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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改革开放 30 年评价问题的若干观点 述评内容提要 怎样理解和评价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国内学界有多种看法。本文就较有代表性的四位学者的观点，即吴敬琏的改革目标模式论、秦晖的改革返正论、甘阳的改革延续论、胡承槐的社会形态转型论进行述评。关键词 改革目标模式论 改革返正论 改革延续论 社会形态转型论怎样理解和评价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国内学界有多种看法。笔者认为较有代表性的有吴敬琏的改革目标模式论、秦晖的改革返正论、甘阳的改革延续论、胡承槐的社会形态转型论。这四位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出发，在共同肯定 30 年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亦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和概括。本文就此作一述评。一、改革目标
2、模式论吴敬琏先生认为，在我国改革最初几年，是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体制目标。当时上上下下，都认为原来的情况不能继续下去，就用白猫黑猫的逻辑，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有利于恢复经济、发展经济都可以试试。但人们很快意识到，这样零敲碎打还是不行，还是要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经济社会体制。于是开始讨论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1980 年代中期，占主导地位的有两个模式，一个是东亚模式，即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讨论中，官方偏爱东亚模式。再一个是美英模式，即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倡美英模式。一方面是因为2学者和官方都共同面对计划经济，他们都反对这个东西；另
3、一方面是因为，即使主张英美模式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市场没有发育起来之前，政府要承担一些调节作用，这样就结成了一个联盟，大家都赞成要搞市场经济，至于政府作用的大小问题，可以存而不论。指导改革的经济思想，从理论的完整性来说是偏向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但具体到政策上，又往往表现为东亚模式即政府主导。东亚模式中，政府的一个重要的作用体现于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主张出口导向政策，亦可叫做新重商主义政策。这个政策在初始阶段是卓有成效的，但它是不可持续的。吴敬琏先生指出所有推行这个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十年二十年之后都出了大问题。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一直到台湾地区，那故事是一模一样的。当前中国也呈现出了这一问题的
4、某些迹象，有鉴于此，吴敬琏先生提出要破除思想上总是认为东亚模式容易跟社会主义接轨的禁锢，打破东亚模式即政府主导的体制格局。吴敬琏先生认为，要突破政府主导的模式，不仅要靠经济体制改革，也要靠政治体制改革。正如小平同志 1980 年代的主张，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为此，他提出建设法治市场经济国家，建立“好的”、 “善的”法治的看法。笔者十分赞同吴敬琏先生提倡的借鉴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思想。但是，在吴敬琏先生的整体论述中，有两个问题却是值得商榷的。其一，说 30 年改革开放，走的是东亚道路，恐怕不够准确，因为“
5、政府主导”、 “出口外向”，在本质上并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历史惯性与现实要求折中的结果。就政府主导来说，改革后是从“政府统制”中走出来，在排除社会大动荡这一后果后，只能是政府主导；就“出口外向”来说，在整体上是民众穷困的条件下，实在想不出，还能有其他什么办法来发展经济。因3而，笔者并不认同改革开放 30 年，走的是“东亚模式”发展道路，笔者认为中国走的就是中国特色的中国自己的道路。其二，关于深化改革，要走法治市场经济之路，吴敬琏先生的总体思想是不错的，但关于“好的”法治与“坏的”法治的区分却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因为，这一区分会遮蔽问题的本质。可能吴敬琏先生以为存在法律治理的都是法治，对于法治
6、与法制没有作出区分。其实，法制不等于法治，有法律治理与法治并不是一回事，二者是有区别的，如中国二千多年的历代封建王朝，从“秦律”到“清律”都是依法治国的，我们可以说有法制，但不能说是法治。法治的实质从社会条件来讲，它以人人平等、独立、自由的公民社会为条件；从内在性质来讲，是“公意”之集合，是普世价值的体现。所以，我们的改革方向不是把“坏的”法治转化为“好”的法治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够不够条件说现今已是法治社会，以及要不要、能不能实现法治的问题。依笔者的理解，吴敬琏先生之所以讲坏的法治向好的法治转化，是在思维内核中，并没有将社会结构的改造(如等级制的消除) 纳入考察的视野。而在笔者看来，改革发展
7、到今天，社会结构改造的问题已上升到议事日程，这是一个比政府与市场相互之间的关系更为本质的更为深层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法治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政府主导”的问题， “出口外向”的问题亦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二、改革返正论、中国奇迹论秦晖教授把改革开放 30 年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中国奇迹 1978 - 1989；中国奇迹1992 - 2001；2001 年以来的中国奇迹。秦晖教授认为第一个阶段是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累托”。负帕累托是指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那么我们可以说4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事实上，这样的过程历史上也很罕见，以至于一般经济学著
8、述只有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和非帕累托改进的提法，根本没人谈论“负帕累托”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社会在一波波残酷的斗争中被弄得满目疮痍。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走出文革”-尽管他们对于走向何方可能并无一致意见。因此，当时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的社会基础也空前地广泛。改革前中国的人口 80%以上是农民，而农村人民公社则是“国家控制、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这实际上指的就是农民只受严厉束缚，而几乎得不到国家的什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轨初期对于农民而言几乎是无代价的好事，套用一句老话，他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改革前期绝大
