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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对寄生虫的认识看从对寄生虫的认识看内经内经的人体观的人体观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09-09-08 11:30:00 作者：潘大为 编辑：studa20【摘要摘要】 从灵枢五味论“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段的一个疑点入手，借助对黄帝内经太素杨上善注中“谷虫”“三虫”含义的探讨，证明内经对人体寄生虫的认识当中已经隐含了一个观点，即人体寄生虫的存在并不必然地导致疾病。这个观点较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若腑脏气实，则（九虫）不为害”之说的出现早得多，从而更全面地了反映内经对人体寄生虫的确切认识水平。杨上善注中“谷虫”“三虫”的含义也得到了阐明。【关键词关键词】 寄生虫；内经； 黄帝内经太素；杨上善内经
2、中“虫”的含义有二：一指自然界的“虫”，如毛介倮羽鳞五虫，主要见运气七篇；二指人体内的“虫”。有关人体内“虫”（以下简称“虫”）的记载涉及其致病的病因、病理、症状、诊疗，但对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虫”的存在是否必然致病，却并未交代，其中有隐含意义。1 1 内经内经中的中的“虫虫”内经明确提到的“虫”有两种，即素问脉要精微论篇的“长虫”和“短虫”，亦即灵枢邪气藏府病形“（脾脉）微滑为虫毒蛕蝎腹热”中的“蛕蝎”。史崧释音：“蛕蝎，上胡恢切，腹中长虫。下胡葛切，蠹虫也。”该句黄帝内经太素杨上善注（以下简称杨注） ：“蛕，胡会反，腹中长虫也。蝎，胡竭反，谓腹中虫如桑蠹也。阳盛有热，腹内生此二虫，为病绞
3、作腹中。”也就是说，常人腹内无“此二虫”。但杨上善这个平淡又正常的解释似与灵枢五味论矛盾：“黄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何也？少俞曰：甘入于胃，其气弱小，不能至于上焦，而与谷留于胃中，甘者令人柔润者也，胃柔则缓，缓则虫动，虫动则令人悗心。”“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是内经“五（味所）走”之一。“五走”是过食五味引起的症状。本段的“虫”如果也指“蛕蝎”，不免引起疑问：既然“虫”不是人人都有，用“虫”的活动解释饮食五味对正常人体的影响是否靠得住？要知道，太素和灵枢经对“五走”的记载基本相同，说明这些内容不但高度可信，而且古貌保存完好，这个疑点恐非文句错乱所致。更奇怪的是，太素杨注释该段的“虫”
4、为“谷虫” ：“甘味气弱，不能上于上焦，又令柔润，胃气缓而虫动。虫动者，谷虫动也。谷虫动以挠心，故令心悗。”“谷虫”之说不见于内经。杨上善也没有解释“谷虫”与“蛕蝎”或长短虫是什么关系。看来，进一步探讨内经“虫”的意义是解释以上疑点的必由途径。从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以下简称巢源）提供的一条线索开始：“人有嗜甘味多，而动肠胃间诸虫，致令侵食腑脏凡食五味之物，皆入于胃，其气随其腑脏之味而归之。脾与胃为表里，俱象土，其味甘，而甘味柔润于脾胃。脾胃润则气缓，气缓则虫动，虫动则侵食成疳匿也。但虫因甘而动，故名之为疳也其上食五脏，则心内懊恼”该段像是内经“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的另一种版本。它描述了一种
5、“虫动”所致的疾病，该病发病的诱因是“嗜甘味多”，故命名为“疳”。不过，与其说有意义的是该段与内经“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的相似之处，不如说是二者不相似之处“虫”的含义。与内经相比，巢源对寄生虫的了解大为进步。但作为医书，巢源有一点不足：它受道教的明显影响。以“虫”为例，巢源的“虫”有时指“九虫”即九种寄生虫，有时指“三尸”，有时又是两者的总称。“三尸”作为生物与“九虫”的最大不同是，“九虫”是外源性的，“三尸”则与生俱来。两者常共同致病。该段描述的就是“三尸九虫，因虚动作”而致的匿病的一种。也就是说，该段的“肠胃间诸虫”有特定意思既包括外来的“九虫”，也包括作为正常人体一部分的“三尸”。这
