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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今日论学尚情字今日论学尚情字9月13日上午，12号楼237教室，中国史学史专题。八点十几分开始，十一点半结束，中间稍事休息，大大超时。话题是“中国传统史家修养论”，而置“德、才、学、识”四长不论，另拈一“情”字大讲特讲。从司马迁“无韵之离骚，千古之绝唱”的史记 ，讲到张中行“可感”、 “可传”、 “诗与史”交融的负暄琐话 ；从“忆来惟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讲到“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从“仁者爱人”、 “恻隐之心”，讲到中国文化的“情感本体论”“情”之一字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之地位不容小觑。以史传而论，所传者有情，传写者有情，读史传者岂可无情？无情未必真豪杰，无情也未必真良史。如果
2、良史的一个职责是求得历史真相的话，那么历史中好些时候好些地方好些人好些事的真相，其实恰恰需要人们借着这情与情的感通，才有可能穿越时空而获得。史家本非无情物，良史也未必非绝情而后可为。对于历史中那些必须借助情与情的感通方可读懂的部分而言，成就良史的前提恰恰是充沛而健全的情感的自觉与养成。这是我的看法。最后援引了“宗教哲学2011青岛论坛”上一位讨论“柏拉图式恋爱”的学者论文中的两句话作结：爱与沉思是通往上帝的两条路径；灵魂在爱里与上帝合一。“情”之一字，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根，也是整个人类文化的根。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其归一揆”，以“情”观之，信哉斯言！今天的课真正达到了您所说的情的境
3、界，我想我体会到了。下午在教室闷着头写了千字， 随后又和同学分享了自己的一些体会，用朋友的话说：我在晒幸福。好吧，我承认，我确 实很幸福。 。 。 。 。 。读罢这段文字， 回味良久。传统论学， “情”字只能是为儒林所不欣赏的文苑中人的专利。 儒林中人讲史，说出的诸多良史修养之论，大都不离以儒家伦理本心来立说，惟独不言情 字，也许只有史记之马迁，在才学德识之上，才能配此“情”字。前几天看老师的签名，我就在想老师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以前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史学虽然要讲客观，但“主观“本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就此而言，一味地提倡客观恰恰成了最大的主观，因而事与愿违。要相对客观地再现历史中所存在过的那些
4、主观，则舍主观末由，而此即老师所特意拈出之“情“字。亦正如老师所言，唯此一“情“字可堪钱钟书先生之语也。修辞立其诚修辞立其诚今晚7：00-9：00，老文史楼237教室，以“修辞立其诚”为题，意欲从史家这边讨论历史真实的可能和限度，以及“真”之一字在史家这里所能切实把握者究竟何在。主题内容及讨论角度曾在事先发给同学的邮件里加以说明，并提供了一点参考书目和材料，其中有自己非常喜欢感觉对此问题颇有启发的朱光潜的无言之美 。第一次“论学尚情”之后，先和部分同学到山大听杜维运、古维瀛的学术报告，之后又赶上放假，到今晚才又上第二节课。这期间自己的生活和内心似乎也是情感胜过甚至是压倒了理性，多兴会感慨而少逻
5、辑思考。而今天的问题，虽仍本于上次所论，但却是一个抽象性的哲学问题，尽管可以举例，但需要以较强的逻辑展开分析。照说其中问题都曾长期思考过，看法也较为成熟，但除了提出问题之外，分析殊无层次条理，思维频频断路，以致语无伦次。除了对问题本身某些环节层面的理解还有些不到位的地方外，心理的错位才是主要原因，感觉像是正对着明月发“把酒问青天”的诗兴，却非要强迫自己去解说月亮的地质构造一样，自己心里首先是转不过弯来。难为在座的同学给面子一直安静坐在对面听我啰唣两小时。内心感谢，歉疚，打自己一板子！嗯，好像清醒了些。且放下酒杯收起感慨，拿起解剖刀，尝试来个庖丁解牛，看看能否稍稍得其腠理。把历史真实的可能性和局
