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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建构“第三种现代性”【内容摘要】“现代性”作为来自欧洲的观念，在历史上不断得到反思，主要存在两类反思的理路：一类可称之为“泛审美现代性”，以波德莱尔为起点、中经齐美尔、直到福柯那里结束，他们面对现代性皆持一种“审美批判”的态度；另一类可称之为“批判启蒙现代性”，也就是在批判启蒙基础上来实现启蒙的“现代性”思想，它以韦伯为起点，直接穿越了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两代哲学家。实际上，我们可以在这两种“反思现代性”之间“执两用中”，从而提出一种崭新的“全面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全面性”，就体现在“以审美中和主体性”、 “以审美中介纵向理性”、 “以审美平衡文化分化”、 “以审美规划社会
2、尺度”，从而走向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 “横向理性感性的图景”、 “文化间性的对话主义”和“新感性理性社会”的通途。【关键词】现代性泛审美现代性批判启蒙现代性全面的现代性“现代性”（Modernity）是在近 50 年的文献中频繁出现的词汇，广义的“现代性”，就是指 17 世纪启蒙时代以降（曾以欧洲以主导的）新文明之基本特性。换言之， “现代性是由以都市为基础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所组成的，它具有高度分化的结构政治、经济、文化它们自身逐渐与中心化的体制相分离。 ”一般而言，来自欧洲文化的“现代性”的基本理念里，起码包括“启蒙的理性”、 “对进步的信仰”、“经验科学”与“实证主义”等等层
3、面。因而，以“批判思想”、 “经验知识”和“人道主义”的名义， “现代性”标志着一种变革的文明基本观念，标志着对传统和惯例发出挑战的理性回应。这类“现代性”的基本理念在欧洲被确立之后，几乎是一路高歌猛进，冲破了一切障碍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工业技术和经济生活结合起来，从而深深2地嵌入了现代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内部。“现代性”这个用语，往往被追溯到波德莱尔的经典论述那里。实际上，这个词在19 世纪的法国仍是一个新词汇，但在 17 世纪的英语世界就已经通用了。例证就是，在 1627 年出版的牛津英文词典里面就首次收入了“modernity”（意为“现时代”）一词，其中还引证了贺拉斯华尔浦尔论诗的一句话这
4、些诗（指托马斯查尔顿的诗）“节奏的现代性”。可见， “现代性”在一开始出场的时候，就同审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在历史上，基本上存在两类对“现代性”的反思理路，一类我们可以称之为“泛审美现代性”，另一类可以称之为“批判启蒙现代性”。可以说，这两类“反思现代性”都洞见到了现代性的负面价值，也都试图在批判现代性的基础上来重建，但又都各执一端而忽视了彼此。实质上，这两类“反思现代性”倒可以在一个更新的基础上融会贯通起来，进而提出一种崭新的“全面的现代性”。（一）反思现代性：从波德莱尔、齐美尔到福柯有趣的是，对现代性的最早的反思，就是从美学的视角做出的。这是由于，在 19世纪的后半叶，各种艺术形态连
5、同哲学、心理学都逐渐步入现代的历程。通过对新的叙事模式的发现和时间概念（如意识流）的发展，绘画和音乐率先打破了传统的摹仿观念，从而去想象另一种没有明显中心的、流动的和不居的现实，印象派的艺术便在其中担当了急先锋。正是在这样一种艺术语境下，美学家敏感地捕捉到了时间感的变化。就在 1863 年，波德莱尔在连载于费加罗报上的现代生活的画家里，其中一章的标题就定为“现代性”。波德莱尔认定：“现代性就短暂性（transient）、飞逝性（fleeting）、偶然性（contingent）；它是艺术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则是永恒性（eternal）和不变性3（immutable）。 ”的确，这位著名的恶之花