6、使人联想，内经用“虫”的活动解释“多食甘”对人体的影响，是否暗示“虫”在人体内的存在是正常现象？杨注释“虫”为“谷虫”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2 2 “谷虫谷虫”与与“三虫三虫”先看后一个问题。前面提到，杨注对“蛕蝎”的解释中规中矩；但在内经不指明“虫”的种类、概称为“虫”的地方，杨注就略微摆脱了“注不破经”之例的约束而有了发挥的空间。除上引“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段外，太素卷第二十七邪论十二邪（又见灵枢口问）“问涎下”段杨注1也释“虫”为“谷虫”：“虫者，谷虫在于胃中也。若因胃热虫动，故廉泉开，涎因出也。”以及同样不见于内经的“三虫”。太素卷第二十气论津液（又见灵枢五癃津液别）“中热胃缓则唾出
7、”段杨注 ：“虫者，三虫也。谷消之时，则虫动上下，肠胃宽，充郭中，故肠胃缓而气上，所以唾也。”为什么杨注释“虫”为“谷虫”“三虫”？“谷虫”“三虫”与内经的“蛕蝎”或长短虫是什么关系？回答这些问题要首先澄清“谷虫”和“三虫”的关系。同一个症状（“唾出”/“涎下”），为什么“中热胃缓则为唾”段杨注释以“三虫”，“问涎下”段杨注又释以“谷虫”？从两处杨注所依的内经原文判断，“三虫”即“谷虫”，两者是一“虫”二名。两段描述的是同一个病理过程：中热（胃中有热）虫动（虫上下作）胃缓气逆（廉泉开）唾出（涎下）“唾出”或“涎下”都是这个病理过程的结果，差别只在于文字表述。这不但反映出内经不同篇目之间的契合呼
8、应，也证明了两处杨注分别提到的“三虫”和“谷虫”所指相同。再来探讨“谷虫”和“三虫”的具体意思。值得注意的是，巢源把“九虫”中的三种也称为“三虫”2 ：“三虫者，长虫、赤虫、蛲虫也此既是九虫内之三者，而今别立名，当以其三种偏发动成病，故谓之三虫也。”根据太素杨注与巢源著作时代的接近、以及内经“唾出”与巢源“九虫病”症状“多唾”、“流涎”的类似，可以确定，杨注的“三虫”与巢源“三虫”有类似的含义。那么，为什么杨注又把“虫”释为“谷虫”呢？答案来自日本江户时代医家森立之的启发。森立之素问考注咳论篇第三十八 3：“东方朔神异经云：人腹中蚘（按：即蛔）虫，其状如蚓，此消谷虫也。多则伤人，少则谷不消。知
9、蚘虫常居肠胃中也。案：神异经似可从。余曩在相州日，亲见鸬匠，以鸬取年鱼者，鸬之喉后以铁环锁之，令鱼不入胃中。若是铁环少缓，则顷刻间鱼头入胃之处，纵横蚀缺。云：鸬鹚腹中有千万蚘虫蚀之之所为也。乃与神异经所说相符，盖人物一理，或是然矣。”神异经 清代学者认为系魏晋人托名东方朔所作，现在一般认为系汉人作品，也就是说，其成书与内经形成同时或稍后、又在杨上善撰注太素之前。其内容虽属“小说家言”，但宏诞迂夸之说也要以某些事实为基础(如“鸬鹚腹中有千万蚘虫蚀之”是对胃酸作用原理的想象)，从而曲折地反映其时通行的某些观念。森立之提出了猜想却没有深究，恰好使我们将杨注“谷虫”问题与他遗留的问题一并解决。神异经称
10、“蚘虫”为“消谷虫”，杨注释内经的“虫”为“谷虫”，二者字面的相似出自一种共识：“虫”能“消谷”。实际上，这种认识在内经中就隐含了。灵枢上膈：“（寒汁）流于肠中则虫寒，虫寒则积聚，守于下管人食则虫上食，虫上食则下管虚。”“人食则虫上食”说明“虫”以人所食即水谷为食。在这个意义上，称“虫”为“谷虫”或“消谷虫”不无道理。“虫”（“谷虫”）在人肠胃之间的不同活动，如上下、聚散，反映为寄生虫病的多种症状。太素卷第二十六寒热厥心痛（又见灵枢厥病）“心腹痛，憹作痛肿聚，往来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热善渴涎出”杨注：“虫食而聚，犹若肿聚也。食已而散，故休止也。又聚扰于胃，故热渴涎出也。”可见“问涎下”段杨注“
