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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私學與政治權力的結合北宋荆公 新學官學化進程述論以王安石為核心的北宋荊公新學學派，自熙甯變法至宋末六十餘年間，在政治 權力的庇佑下，獨享學界統治地位。由王安石領銜編撰的三經新義取代唐孔穎 達五經正義，成為國家頒佈的、士子應考必讀的教科書。與當時的關學、洛學、 蜀學等學派相較而言， 新學的特殊性在於，其核心人物王安石身居相位，因而得 以建立一套變私學為官學，以國家意識形態統一士大夫思想（即所謂一道德）的 權力機制，使學術制度化，與現實政治運作緊密結合。這是當時其他學派所無法 辦到的。王安石建立這一套權力機制，從主觀上說，當然是為了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諸實踐，但客觀地看，新學建立起來的機制，其重要
2、性甚至超過了其本身的理論貢獻。 有學者認為“這都在事實上替所謂理學成為統治理論的新形態開闢著道路”註一。也就是說，後來理學能夠佔據統治地位，其學術本身當然不同於新學，但統治士大夫思想的那種機制，卻是繼承了新學的。衆所週知，王安石學術在他還沒有成為宰相時，在學界已經有了不小的影響，在他 居喪江寧講學期間，身邊就聚集了一批青年學子，但此時，新學還僅僅是一家私學。 它與政治權力相結合，逐步演變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時期，是從熙甯元年王安石應 神宗詔越次入對開始的。至熙寧九年王氏第二次罷相，新學的官學地位並沒有因 為他政治地位的改變而改變，因為經過九年時間，新學已經完成了它的官學化進 程，最終融入國家制度之
3、中。因此，這短短九年時間，堪稱新學發展史上最重要的 時期。假如沒有這一官學化時期，新學就只能是一種民間性學術，就像當時的洛學、 蜀學等其他學術一樣，無法在北宋中後期掀動驚濤駭浪。為何將新學官學化進程的起點定在熙甯元年呢？因為是年四月乙巳，神宗詔新除 翰林學士的王安石入京，王安石由此開始了與君主的直接對話，並用自己的學術 影響國家政策，推動政治改革。神宗請教安石：方今治當何先？安石答：以擇術 為始。 接著進呈著名的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在第二年春初，王安石又明確提出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果不足以經世務，則經術何所賴焉的說法，從而明確要將自己的學術為變風俗，立法度的改革服務。註二王安石此次進京，標誌著新
4、學 開始由一家私學轉變為朝廷倚重的官學，標誌著新學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 新學歷史上的這個階段，情況最為複雜，與政治經濟等社會因素關涉最為密切。更 重要的是，新學無論在學術形態上還是學術機制上，都出現了不同於以往的新情 況。在學術形態上，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官學時期新學的代表著作是2詩義、 尚書義、 周禮義，即三經新義，其學術重心經歷了由哲學向經學的轉 移。雖然王安石早期著作易解、 洪範傳也是對儒家經典的詮釋，但主旨在闡述 哲理。 三經新義則是比較純粹的經學著作，它兼重字詞的訓釋和義理的闡揚，而內容多涉政治、經濟領域的實踐，與熙甯變法有所呼應。其次， 三經新義非由王安石一人完成
5、，而是集中了他的兒輩、弟子、後學等共同修撰，屬於一項集體成果。更為重要的是新學學術機制的變化。熙甯元年之後，新學開始了借助政治權力傳 播的進程，其與權力結合的途徑主要有三：講筵、取士制度和經義編撰。先看新學是如何通過講筵獲得帝王青睞的。熙甯元年四月乙巳，王安石入京，除任 翰林學士一職之外，還有兼侍講的身份。在呈上本朝百年無事劄子的第二天，神 宗就表示了極度讚賞。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以下簡稱長編紀事本末）卷五 九王安石事蹟上記載了君臣的如下對話：上謂安石曰：昨閱卿所奏書，至數遍，可謂精畫計治道，無以出此，所由眾失，卿必已一一經畫，試為朕詳見設施之方。 對曰：遽數之，不可盡。願陛下以講學為事，
