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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隋唐科举制与儒学的进一步发展一、调和儒、释、道的文化政策。隋、唐两代,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气息。佛教的净土地狱、因果报应、六道轮回,道教的长生久视、羽化登仙,征服了无数苦难生灵和广大士人的心,也博得了统治者的垂青和服膺。然而,佛教和道教虽然能使统治者对权力、财富和生命的无限欲求在灵间世界待到虚幻的满足,虽然能使他们通过预置死者的虚幻权力来愚弄和鱼肉活人,但是,为了维持宗法等级制度的现实统治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就须臾不得离开儒学。秦皇焚书、项王焦土、刘邦在儒士冠中溲溺,均为愚夫所为,为后代聪明的统治者所不齿。当然,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所不同,隋、唐时代的统治者所实施的文化政策,则大致是以
2、儒学为中气而兼採佛教和道教。隋文帝将知尊卑长幼之序者升之于朝,任以要职,故多有儒臣襄理政务。他下诏杨素等“缀往圣之旧章,兴先王之茂则”,修定五礼,颁苏威所作五教于天下并令长幼诵习,又诏令褒扬“穷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的贤哲,征马光、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山东六儒为太子博士,还亲幸国子学,与诸儒论说礼仪,敕封孔子“先师尼父”。 (1)由是,儒学开始复兴。 隋书儒林传追述文帝时儒学的盛况道:高祖膺朝篡历,平一寰宇,顿天纲以维之,贲旌帛以礼之,没好爵以靡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恃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侍,尊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鏧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
3、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俊,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黌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2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终魏晋南北朝时期,戒马倥偬,天下多敖,典籍散佚,庠序焚毁。隋文帝混一天下,海内晏如。才士彬彬儒雅,再逢汉代之盛。然而,好景不长,文帝晚年,信佛弥笃,以国学未精而简省国子学学生为七十人,太学、四门学及州县学亦遭削减,余则归属于诸州。隋炀帝杨广是靠弑父而居帝位的。他为了长生不老,永享荣华富贵,用道士潘诞造金丹。但为了杜绝臣弑君、子杀父现象在自己登上皇家宝座后重演,这个儒家规范中的乱臣贼子居然擎起了儒家旗帜。他下诏曰:“君民建
4、国,教学为先”, “讲信修睦,立身之基”。 (2)隋炀帝“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3),儒生们所讲论的不外乎社会伦常礼仪之类问题。他又立孔子后为“绍圣侯”;召天下儒官于东都论议;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並兴;还创立了科举取士之制。在炀帝大业初年,出现了一些冠盖一时的经学专门家:“世称左氏有(徐)文远, 礼有褚徽, 诗有鲁达, 易肖陆德明,皆一时冠云。 ”(4)李渊建唐,听信道士吉善行之言,认道道开创者和道教教主老子为自己的祖先,李氏王朝与李聃攀上了亲戚。然而,这个自封的老子的后裔,最偏爱的并不是道家或道教,而是儒学。他汰减寺观而力倡儒学, 新唐书儒林传云:高祖始受命,钼颡夷荒,
5、天下略定,既诏有司主周公、孔子庙于国学,四时祠。求其后,议加爵士。国学始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孙为之一;太学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四门学百十三员,取七品以上。郡县三等,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下以十为差;上县学置生四十员,中、下亦以十为差。又诏宗室、功臣子孙就秘书3外省,别为子学。高祖尊崇儒学,并不意昧着完全绝弃佛教、道教,其目的在于以儒家名教为本位,吸纳释、老二氏,使儒、佛、道诸共同为其王权专制政治服务。 新唐书高祖纪载:“帝幸国子学,亲临释奠。引道士沙门有业举者,与博士相杂驳难,久之乃罢。因下诏曰:自古为政,莫不以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具备,故能为利溥深。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
