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战略对话角度透视 能源和环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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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经济评论2 0 0 7 . 9 - 1 0地区 国别蒋尉 (以下称 “蒋” ) : 又一轮中美战略对话即将开始, 能源和环保问题将成为其中的主要议题。作为一名资深学者, 您认为, 这种安排对于两大国战略对话的意义是什么?潘家华 (以下称 “潘” ) :中美之间进行战略对话不仅符合中美各自的利益, 同时也是建设和谐世界的要求。第一, 从两国的政治地位上看, 双方对于重大事务的认同在国际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第二, 从经济地位上看, 按 G D P 总量计算, 美国是第一经济大国, 中国是第三经济大国, 如果按照 P P P 计算, 中国则排名第二;第三, 从国际关注的能耗上看, 美国是第一能耗

2、国, 中国为第二, 美国的能耗占全球的 1 / 5 , 中国占 1 5 %, 整个欧盟为 1 5 %, 2 0 0 6年, 中国已经超过了欧盟, 中美两国的能耗为全球的 3 5 %。第四, 在整个全球经济中, 能源挑战极其严峻。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 按目前发展的趋势, 探明的石油储量只够支持全球 4 0年, 石油安全问题主要还是石油供给问题。中国从 1 9 9 3 年开始首次成为石油的净进口国,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还要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国际政治方面的安全挑战如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等中东地区的冲突也都与能源有关。第五, 从温室气体的排放来看, 美国一直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国, 占全球的比例超

3、过 2 2 %, 中美相加, 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全球总排放量的 4 0 %。 1 9 8 0 年代初, 美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3 0 0 0 万吨左右, 现在约 1 0 0 0 万吨,2 0 0 3 年, 中国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超过了 2 0 0 0 万吨, 尽管多年来采取强力措施脱硫, 目前总量超过 2 5 0 0万吨, 居世界第一位。 温室气体排放对于未来的全球气候变化是一大挑战, 美国不但未减排, 反而增加了 1 8 %, 而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基数大、 增速快。中美两国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不是 “不结盟运动” 成员国, 但在许多南北利益国际对垒中, 南方阵营通常以 “7 7 国集团+

4、中国” 的形式出现。因而, 在一定意义上, 中美似乎是南北利益的典型代表。在这种条件下, 中美对话不仅对本国, 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着重要意义。蒋: 您认为, 从中国公众利益考虑, 关于节能减排, 目前中美应该做哪一些政策调整, 以及新的政策安排?潘:美国未批准 京都议定书 , 但美国政府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和国内部分力量的推动下, 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表示要有所作为。2 0 0 1 年美国宣布 “要减少单位 G D P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 从 2 0 0 0年的每百万美元 1 8 7 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到 2 0 1 2 年的 1 5 3 吨。中国批准了 京都议定书 , 并没有响应美国的碳排放强

5、度途径。 但是, 中美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 还是有许多积极的合作。由于中美都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的缔约方, 在气候变化的谈判方面, 有着积极的沟通和磋商。在 公约 机制以外, 中美合作也较为频繁。2 0 0 5 年, 由美国倡导的 “亚太清洁发展伙伴计划” , 包括美国、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中国和印度, 在 公约 的框架之外来讨论气候变化问题。在 “八国集团” 峰会期间的 G 8 + 5 峰会上, 中美也有积极的磋商。在经济和技术层面, 尽管美国对中国经济上的援助是有限的,但在管理方面对中国还是具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如总量控制排放贸易等具有创意的环境管理手段。尽管美国是一个发达的

6、经济体,但美国在能源政策、产业政策、 消费政策方面具有巨大的节能减排潜力。能源政策方面,一是在能源的价格机制上还有较大的调整空间。 美国的汽车燃油价格要比欧洲低 1 / 3 左右, 美国人均国民收入高于欧盟; 二是提高能源效率方面。就汽车的油耗来说, 中国汽车每公里的油耗量比美国低 1 0 %, 可见, 美国尚有很大的余地; 三是美国可以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 增加天然气和太阳能的比重, 减少石油的消费。从中美战略对话角度透视 能源和环保问题潘家华蒋尉专访编者按: 能源、 环保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对策成为新一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主要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究竟如何携手承担他们各自应承担的 “共同但

7、有区别的责任” , 减缓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及其引发的气候变化, 以有效地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国际经济评论 记者蒋尉就此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潘家华研究员, 我们认为, 该专访能够反映出一名中国学者关于这一全球重大问题的思考和观点。5 3国际经济评论2 0 0 7 . 9 - 1 0专访地区 国别在产业政策方面, 美国也有很大的调整余地, 美国国内第三产业占 7 0 %, 而其中交通运输行业特别发达, 尤其是私人交通, 交通运输业属于高能耗的产业,所消耗的能源总量与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美的 3 0 %。因而从这一角度看, 美国应该减少私人交通, 发展公共交通。在消费

8、政策方面, 由于美国在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 消费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 目前, 美国每四人拥有三辆汽车, 而汽车是一种高能耗消费品。此外, 美国没有高密度的住房, 人均居住面积是约8 0 平方米, 人均居住面积大意味着在供暖等方面的人均能源支出也较高。美国许多节能减排的政策和行动对中国也是有效的, 但是, 中国与美国的情况不尽相同:首先, 两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 温室气体排放是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 传统的农业生产对化肥、 农药等高耗能的农业生产资料使用较为有限。 由于农业机械化水平低, 对石油产品的直接消耗十分有限。 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依赖商品能源的工业和服务行业,