6、講學既明，則設施之方不言自喻。 上曰：雖然，試為朕言之。 於是為上略陳設施之方。上大喜曰：此皆朕所未嘗聞，他人所學固不及此，能與朕一一為書條奏否？對曰：臣已嘗論奏，陛下以講學為事，則諸如此類皆不言而自喻。若陛下擇術未明，實未敢條奏。 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遺忘，試錄今日所對以進。 安石唯唯而退，訖不復錄所對以進。王安石所講的設施之方，似乎就是變法的設想，而非純粹的學術問題。他為何最 終沒有將自己所言進呈神宗，原因不明，但面對面的交流溝通，無疑令神宗為安石 提出的治國方略所傾倒。是書同卷又記載了此年八月甲寅，邇英講讀罷，上獨留 王安石，賜坐的細節，從側面描繪出君臣意氣相投的場景。皇帝的賞識，
7、是新學 成為官學最根本的動力。王安石抓住這一機遇，在講筵中改弦更張，施加自己的學術影響。是年十月壬寅， 詔講筵權罷禮記，自今令講尚書。先是，王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之非是。3上以為然，曰：禮記既不當法言，擇其有補者講之，如何？安石對曰：陛下必欲聞法言，宜改他經。 故有是詔註三。在講筵中，用尚書替代禮記，可說是後來將尚書列入三經的一個前奏。在具體講說時，講筵又成為變法派與反對派鬥爭的陣地之一，這在熙甯二年司馬光和呂惠卿兩人的講說中表現得再明顯不過。 長編紀事本末卷五三英宗皇帝講筵（神宗附）載：十一月庚辰，禦邇英閣。司馬光讀資治通鑒至曹參代蕭何為相，一遵何故規，因言：參以無事，鎮海內，得持盈守成之道
8、，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漢常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夫道者，萬世無 敝。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上曰：人與 法相表裏耳。 光曰：苟得其人，則何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雖有善法，失先後之 施也矣。故當急於得人而緩于立法也。 很顯然，司馬光是借西漢“蕭規曹隨”的故事來表明自己不贊成變法。僅僅過了幾天，呂惠卿就在講尚書商書咸有一德時反駁了他的說法，認為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 有數歲一變者， 有一世一變者， 有數十世而變者， 有雖百世不變者，漢惠帝、文帝、景帝則都非守蕭何之法而治也。他一言點破司馬光的用意：光之措意，蓋不徒然，
9、必以國家近日多更張舊政，固此規諷。又以臣置三司條例， 看詳中書條例，故有此論也。神宗召司馬光詰問，司馬光說：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漢惠、文、武、宣、元治亂之體，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五歲一變、一世一變，則非也。從司馬光和呂惠卿的這場交鋒可以看出，講筵所講的內容不離經、史，但其實變法派與反對派都意在借古諷今，通過解釋古書，將皇帝爭取到自己一方來。從官員的任命來看，新學一派在講筵中之地位也日益凸顯。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二二六載王安石子雱被任命為崇政殿說書事： 4（熙甯四年八月）己卯，前旌德縣尉王雱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雱）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皆安石輔政所施行者。
10、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 有以雱書聞者，於是安石方奉祠，上遽召見，而有是命。安石亦喜雱得親近，能助 己，因不復辭。同書卷二五三又載：（熙甯七年五月）丙辰，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呂升卿，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沈季長並為崇政殿說書。升卿為呂惠卿弟，季長為王安石妹夫，兩人皆為新黨，然因為學問深淺不同，以致 在講筵中鬧出笑話。司馬光涑水紀聞卷一六載：升卿素無學術，每進講，多舍經而談錢穀、利害、營繕等事。上特問以經義，升卿不 能對，輒目季長從旁代對。上問難甚苦，季長詞屢屈，上問：從誰受此義？對曰： 受之王安石。 上笑曰：然則且爾。 這則趣聞固然說明升卿其人不學無術，亦可見當時王安石新學一派在講筵中佔據
11、地位之重要，惟其如此，升卿的濫竽充數才可能獲得神宗的原諒。可以說，正是講筵，使得神宗對新學有了最直接、也最直觀的印象與認識。後來神宗同意王安石提出的科舉改制方案，並授權他領銜修撰三經新義，都是基於對 新學的欣賞和信任，而這種欣賞和信任，最初就是在講筵中建立起來的。質言之， 在君權至上的中國古代，一種學術只有首先獲得皇帝的認可，才可能成為國家意 識形態。新學正是通過講筵獲得了神宗的認可。故而，講筵是新學官學化進程中的 首要環節。在獲得神宗的青睞和支持之後，王安石進一步將新學推向廣大士子，其手段就是改革取士制度，主要包括改革考試內容和創立太學三舍法。熙甯科舉改制是新學官學化進程中最舉足輕重的步驟，