11、谷虫在于胃中”，是指寄生虫“聚扰于胃”使人流涎，并不是说在内经所说的“蛕蝎”（或长短虫）之外人胃中另有一种“谷虫”。“谷虫”即“蛕蝎”（或长短虫）。所谓“虫”能“消谷”，实质是“虫”与人争夺营养，并非“虫”替人消化水谷。但“谷虫”或“消谷虫”的称呼，很容易使人误会“消谷”是“虫”对人的正面作用。神异经说蚘虫“多则伤人，少则谷不消”，后半句犯的就是这个错误。森立之对这个错误也没有察觉，反而由此得出“蚘虫常居肠胃中”的结论，则是错上加错。后世与森立之结论类似的说法，如医方集解“蛲蛔为人身所当有之虫”，可能也是从这个误会来的。3 3 寄生虫病寄生虫病尽管结论错误，森立之却已经触到了内经中的一个灰色问
12、题：“虫”在人体中的存在是否一定导致疾病？内经在这个问题上颇不坦率。在内经有关“虫”的九处记载当中，对“虫”的称谓却有 3 种：单名“蛕（蛂）”“蝎”；双名（“长虫”“短虫”）；不涉及种类的概称（“虫”）。使用单名“蛕”“蝎”的地方专注于“虫”的致病作用，如上引“（脾脉）微滑为虫毒蛕蝎腹热”。相反，使用双名“长虫”“短虫”的地方似乎倾向于将“虫”视为一种无害的存在，只是在某些情况下致病，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篇：“短虫多则梦聚众，长虫多则梦相击毁伤。”该二句又见太素卷第十四诊候之一四时脉诊，可见其说甚古。最蹊跷的，是不以“长虫”和“短虫”之有无、而以其多少论病。看起来似乎可以这样理解：“长虫”“短虫
13、”只在数量多的时候致病并在梦中有所反映；人体内存在少量“长虫”“短虫”则完全正常。这与巢源的著名论断有点相似 2：“九虫人亦不必尽有，有亦不必尽多，或偏有，或偏无者。诸虫依肠胃之间，若腑脏气实，则不为害，若虚则能侵蚀，随其虫之动而能变成诸患也。”即使退一步，按新校正的意见，这两句不属内经而系“他经脱简”，也足以证明，与内经并行传世的有这样的观点：“虫”在人体中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疾病可见，巢源对人体寄生虫的中庸看法，早在内经形成时期就初见端倪了。既然认为“虫”在人体内的少量存在是正常现象，为什么内经中并不予以说明？原因可能是内经流传过程中的文字亡佚，也有可能是象巢源所说“脏腑气实”则肠胃间的“虫
14、”不能为害致病，其存在也就不被注意。很可能，“虫”在人体内的存在还是在“虫”病的症状十分明显之后才被察觉的。所以，对“虫”病的讨论占了内经有关“虫”的记载的几乎全部篇幅，并不奇怪。相形之下，令人称奇的倒是存在于人体但不为患的“虫”在内经中仍有蛛丝马迹了。4 4 “虫虫”的普遍存在的普遍存在分别使用单名（“蛕”“蝎”）和双名（“长虫”“短虫”）的，是对“虫”在人体中的角色的两种不同意见。两种意见俱载于内经，是上古时期不同医学流派共存、争鸣的反映，也是内经成书过程的缩影。那么，不问种类而概称为“虫”的地方又如何呢？仍以“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为分析对象。该段描述的病理过程如下：多食甘-胃缓-虫动
15、-悗心如果认定“虫”在人体之中的存在必然导致疾病，那么鉴于内经对“五走”中另外四个的解释都以生理机制为依据，用一种致病原的活动解释饮食滋味对人体的影响的确格外可疑，但毕竟只是可疑而已，不能由此排除该段视“虫”为致病原的可能性。然而，将该段与灵枢五癃津液别“中热胃缓则唾出”灵枢口问“问涎下”对照，就不难看出，尽管“悗心”和“涎下”“唾出”一样，是“虫动”的直接结果，但“悗心”并没有象后两者一样被说成是“虫”的活动引起的症状即寄生虫病的症状。相反，该段把“悗心”归因于“多食甘”。但既然“悗心”与“多食甘”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多食之（甘）令人悗心”之说的普遍成立就必定以一种观点为前提：“虫”在人体内普遍存在。这种普遍存在并不指人人都患有寄生虫病，但它意味着，在某种能使“虫”由蛰伏变为活跃的诱因之下，虫的活动引起的某些症状如“悗心”就有可能在人身上普遍出现。“多食甘”就是这样的一个诱因。而把这种症状归因于“多食甘”而不是“虫”，只是为了强调“多食甘”有诱发这个症状的作用，并不是对“虫动”与“悗心”的因果关系的否定上引巢源对“疳”病之名的解释可作这个解释的佐证。也就是说，“虫”在人体内虽然普遍存在，但除了少数情况，“虫”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