6、限性放在史家这边来考量和讨论，自己感觉问题和角度都选得不错，但后来发现这一表述似乎模糊了自己真正的主张，容易让人误解为历史真实问题可以不必从史家这边来考量和讨论。实际上在我看来，历史真实问题只能从史家这边来考量和讨论，离开史家的历史真实不能断说不存在，也不能断说无意义，但确实是没有办法考量和讨论的。任何进入考量和讨论的“历史真实”，都无法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都不能脱离主体认识的范畴。所以，假设历史真实仍然是史家追求的合理目标的话，那么这个目标首先是因为史家的追求才发生，其意义以及可能和限度也都只有从史家这边才可以解喻。离开史家主体的历史真实性讨论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这点在快结束的时
7、候才加以说明，开始没有谈到。开始从上次堂上堂下同学对“史亦有情，绝情非史”的质疑和困惑谈起。刘雅静、蒋成卿似乎都担心“情”的带入将妨害历史认识的真实性和评价的客观性，因此对“尚情”论持犹疑保留态度。上节主旨是从正面谈“情”对历史认识的积极作用，但也承认其有负面作用，任情褒贬、取舍、解释等等现象确实并不鲜见，但是应对办法却不是薄情、寡情，更不是无情绝情。因为情绝不了，也不能绝。情与生俱来，性所固有，除非死，绝不了；人有情才能通达人情，通情才能达理，所以不能绝。情与世间任何事物一样，就其性之显著者而言，都具两面性，好坏都是它。其实情本身也无所谓好坏，好坏是就作用上分出来的。那么如何扬其好而抑其坏？
8、答案是：丰富感受、深切体认、同情理解、恰当安顿。只有对情具备丰富的感受力和深切的体察觉悟力的人，才能对历史有同情之理解，才能恰当的安顿自己的情感，也恰当的安顿别人的情感。所谓同情理解，不是对历史一味肯定，而是对即使从当下立场看不值得肯定的因素也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同情理解之后，才能真正尊重历史，尊重古人，而不会以当下此时一己之情穿凿傅会任情褒贬古人之情。此即陈寅恪在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时所提出的“真了解”、 “了解之同情”的意义。所以， “尚情”的主旨是强调以情会情，也就是同情理解。孟子说“知人论世”，如果史家薄情寡情甚至无情绝情的话，他又如何能够体察通达人情世故，又如何能够对历史有同情
9、之理解呢？但情有真伪，史家所尚必须是真情，情真则通，情伪则塞。情真还是情伪别人或许难以明断，自己却瞒不过自己。所以“尚情”论导出的必然是史家对真情的追求、虚伪的摒弃和“慎独”的修养。真情地投入历史，同情地理解历史，而后诚实地写下自己所理解的历史。怎么看就怎么写，所见是黑，不说白；所见是白，不说黑；所见是杂，不说纯；所见是纯，不说杂，此即为史家的“修辞立其诚”。“修辞立其诚”作为史家的德性，在治史过程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史料的充分占有和尊重，二是对自己见解的诚实表达和坚定持守。对历史真情投入的人是不会对历史轻率作出结论的，每研究一问题，总是设法多方搜集材料，以尽可能多地“藉其残余断片，以窥测其
10、全部结构”。但正因为对历史真情的投入了，所以也会珍重自己经过千辛万苦获得的见解，诚实地表达并坚定地持守它，除非有新的证据证明其错误，并且这错误是为自己所切实认同的，否则，绝不为任何外在力量而改变。陈寅恪一生反对“曲学以阿世”，主张“独立之精神，思想之自由”，可以说，这也正是史家“修辞立诚”的宗旨所在。但真情投入、同情理解、修辞立诚的结果，是否一定能获得历史真实呢？答曰未必！原因是：究竟什么是“历史真实”，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统一的理解，大家各执其所认定的“历史真实”来彼此较量，实际上很难说谁是谁非，谁也没有资格宣称自己认定的“历史真实”就是超越独立于认识范畴之外的那个存在，并以此作
11、为较量其他认识是非高下的标准。因此究竟某一史家是否获得了历史真实，尽管可以纷纭自由地评说争论，但是与不是无论他自己还是别人都只能说是各述己见，充其量在某些方面达成某种共识，但也只能说是属于当下此刻特定情景下的共识，不能说就是永恒普遍的真理。如此说来，则长期以来作为史家群体追求目标的“历史真实”到底怎样才算达到，实在是难以确定。换句话说，费尽千辛万苦，真情投入、同情理解、修辞立诚，到最后，“历史真实”对你来说也可能仍是渺然茫然不知其底。自己认定为真的，未必是真；别人认定为真的，也未必是真。 “历史真实”于是变得飘忽模糊难以把握了。比较而言，史家自身的真情真诚反而确切有定，起码对史家自己来说，自己