9、从而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 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几乎是同步的。 在发展中国家乃至于一些发达国家, 农村地区居民的生活用能主要依赖非商品性的生物能源,例如薪柴和农作物秸秆。 这些生物性能源燃烧所排放的碳, 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形成的, 因而是碳中性的, 在平衡状态下不会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 城市化后的居民生活用能, 多转向商业性的化石能源如煤炭、 天然气和电力。可见, 工业化水平与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其次,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加速阶段。 基数大, 速度快。 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 就意味着增加 1 3 0 0 万城市人口。从农村到城市, 意味着: 第一,

10、 城市住房大量增加, 而城市住房既是一种资本品, 同时也是能源密集度很高的耐用消费品; 第二, 生活能源需求上升; 第三, 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增大。中国正从能源需求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能源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目前主要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相对能源消耗高。再次, 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差异较大, 美国以服务业为主, 而中国服务业尚不到 4 0 %, 工业制造业接近 5 0 %, 而制造业技术含量低, 能耗高。又次, 两国的资源禀赋不同, 差距较大。 在中国, 煤炭占主要能源的 6 6 %, 水电占 8 %, 石油占 2 3 %左右, 天然气占 2 % 3 %; 而美国石油所占比

11、例超过 4 0 %, 煤炭只占 3 0 %左右, 此外核能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煤炭是温室气体排放最高的一种能源。 在国际贸易的内涵能源问题上, 两国调整的方向大体一致。 从经济结构与能源结构上看, 中国的余地较小, 但是从技术结构上看, 中国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中国的技术结构是尖端技术与落后技术并存。 减少高能耗的技术同时增加低能耗的技术均有较大空间。最后, 两国的消费模式不同。正确的消费模式导向很重要, 在美国具有竞争性、 享乐型的社会文化的条件下, 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均很高。 中国由于人口和资源条件所限不可能追随美国、 追求高消费、 享乐型的生活方式。 资源消费的累进价格应该是一种比较

12、可行的措施, 从而对奢侈和消费加以遏制。在农业领域中国也有很大空间, 主要从改进生产方式, 提高技术方面着手。在可再生资源开发方面, 中国做得很不错, 如农村小沼气的开发使用。 但在资金支持方面, 可再生能源不太具有大规模商业竞争优势。中美两国在保护环境、 能源安全方面的利益是共同的, 两国都在努力寻求解决方案,认为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不应该简单地从绝对量的减排来衡量。 两国的主要差别在于减排理念不同, 美国采取的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全球策略, 提倡 “祖父原则” ; 即维持现状,当前有多少排放, 是今后排放量的基础。而中国则强调发展需求,谋求合作共赢。此外, 在国际合作方式上两国也存在着差别: 中

13、国希望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多边的协商谈判来解决全球的能源环境问题, 美国往往从单边的大国角度, 谋求通过联合国框架之外的机制下来解决, 如 “G 8 + 5 ” 机制就是这种安排。在责任义务的分摊方面, 美国不考虑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 而中国更多的是考虑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可见, 在不同的理念下两者政策框架的差别也很大。蒋: 您刚才提到国际贸易的内涵能源问题, 能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涵能源以及它的政策含义?潘:内涵能源, 也称隐含能源 (e m b e d d e de n e r g y , e m b o d i e de n -e r g y )

14、 , 是指产品 (产业) 上游加工、 制造、 运输等全过程所消耗的总能源, 相对于直接能源消耗而言, 隐含能源从另一个视角揭示了经济活动的能源消耗状况和环境影响,该研究办法不仅用于能源问题, 也可适用于其他资源和环境问题 (如虚拟水) 。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参与国际谈判和国内政策的制定具有多重的重要政策含义:第一, 从外交政策上看, 随着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和外贸顺差的扩大,外贸进出口的隐含能源问题有助于在国际谈判中对中国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快速增长做出一定的合理解释;发达国家从中国进口有利于其自身的减排,但进口国在选择进口来源时掌握着主动权, 要警示欧盟以此为依据将气候变化与贸易挂钩, 推

15、行国际碳税和边境调节税。第二, 从国内政策看, 环境目标与贸易目标存在一定的矛盾,可以适当地牺牲贸易利益以保护环境,限制高耗能产品出口的外贸政策就起到这一作用; 为满足国内需求, 中国扩大能源进口不可避免, 不一定都进口直接能源, 通过进口最终消费品更多进口隐含能源, 在减少贸易顺差的同时有利于保护环境; 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 加工制造业能耗强度的差距小于国家整体之间的差距, 进口制成品替代本国生产有节能效应, 还有助于产业整体的技术进步; 即使加工制造的能耗强度相同, 由于中国能源消费的碳强度较高, 进口产品替代本国生产也有显著的减排效果;节能减排不应局限于从生产侧着手减少直接能源和直接排放

16、,还应从需求侧来减少隐含能源和隐含排放。同时, 揭示产品的隐含能源, 并结合提高公众意识的宣传教育活动, 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 建设节约型社会。蒋: 您对中美两国促进在能源和环境领域的贸易互信, 有哪些具体建议?潘:中美两国在政治、 经济、 技术和贸易等诸多方面, 是可以建5 4国际经济评论2 0 0 7 . 9 - 1 0立互信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在政治外交领域, 中美在 G 8 + 5 、 亚太清洁发展伙伴关系计划(A P 6 ) 、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的多边场合, 加强交流沟通, 达成共识, 促进经济、 技术和贸易的互信合作。在能源环境投资和技术方面, 应加大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这不仅有利于两国, 而且有益于国际能源安全和温室气体减排。 例如美国的核能发电技术, 清洁煤技术, 热电联产技术, 对中国提高能源效率, 改善环境质量,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意义十分重大。在贸易方面, 由于中国在整体上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中国在经济技术水平上落后于作为发达经济体的美国,这就存在着实力上的不对称。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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