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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对库恩的两种解读内容提要如今所谓“后库恩“的科学论基本上都是从解读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出发衍生出来的。在晚期，库恩本人也尝试着重新解读自己。他发现自己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解释学。库恩并未套用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达到了解释学的观念。本文赞同 J.劳斯对库恩的两种解读，他认为真正的“库恩“实际上把科学理解为我们都参与其中的实践形式。另外，通过考察科学知识的社会学（SSK）和科学的文化研究（科学的 CS），我们认为这些研究方案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对库恩的重新解读。 关键词 解释学 科学共同体 实验室研究 科学的文化研究 一、晚期库恩对自己的解读自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的出版到去世（1996 年
2、）前的三十多年间，库恩是在荣誉、误解和诋毁中渡过的。在晚年，尽管他依然无休止地为自己的学说辩解，但是并未一味地指责他的批评者如何地曲解了他的思想，他意识到结构一书在表述上存在很大的含混性，值得去做的工作是重新系统地阐释自己的观点。库恩找到的第一种阐述自己立场的方法就是解释学（hermeneutics）。他认为：“不管自觉不自觉，他们（指历史学家们）都在运用解释学方法，但是对我来说，解释学的发现不仅使历史更重要，最直接的还是对我的科学观的决定作用。“ 与德国的思想家不同，库恩对解释学的兴趣仅仅是为了重新表述、定位自己的科学论。他承认：“就我自己来说，上面简要用过的解释学一词，甚至直到五年以前在我
3、的词汇中还不存在。“其实解释学的观念结构中就已经存在，只是到了后期他才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并主动地向它靠拢。2众所周知，由于“范式“ 概念本身的含混性使他一度想放弃这个概念，并用“专业母体“来取而代之。但是到了 1988 年夏天，他在哈佛召开的题为“解释与人文科学“学术大会上发表讲演，这时他对“范式“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讲演中，他坚持认为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与人文科学一样，都依赖于他们所从事的共同体。他总结道：“迄今为止，我仍认为任何阶段的自然科学都甚于一套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是现代研究者从他们直接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那套概念体系是历史的产物，根植于文化，现在的研究者通过训练而入门，并且只有
4、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用来理解其他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方法才能被非成员所理解。有时，我称它为特定阶段科学的解释学基础，你可能注意到在其中一种意义上，它与我曾称作范式的东西十分相似。尽管这段日子我很少使用这个词，几乎完全失去了对它的控制，但为简洁起见，这里我有有时仍将使用该词。“ 可见晚年库恩对“范式“概念的确认并非简单地回复到 1962 年的观点上去，而是重新将它理解为“解释学基础“。自狄尔泰以来，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解释学方法来区别于自然科学，似乎这种方法的确更适合于非科学的经验。然而到了韦伯、帕森斯和雅各布森的诗学理论，狄尔泰的努力开始走样，他们希望把自然科学所具有的性质、方法和解释的有效性推
5、广到人文与社会科学中。这两种倾向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得到了综合，经他改造后的解释学要求把问题置于一个包含传统在内的特定情境中来讨论，但是同时又要求超越这种情境。解释学既不限定于人文科学，也不限定于自然科学，而是先于这些科学，并使它们成为可能的东西。哲学解释学主张：“问题不是我们做什么，也不是我们应当做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与我们一起发生。“ 正是在这一点上，库恩与伽达默尔达成了某种默契，尽管他从未提到过伽达默尔的名字。现在库恩认为，自然科学与3人文科学一样也是有着“解释学基础“的理智的行业。既然如此，自然科学就可以通过下述方式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进行比较：“如果某人采纳了我