12、究竟真不真、诚不诚，是自己能够反躬自知的。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从史家一边来说，能切实认定和把握的“真”其实只有自己的真情真诚之“真”。至于“历史真实”之“真”，则在有无两可之间飘渺不定，究竟它有没有被捕捉得到，或者被捕捉到了多少，似乎古往今来永远也是绕不清的口舌，打不完的官司。要说它没有吧，何以古往今来一直被人追着不放？要说它有吧，到底有谁曾追到过它？它又在哪里？我想， “历史真实”的可能和限度大概就应该从这种既被执着追求和议论又从未被确切界定的矛盾现象中去观察思考吧？至于观察思考的路径，简单说就是一句话：回到历史，回到历史认识和历史学自身的历史中去，先看看一直把认识历史当回事的那些人，他们一直
13、以来都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以及都是怎么做的？一代又一代人兢兢业业孜孜矻矻从事于认识历史的事业，他们各自究竟想要从历史中得到什么？作为一个目标， “历史真实”是从什么时候、什么境况、什么意义上被提出来并被史家执着追求的？我觉得，史家和史学如果不想眼瞅着被诸如相对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等等一波接一波的思潮理论把自己长期以来视为生命根基的“历史真实”解构摧毁，就不能只是颟顸盲目被动地固守它，而应该主动反省它，而且必须回到历史中去反省，在历史反省中重新建构起“历史真实”的意义和信念。从相对主义、诠释学以及后现代等思潮理论对历史真实性的种种批评解构来看，他们批评解构的大致是这样一种“历史真实”观：一、
14、内容上推崇全备，无所不包、本末毕具；二、结论上推崇“符合”，惟妙惟肖、如实直书；三、方法上推崇在场和实证， “眼见为实”，史料至上；四、理论上推崇科学主义、客观主义和一元独断。如果说既往史家所理解和追求的“历史真实”确实有此特点或有此特点倾向的话，那么它的被解构摧毁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因为这种历史真实观不仅表现出一种不可救药的虚妄武断，而且充满想当然耳的肤廓谬误。无所不包本末毕具且彻底符合的历史真实且不说不可能，即便可能，借用朱光潜论言文与情意关系的话说：那种铢两悉称、丝毫不爽是史学上所应希求的事吗？如果史学上所希求的本不是那种铢两悉称、丝毫不爽的历史真实，而是别有所求，那么这个别有所
15、求的目标又是什么？史家只有从历史反省中正视这些问题，并针对上述观念及批评解构做出积极的回应，才有可能在新的意义上重建“历史真实”的意义和信念，否则，就只能眼看着自己事业的根基一垮而不可收拾。平心而论，这种虚妄和谬误的观念并不是解构者的虚构栽赃，留心体察，史家群体中自觉不自觉持有这类观念或有此种观念倾向者还真不在少数，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普遍的一种观念倾向。所有史家几乎都以在史事的认知了解上能拾遗补缺、填补空白为荣，历史似乎被大家当做摆在那里等待修复的一幅画，捡拾已经残破的碎片令其各归其位，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方法、技术的进步，终究有添补完整或接近完整的一天。图画是固定不变的，史家需要做的就是一代一
16、代接力赛一样地捡拾添补修复。这种观念和做法就是推崇全备的“历史真实”观的一种表现，而且其中充满了一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但却只能是盲目的乐观。与此相反还有一种颓废的悲观主义，实际上是堕入相对主义、诠释学或后现代等掘出的陷阱，认为既然无所不包本末毕具全备而又彻底符合的历史不可能求得原因是历史认识主体对客体的不在场以及所依赖中介材料的残缺不全和主观迷误，也不必要求取，那么史家的工作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可言，充其量成为一些人消遣人生的游戏，或者成为一些人手中为实现各种目的而任意改铸和驱使的工具。无论乐观派还是悲观派，对历史真实虚妄理解其实是一致的。两派之外还有些人游移在两者之间，试图调和折中，但似乎还没有人能从根本上超越前述那种历史真实观，并对“历史真实”的意义做出新的有价值的创造性建构和解释。“历史是什么？”这是所有学习和研究历史的人渴求解答的问题，而历史的真实性可以说是所有想把对这个问题的求解进行到底的人赖以支撑下去的最基本的信念，如果历史不真实，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学习和研究，更不用说一辈子把它进行到底了。但究竟怎样的“历史”才叫“真实”以及怎样求得“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