6、儒学,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而三教虽异,善归一挨。 ”很显然,这是要以儒家的成礼智信为宗本,使三教归一,汇于一炉。这颇有点儒学为体,佛、道二教为用的意味。高祖武德九年(626 年),李渊次子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其兄建成、其弟元吉,逼父退位,自登帝位,是为唐太宗。太宗所发动的政变曾得到道士的支持,故其当上皇帝后对道士备加礼遇,进一步明确了李氏王朝与老子的祖孙关系。但另一方面,太宗又颇重视儒学,将其视为治国的纲领。他又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还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响、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肃、王辅嗣、杜之凯
7、、范宁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庙堂。还诏求近世名儒皇甫侃、褚仲都、熊安生、沈重、沈文阿、周弘正、张汎、何妥、刘炫等子孙备加擢用。又令颜师古撰五经定本,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太宗在位时,重用儒臣魏征、房玄龄等,按照儒家学说为政冶国,从谏如流,任人唯贤,居安思危,审慎法令,遂出现了国泰民安的“贞观之治”。 资治通鉴唐纪十一载太宗时儒学盛况道:是时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学生能明一大纪已上皆得补官。4曾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儒生满二千二百六十员,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有解通经者听得贡举。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泽、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史称
8、唐高宗“薄于儒术”(5)而归心释、道,但实际上,他自幼受儒学洗礼,从著作郎萧德善学孝经。太宗曾问他孝经中何者为要?高宗答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6)即位后,高宗更强调“以六经教人”(7),诏须孔颖达等所修五经正义、赵国公无忌等所修新礼于天下,驾至曲埠“幸孔子庙,追赠太师,增修祠宇,沙牢致祭”(8)。当然,高宗对佛、道二教亦颇推重,就在追赠孔子为太师的当年,他又“至毫州,谒老子庙,上尊号太上玄老皇帝”。 (9)另据新唐书儒林传载,儒皆李玄植“贞观间,为弘文馆直学士。高宗时,数召见,与方士、浮屠讲说”。关于儒者与方士、浮屠究竟“讲说”了些什么,这里语焉不详,而在集古今佛道论
9、衡卷丁中则详载了显庆五年(660 年)高宗召僧人静泰、道士李溁及儒士在洛阳宫中讲论老子化胡经之事。辩论中,静泰讲老子化胡经,进士王浮据汉书西城传讥老子化胡经乃“窃取佛教”伪撰而成,李溁则说“老子化胡”为佛,佛教源自道教。其中,儒、佛、道之间,既彼此互相诘难,又互相吸纳。三家在议议辩对中不断完善和深化各自的思想命题,日渐寻绎出彼此的结合点、在官方意识形志中的组合形式和排列次序。这种儒、释、道之间所进行的论议,终隋、唐二代时有所见。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时统治者实施的文化政策。高宗与武则天虽为夫妻,却又暗中争权夺利。高宗倚重道士,武账天则倚重僧人。高宗死后,武则天更大事佞佛,致使“博士、助教,唯有
10、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宠幸”。 (10)5到了玄宗时,在令士庶学老子,贡举加老子策的同时,又大力提倡儒学,亲制“训注孝经,颁于天下”,诏令“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 (11)还赠封孔子为“文宣王”, “亲幸太学,大开讲论”(12);“置集贤院,招集学者校选,募儒士及博涉著实之流”。 (13)不过,这种儒学中兴的局面并未能长久,天宝十四年(755 年)爆发了“安史之乱”,这不仅使唐由盛而衰,从此一蹶不振,而且也使儒者受到重创。 新唐书儒林传载:安史之乱使“两京所芷,一为尘埃。官藏私褚,丧脱几尽。章甫之徒,劫为缦胡”。尔后,劫后余生的代宗试图恢复儒学,制曰:“方投戈