6、的作者几乎在瞬间就抓住了现代都市生活的某些特质，抓住了自己从中感受到的流动性和非确定性。这是波德莱尔对快速工业化时期都市生活的主观反应，也是对文化自身飞速商品化的客观估计。在此就出现了一种思想的罅隙。波德莱尔究竟是完全对拜倒于“现代性”的裙下，还是对“现代性”有所保留呢？且看他对“美的双重性”的如下论述，这一论述与竟同对“现代性”的观感是如此的类似：“构成美的一种成分是永恒的、不变的；另一种成分是相对的、暂时的。 ”可见，诗人区分出美既包括“某种永恒的东西”又包括“某种过渡的东西”，这同“现代性”所包容的“短暂”与“永恒”的两面性，是如出一辙的，或者说，后者是波德莱尔美的理念在“现代性”问题上
7、的延伸。如此看来，在一定意义上，波德莱尔眼中的审美现代性带有“反启蒙”（anti-Enlightenment）的色彩。因为，他并没有被现代性的飞速疾驰所完全迷惑而眩晕，而是要将“现代性”切开了两半，一半是“变”的，另一半则是“不变”的。在波德莱尔看来，无论是现代性还是艺术乃至人性，都包含“变与不变”的内在统一。这样，正由于波德莱尔从审美的视角出发，才让现代性呈现为“时代性”（Zeit）和“永恒性”（Ewigkeit）的交汇”。在这种“不变”的意义上，我们看到，波德莱尔仍是反对那种不可避免地历史进步观的，同时，也用一种美学的冲动来反对理性自律性的，所以，他才会常常在文字中表露出“古今之辩”与“今
8、非昔比”的感叹。沿着波德莱尔对现代都市的观照之路，齐美尔独辟蹊径走出了一条“社会美学”（sociologicalaesthetics）之途，他以此作为反思“现代性”的新径。应该说，齐美尔所继承的还是波德莱尔的“反整体论”（anti-holism）的思路，前者与后者共同分享了碎片化的、经验的和微观分析的观看方式，但后者还仅仅是就美学而论审美现代性，前者则试图在审美现代性与社会基础观念之间架设桥梁。4照此而论，齐美尔主要还是依据于“社会互动”（socialinteraction）和“社会化成”（socialsociation）的模式来定位“现代性”的。他认为，社会过程在本质上而言是心理过程，经历的
9、是“社会化成”的社会过程，个体之间相互的互动形式或模式，使得行动的内容获取了社会现实的地位。由这种基本社会学观出发，齐美尔就好像东看看、西瞧瞧的游手好闲者（flaneur），看到了“现代性”的纷繁错杂的印象，并将之记录下来。这种记录被称之为“印象风格理论”，因为它不成体系而被社会学研究者所摒弃，但是这恰恰是审美风格所擅长的地方。可见，谈论齐美尔的“现代性”理论自然离不开这另一种视角：审美的视角。这是由于，齐美尔不仅仅将社会问题看作是“伦理学问题”，而且也将之视为“美学问题”，因为按照他的理解，从美学的动机出发，同样能够有利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理想”。齐美尔在社会美学这样来定位他心目中的“审美现代
10、性”：“美沉思和理解的本质在于：独特的东西强调了典范的东西，偶然的仿佛是常态的，表面的和流逝的代表了根本的和基础的。 ”这同波德莱尔又是何其相似！这里的“偶然的”、 “表面的”、 “流逝的”，不正是波德莱尔所说的“短暂性”、 “飞逝性”、 “偶然性”吗？甚至齐美尔就将之视为常态的、根本的和基础的，因为审美的本质也在于一种将瞬间变成永恒的力量。因而， “现代性在此就得到了一种动态的表达：支离破碎的存在的总体性和个体要素的注意性，得以显现。相反，集中的原则、永恒的要素却逝去了。 ”由此看来，齐美尔更具有后现代的气质，而这种气质显然是来自于他的美学视野。福柯关于“现代性”思考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何为启
11、蒙（1984）这篇著名的长文中。多数的研究者将注意力放在这篇文章前半部分涉及到的重要人物康德身上，的确，该文也是对康德 1784 年 12 月回答柏林月刊的那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1784）短文的再反思。但是，人们却相对忽视了出现在福柯该文中段5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波德莱尔。在这位人物的作品里，福柯发现了“19 世纪现代性最尖锐的意识之一”，并借此阐发了自己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及其对“启蒙”的另类态度。按照康德的规范理解，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但在福柯看来，这是康德在“以完全消极的方式”给启蒙下定义，并单方认定这才是启蒙的“出路”（Ausg
