资本积累受到很大影响，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就难以成为现实。15 库尔斯还从更深的层面上分析了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生产简单的非耐用消费品；（2）生产资本货；（3）生产耐用消费品。在第一阶段，一些欧洲国家建立了议会制，第二阶段则出现了法西斯专政的德国和意大利，但在第三阶段又重新出现了十分稳定的议会民主制国家。16 这似乎说明，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轨迹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呈阶段性的反复。然而，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政治民主的到来就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了。17 阿尔蒙德则认为，政治经济的增长、发展、现代化和进步，不论如何称呼，都包含着由 4 个因素支配的积极和向前发展的运动。这 4 个因素是 2 个 P和 2 个 W。2 个 P 是政治变量，即政府的能力或权力 (power) 以及人民的参政 (participation) 或民主化，2 个 W 是经济变量，即财富（wealth）和福利（welfare）。能否使上述 4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