11、而讲艺,俾释菜以行礼。使四释咸进,六艺复兴。 ”(14)其时,也出现了一些治经各有专长的儒学名家,如据新唐书儒林传所记:大历时, (啖)助、 (赵)匡、 (赵)质以春秋,施士匄以诗,仲子陵、袁彝、茀彤、韦茞以礼,蒋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穆宗时,召儒生于太液亭讲毛诗、 尚书。文宗时则创立“开成石经”, 旧唐书文宗纪记其事道:时,上好文,郑覃以经义启导,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经博士,依后汉蔡伯喈(笔)刮碑列于太学,创立石碑九经,诸儒校正讹谬。其经文若从注疏看,皆有依据。名为“九经”,其实为“十二经”,共二百二十八卷,六十三万二千零五十二字。 “开成石经”的刻立,堪称隋唐儒学史上的一件大
12、事。清人皮锡瑞谓:“汉熹平五经之后,越五百余年,而有唐开成石经。此一代之盛举,群经之遗则也。 ”(15)然而,此时已到唐代末期,儒学随着唐代社会日趋衰落而如江河6日下,文宗等的崇儒措施无力挽救儒学颓势,难以重干见唐前期儒雅之盛况了。在隋、唐时期,杂采与调和儒、道、释不仅是统治皆所为,而且也是风靡海内的社会时尚。隋、唐之际儒者王通就主张儒、佛、道“三教于是乎可一矣”(16);辛彦之亦“崇信佛、道”(17)。以敢于谏诤而著称于史的唐代儒臣魏征,少为道士;儒者马嘉运“少为沙门,还治儒学”;李玄植“与方士、浮屠讲说”;张士衡则以儒家的忠孝之义诠释佛教“因果报应”说。 (18)新唐书儒林传载张士衡答太子
13、承乾问曰:事佛在清静仁恕尔,如贪怵骄虐,虽倾财事之,无损于祸。且善恶必报,若影赴形,圣人之言备矣。为君仁,为臣忠,为子孝,则福祚永;反是,而殃祸至矣!还有名儒韩愈、李翱虽主张排佛,却也深受佛学薰染。此外,儒皆柳宗元出入于儒、佛、道,被后人称为“儒、释兼道,道学纯备”(19);释门玄奘法师则少时为儒, “引文论难,非道则儒”(20)。诗人白居易亦兼综儒、释、道。可以说,调和儒、释、道既是隋、唐统治者所实施的文化政策,也是其时社会思潮的主调。儒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问题遂成为这时期儒学面临着的时代课题。 二、科举制度及其与儒学的关系。尽管隋、唐二代统治者兼综儒、释、道,但是,居于核心地位的还是儒家学
14、说。科举制度的确定就奠定了儒学在隋、唐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支配地位。科举制度形成于隋代。隋炀帝开创了通过考试来选拨进士科和文明科人才的制度,旧唐书杨官传载:“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寸犹试策而已。 ”通志选举略一云:“炀帝始建进士科,唐人贡士之法,多循隋制。 ”据新唐7书选举志上记:在科举取士方面,唐代因袭隋制而大为发展、完善。科举考试的内容在唐代屡有变化,但概括地讲来,唐代科举的名目“首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首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其规模与内容无疑都要比隋代复杂许多。而在这些
15、科目中,大多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和评判依据。兹对诸科目中地位比较重要,对其时士人生活有较大影响,且又与儒学和儒学发展关系最大的明经科、制科和进士科绍论于下。就现有材料看,以“明经”为取士任官的名目始于汉代。 玉海卷一一四有汉明经一节,谓:“章帝元和二年五月戊申,令郡国举上明经者,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质帝本初四年庚辰,令郡国举明经;又引前汉书,孔安国、平当、贡禹、夏侯胜、张禹並以明经为博士;后汉书则记袁良举明经除济阴王文学。可见,在汉代察举制度下就已有“明经”之名。至于隋,无论文帝成炀帝,皆有明经举,如旧唐书孔颖达传:“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 ”资冶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
16、618)载有“明经刘兰成”,胡三省注曰:“刘兰成盖尝应明经科,因称之。新唐书(选举)志曰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则明经科起于隋也。 ”徐松登科记科注意到这材料,故赞成胡氏之说,并补充道:“其时唐未贡举,是隋亦有明经矣。”不过,隋朝的明经究竟是属于科举制度、还是察举制度,因受史料之限,尚不能作出回答。早在“函夏既清,干戈渐戢”的唐高祖武德五年(622 年)就已举科举制度的明经了。唐摭言卷十五杂记载:“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孝试,州长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至五年十月,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 ”同书卷一统序科第8略记此事后明谓:“斯我唐贡士之始也。 ”此后有唐历朝均举明经,直至唐末哀帝时还下诏重申:“国子监、河南府所试明经,並依准常例解送礼部。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