12、ans）。其实， “启蒙是由意愿、权威、理性之使用这三者的原有关系的变化所确定的。应当认为启蒙既是人类集体参与的一种过程，也是个人从事的一种勇敢行为。 ”但仅仅出于意愿而私人使用理性还不够， “启蒙因此不仅是个人用来保证自己思想自由的过程。当对理性的普遍使用、自由使用和公共使用相互重迭时”，才有“启蒙”。由此可见，福柯的反思的聚焦点，还在于“理性之使用”及其背后深藏的东西。隐藏在康德这种自我意识背后的是，他是将启蒙观念建立在一套普遍的先验理性和道德结构的基础上的。所以，福柯才拒绝将道德行为准则与普遍有效的理性联系起来， “试图抛弃绝对命令中康德道德的先验基础，以挽救一种更深入的和历史性的实践理
13、性观念，而这种实践理性观念成为伦理学概念的基础”。那么，如何重建这种伦理呢？出人意料的是，福柯走的却是以美学拯救伦理的路线，或者说，这与他将当代伦理学当作一种美学实践，与所谓的“生存美学”（aestheticsofexistence）有关。福柯在“生存美学”里赋予“自我控制的观念”以核心地位。这种观念既来自于对古希腊思想的阐发，福柯从中接受了“至高自我”（sovereignself）的传统观念，也来自于波德莱尔的自我英雄化（heroizationoftheself）的启示。在此，波德莱尔及其“现代性”思想对福柯而言就像一剂解药。福柯一反通常的理解总是把“现代性”看作是“与传统的断裂、对新颖事物
14、的感情和对逝去之物的眩晕”6，这些只是“对时间的非连续性”的表面意识。而在援引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的经典定义后，他又说明波德莱尔的意图刚好相反，他并没有接受和承认这种恒常的运动，而是对这种运动采取了某种客观的态度。因而， “这种自愿的、艰难的态度在于重新把握某种永恒的东西，它既不超越现时，也不在现时之后，而在现时之中。现代性是一种态度，它使人得以把握现时中的英雄的东西。现代性并不是一种对短暂的现在的敏感，而是一种使现在英雄化的意愿”。一言以蔽之，在福柯的眼中，现代性就是“当下的新意”（newnessinthepresent）。福柯以波德莱尔的“现代性”为批判武器，要批判正是启蒙思想的理性神话。
15、其背后的潜台词是，那些似乎不可避免的历史进步和理性自律的哲学信仰，都应该在“当下”的关注中被消解掉了。 “现代性”无非只是理解“当下”之途，并没有那些包括总体性在内的所谓的超越原则。（二）反思现代性：从韦伯、阿多诺到哈贝马斯从波德莱尔、齐美尔再到福柯，这是一条完整的线索，基本是从“审美批判”的视角来反思“现代性”的。但是，他们对启蒙的反思却并没有那么激越，或者说，他们“反启蒙”的态度基本上是隐含着的。那种明确“批判启蒙”的思想线索是在下列人物身上出现的，这些人物就是韦伯、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哈贝马斯。总体来看，他们批判的直接标靶，无疑就是“启蒙”。对“现代性启蒙”的省思，首先出现在韦伯的“文化社
16、会学”的思考里面。按照这一基本思路， “现代性”被认为精确地开始于组织和文化的进步理性。与此同时，随着一统天下的传统世界观和价值系统的崩溃， “价值系统”开始出现分化而趋于多元的结构这些领域分别是“政治和经济领域”、 “知识和科学领域”、 “审美和爱欲领域（个人领域）”。这种分化之所以在现代社会出现，是由于社会的“合理性”和文化7的“解魅化”。一方面，当社会行为都关注在“目的手段“功能这种效率关系的工具理性化的时候，显然，人们就无法摆脱理性化所设置的圈套；另一方面，当理性化不仅嵌入到国家、官僚制的社会结构里面，而且还深入浸渍到文化与个性的时候，世界也便趋于“祛魅”。反之，文化也具有反作用力，比如“文化促进理性的、官僚体制的统治结构本身的传播”就是如此。这样，社会“合理性”与文化“解魅化”便直接带来两个后果：一个是历史地造成了“持久算计的世界”，另一个是使得“多神和无序的世界”得以陷落。以此为中介，便是现代科学、理性知识和新的宗教的兴起，对诸如经济、政治、审美、爱欲、知识等等其它的完全不同领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