9、多数人是受益者。而这一“公正性”又因改革起因于“走出文革”而进一步凸显。并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是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改变负帕累托过程的改革自然就成为帕累托改进。秦晖教授认为第二个阶段是以“降低交易费用”的独特方式来展开的。在这一过程前，改革初期的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双重增益现象开始逐渐淡出，计划与垄断(哪怕是“理性”的)与体现人们个性发展的市场自由趋势日益产生矛盾。乡镇企业摆脱“给国有大企业拾遗补缺”和“不与国企争资源、争市场、争人才”的桎梏就是一个例子；而同时工业承包制导致的“短期行为”、 “公鸡下私蛋”、 “个人负盈公家负亏”，双轨制下导致的“官倒”，也使改革的公正性开始出现问
10、题，从而导致 1980年代末的改革危机，直到 1992 年“南方讲话”，改革才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各方交易(讨价还价)权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秦晖教授认为，在我国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往往变形，即用剥夺一些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降低“费用”，如农村乡镇5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1996 - 1998 年间主要采用管理层购买方式基本完成了“乡镇企业转制”。在多数农村，那些农民无法监督，因而也难以公平分配的“公产”已经被不明不白地瓜分完毕。如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一般都在产权改革之前先用国家权力来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实现了“
11、减员增效”。然后已完成减员的企业才脱去“国有”帽子，为“能人”以内定价格“置换”资产创造条件创造了空间。1994 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强调财政上中央集权但不集责，出现所谓“财权上收，事责下放”的趋势。一方面上级财政的“汲取能力”迅速扩大，国家得以“锦上添花”，强化投资，大城市基础设施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基层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供应出现短缺，尤其以农村为甚，而在维持“事责”的名义下，农民负担却日益加重，以至出现“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这样改革初期农民“失去的只是锁链”的情况明显地逆转，农民成为新一轮发展中主要的受损者。尽管高层注意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下了大决心，通过 2003 年
12、以后的免税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方兴未艾的“圈地运动”又成为农村紧张的新土壤。各种金融工具与虚拟经济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国有垄断加上虚拟经济金融工具的有效组合，一方面为大批金融% %房地产富豪用“批地加贷款，空手套白狼”方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国有垄断部门进一步疏离公共职能而凸显其特殊利益，形成“新国有化”与“权贵私有化”左右手联动的“原始积累流水线”。从 1992 年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其基本特点有二：其一是改革的帕累托改进色彩不复存在；其二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成为“奇迹”的6主要原因。秦晖教授认为第三个阶段是全球化中的“中国竞争力”提高阶段。2001 年
13、“入世”的成功使中国大踏步地进入全球化过程，而“9 11”事件及随后的全球反恐使西方注意力聚焦于伊斯兰地区，淡化了中美矛盾，促进了双方合作并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两者都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空前的推动作用。第三阶段有几个明显特点：第一是经济加速，而且这种加速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第二是入世后又出现了“三顺差”，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商品输出，资本项目顺差意味着资本输入，而“误差与遗漏”顺差则意味着前两者比账面反映的更大，尤其是资本输入可能不只像某些年份有的统计口径说的那样“仅次于美国”，而是不亚于美国。第三是“共识破裂”，改革争论的激化。我国如今不仅存在着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而且还叠加了“公共
14、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导致了近年来相当尖锐的“改革论争”：先是在对“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批评持续多年之后，以“郎咸平旋风”为契机发生了激烈的国企改革争论，接着“医改报告”又引发了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公共品供应改革争论，以及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改革争论，等等。它们的种种现实利益背景已经穿透意识形态的表象而凸显出来，从而使争论变得相当激烈，以至于有人惊呼“改革共识已经破裂”。第四是“尺蠖效应”与改革的调整。这些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然而似乎怎么调整都不对劲，这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
15、”：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我们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了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7以追问。 “右手”大动，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换上“左手”，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是“中国的全球化”与“全球的中国化”。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扩大，一方面，加速中国融入普世价值、接受国际规则，首先是接受市场经济规则，将来还会接受法治、宪政民主等等。这就是“世界改变中
16、国”。另一方面，中国对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这些年来世界主流的两种主要规则，即自由市场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由于我们今天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场的全球化(而且市场中也主要只是商品与资本在全球流动，劳动的流动性就差得多) ，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如果说吴敬琏先生是从体制类型的视角来认知和评价 30 年改革开放的过程，那么，秦晖教授则是从改革的成果、利益分配的视角来认知和评价 30 年的改革开放。秦晖教授的中心观点，笔者把它概括为“帕累托效率改进返正论”，之所以作这样的概括，是因为秦晖教授评价改革的标准是正、负帕累托效率改进。笔者以为，秦晖教授的这一标准的设立是正确的、科学的，但在具体运用这一标准时，却是有点偏差：秦晖教授关于改革第一阶段的评价完全正确，但对第二、第三阶段的评价实在是太低了，与经验常识相去甚远(如，我国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城市与农村居民收入的普遍大幅提高等等) ，在秦晖教授眼中，除了政治、经济、科技等少数精英之外，工人、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