6、描述自然科学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其研究者通常所做的是给定一个范式或解释学基础，不是一般的解释学。更确切地说，他们所用的范式是努力从老师那儿得来的，我曾称之为常规科学，即试图解题的行业，如那些在该领域的最前沿，提高并拓展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契合。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则是解释学的，解释的（interpretive），不断反复的。在它们中很少会发生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常规解难题研究。“ 按他的理解，在常规科学的研究中，作为“解释学基础“的范式始终是被给定了的，它是使科学研究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而不是研究的对象。当然，在这里全方位地比较库恩与解释学家们的观点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因为库恩是在科学论的方向上通过
7、独立的研究来切入解释学维度的。R.伯恩斯坦指出，库恩有时以较弱的意思使用“解释学“这个术语来表示那种在解释学传统中总是被认为必不可少的敏感看法。在解释学中不存在任何“裸露的事实“，“事实“是解释者参与解释的结果，而不是解释的前提。同样库恩也教导他的学生说，在读一位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时，首先要找文本中显而易见的谬误，并询问自己，一个神志清醒的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当你找到了答案时，就会发现原先自以为理解了的东西，它们的意思现在完全变了。 和现代解释学家一样，库恩也告别了启蒙主义遗留下来的进步模式。在他看来逻辑实证主义的套箱理论无非是这种模式的翻版?quot;他们创造了那种起初曾使我误入歧途的阅
8、读原著的方式，而他们自已也常陷入这种误读主中。“ 库恩重新“发现了历史“，这种“发现“的途径说来也简单，即“对过时的著作恢复过时的读法。“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变革。变革并非是知识的增加和积累，也不是对传4统错误的逐步修正，变革实际上是一下子切换到了“另一种思路“。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不致于离传统越来越远，而是以新的形式返回到传统。库恩找到的第二种解读自己的途径是转向对科学知识发展模式的构造。这种构造通常是与两种途径的比较中推进的：一种是与语汇的变迁的模式进行比较，另一种是与一定形式的进化理论作比较。当他的关注点从新旧理论的关系转向了当代竞争理论之间的关系时，引入康德那种同时态的构造方法是
9、势所必然的。的确，“不可通约性“只意味着构成一种理论的要素不能被穷尽地还原到另一种理论中去，而丝毫不意味着这些理论之间没有任何共同和垂叠的东西。要不然作为科学“主体“的范式或共同体将会封闭自己，堵绝了一切可供出入和交往的可能途径。这样的“范式“必定是唯我论的，至少不能与方法论的唯我论划清界线。在交往中，构成范式的规则与要素会发生变化，承认这一点又势必要导入进化的观念。于是他说：“现在可能已经清楚我正逐步发展的立场是一种后达尔文的康德主义。象康德的范畴一样，语汇提供了可能经验的前提条件。但是语汇的范畴并非如它的祖先康德所认为的那样，它是能够变化的，并且确实在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历来不会太大。“ 第
10、二种解读方式还须以第一种为前提，只有通过交往性的实践我们才同时作出静态和动态的解释。在库恩及其后继者看来，科学家对一种理论或范式的赞同或拒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奥秘，也不象局外人所想象的那般神圣。说白了就如同面对一场游戏，要么加入，要么退出。对此既不能诉诸于演绎逻辑来证明，也又不可能通过观察、证实、或证伪来解释。在这里库恩为我们构造了一种新的讨论界面和语境。在这个界面上，选择总是?quot;论辩“、“说服“、“劝导“相关。如果在不同的范式和理论之间发生冲突，一方总希望对方转变看待科学的方式，这时与其诉诸证明和实验数据，不如转向修辞学来探讨“说服的技巧“。5二、劳斯：“库恩 I“与“库恩 II“当今
11、科学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后库恩时代“，大多思想都是从对库恩的解读中引发出来的。劳斯（J. Rouse）的“科学的文化研究“方案就是其中之一。早在知识与权力：一种科学的政治哲学（1987）中他就指出，对科学革命的结构存在着两种读法。 第一种读法是人们通常通过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所理解到的库恩，劳斯浦 ?quot;库恩 II“。实际上这是误读，因为它忽略了“库恩“库恩 I“的存在。“库恩 I“是解释学或者语用学意义上的库恩，他把科学了解为一种我们都参与其中的实践，乃至了解为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 劳斯认为，其实只有以“库恩I“为前提，“库恩 II“才是可理解的。“库恩 II“把“范式