12、也是中國科舉史上的重要事件。鑒於對熙甯改制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這裏僅就其內容略加敍述。對於北宋前期取士制度的弊端，王安石的前輩們已經注意，並多有改革的呼聲。至 熙甯二年，朝廷中也曾開展科舉改革的討論，可並沒有實行。到了熙甯四年二月丁5已朔，朝廷才正式下令。關於改革的內容， 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之四四， 長編卷二二均有記載， 王文公文集卷三一所收乞改科條制大致與長編中書言之 前半部分重複，三者相較，以長編所記最詳。首先，明確指出這次改革的指導思 想：今欲追復古制，以革其弊，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以 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則庶 幾可復古
13、矣。 所謂復古就是要恢復到上古道徳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 足以有為於世的狀態。於是具體規定：貢舉新制進士罷詩賦、帖經、墨義。各占治詩、 書、 易、 周禮、 禮記一經，兼 以論語、 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並大義十道，務通義理，不須盡用 注疏，次論一首，次時務策三道，禮部五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這一改革的意義在於，廢除了詩賦、帖經、墨義這些自唐代以來一直實行的考試項 目，而只考經義（大義）、論、時務策，因論、策與詩賦一樣，是進士科原有的項目，故而在改革後，經義的地位迅速上升，實質上成為最重要的考試內容。這與王安石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的初衷是一致的；而規定考試時各占治一經，就使得應試
14、者只需選擇五種本經中的一種，從而可以放棄研習其他經書；中書所頒行的大義 式，則為士子們依樣畫葫蘆寫作經義提供了莫大的便利。這一系列措施，尤其 是確立經義的重要地位，為後來三經新義在士大夫中的推行創造了必要條件。 註四取士制度的改革，不僅包括考試改革，還包括學校改革，後者主要指創立三舍法。 熙甯四年十月戊辰，中書門下建議將太學生員分為三等：以初入學生員為外舍，不限員。自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上舍以百員，內舍以二百員為限。其生員各治一經，從所隸官講授。主判官、直講月考試優等舉業，上中書，學正、學錄、學諭於上舍人內逐經選二員，如學行卓然尤異者，委主判及直講保明，中書考察，取旨除官，其有職事者，受官
15、訖仍舊管勾，候直講、教授有闕， 次第選充。其主判官、直講、職事生員並第增給食錢。註五這樣一來，非但有利於更迅速地從太學中選拔人才，而且學業優秀者還有機會充任直講、教授等學官。更值得注意的是，主判官、直講這類學官在選拔人才時擁有著很大權力，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故而，此類職位一旦為新學派所掌控，則可推 動其學術在太學的影響力，亦可獲得對官吏的間接選拔權。在三舍法實行後不到 一個月，新學派的常秩等人就抓住一次機會，給太學來了一次大換血。 長編卷 二二八載： 6管勾國子監常秩等言：准朝旨，取索直講前後所出策論義題及所考試卷，看詳優 劣，申中書。今定焦千之、王汝翼為上等，梁師孟、顔復、盧侗為下等。 詔千之等五 人，並罷職，與堂除合入差遣。學生蘇嘉因試對策，論時政之失，講官考為上等，直 講蘇液以白執政，皆罷之，而獨留液，更用陸佃、龔原等為國子直講。嘉，頌子；原， 遂昌人，與佃皆師事王安石云。看了這段敍述，或許還弄不明白，為什麼焦千之、王汝翼、梁師孟、顏復、盧侗這五 位一下子被罷官了呢？蘇頌之子蘇嘉試對策時指陳時政之失，判為上等，但被直 講蘇液告發，終於導致學官的罷職，蘇液反倒因此留任。直講則換上了王安石的學 生陸佃和龔原。李燾在注中透露了整個事件的詳情：此段更詳之。 選舉志云：上以其宿學，不足教導多士，皆罷之。 林希野史云： 蘇頌子嘉在太學，顏復嘗策問王莽、後周改法事，嘉極論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