12、“概念既直接理解成“世界观“，也理解为一种与现实的科学研究相适应的规范体系。“范式“的认定是科学家被纳入“科学共同体“的前提条件。因此，可以说“范式“是与“科学共同体“等价的构造性概念。不同的构造规则之间形成了“不可通约“的问题。 “不可通约“实际上是一个“非本质主义“的概念。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在家族成员之间尽管不存在共同的“本质“，但是他们还能被识别为是一家人（“家族相似性“）；而库恩则强调，既然在“范式“之间没有共同的“本质“，就不能用衡量一个共同体的标准来衡量另一个共同体。在主张合理性进步的学者看来，库恩（确切说是库恩 II）实际上是把科学的进步建立在非理性的基础上，使之受某种“暴徒心
13、理“支配。劳斯认为这样的解读至少是偏面的。真正的库恩（“库恩 I“）所注重的是科学知识的“内在的“性质，即把科学首先理解为一种实践性的参与和投入，而不仅仅是把科学作为考察和研究的对象。如果说后者是一种“说明性“的研究的话，那么前6者则是“解释性“的。“说明的“科学论固然注意到了既有科学理论所具有的普遍的阐释力和广泛的社会使用价值，但是正如 N.卡特赖特所揭示的那样，它尽管能用小数的原理来涵盖广泛多样的自然、社会、乃至精神的现象，就如同做一个特大号的盖子一下子罩住所有的东西，然而这样的“说明力“恰恰是以牺牲具体的情景条件为代价的。 相反，“解释的“科学论则不把既成的科学理论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是把
14、科学理解为自己正在参与其中?quot;游戏“。 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游戏是一个逐渐形成、不断变化的过程。科学共同体也是如此，永远没有旁观者。比如一位科学家要从事某种实验，参与某项课题的研究，就必须要考虑经费的来源，并根据有限的财力添置必要的和人员设备，当然还要考虑到与其他成员的合作，或者接受他人的观点，或者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方案与想法。这一切，包括他的操作程序和辩护方式都是在一种限定的条件、旨趣和立场中进行的。或者说，参与科学就意味着介入特定的共同体。伯恩斯坦在为库恩辩护时，也倾向于“库恩 1“。他说，“或许可以为库恩作出这样的辩护，那些指责他提出科学形象为一种非理性活动观念的人并没有把握他论证
15、的主要之点。他的主张是，构成科学之理性的许多传统的或标准的理论都是不充分的，如果我们要理解科学是如何发挥其功能的，它在什么意义上是一种理性活动，我们就必须对那些传统或标准的理论作出修正。库恩本人将此视为一个解释学任务，在那里人们试图通过科学被付诸实践的方式来澄清和阐明在科学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合理性类型。“ 三、从科学社会学到“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关于库恩的争论很难一下子平息下来。墨顿的支持者们希望通过这场论争来重新光大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试图在科学论中找回科学社会学的一席之地。然7而墨顿学派的这种“科学社会“的分析模式却与库恩的解释学精神格格不入。七十年代之后，欧美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传统
16、虽然保存下来，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其基本信念却发生变化，甚至出现分裂。分裂后的两派中，一派以美国的社会学家为中心，依然坚持墨顿的结构功能分析方法，把科学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枝来定位，所以也被称为“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Community）。另一派则以英法等欧洲国家（尤其是以爱丁堡和巴斯）为中心，兼收并蓄了库恩的科学观、德国的知识社会传统、乃至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念。这一派的成员大多是哲学和自然科学出身，不屑于社会学的科班训练。他们强调要从科学实践的内面关注科学知识，反对象墨顿那样把知识作为既成的东西，放到暗箱里封存起来的做法。具有这种方法论的研究者称自己?quot;科学知识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上述两派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基本信念的分歧。“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大体上把自己的信念定位于“客观饕?quot;。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墨顿指出，为了达成科学知识增长的目标，科学活动就必须有相应的理念来支撑。这种理念它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