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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电视、电影与身份认同电视、电影与身份认同 (第一章第一章: 五十至八十年代五十至八十年代)(初稿初稿)作者作者马杰伟、曾仲坚马杰伟、曾仲坚 (200)1. 被迫滞留的被迫滞留的香港难民香港难民(五、六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回顾殖民年代，殖民地政府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实行积极不干预政策，从未试图提倡香港的集体个性。香港由一八四二年起成为英国殖民地1。但从一八四二年到二次大战的一百年间，香港的人口仍然很少2。当时中港两地连系紧密(Fok, 1990; Agassi, 1969)，广东省与香港的居民可以自由往来。直到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中国政权，及在一九五一年设立边境禁区分隔两地后，情况才有急剧改变
2、。五十年代，大量的中国难民涌入香港3。当时香港人口的三分之二，即约二百万人是新移民。所以，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看，现代的香港其实是诞生于五十年代，而非一八四二年4。1 根據南京條約 ，香港島在一八四二年由中國割讓給英國；九龍半島稍後於一八六零年割讓，而新界則是英國在一八九八年向中國租借所得，租約為期九十九年，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約 滿。2 根據一九三一年人口普查資料，當時人口為 849,751 人。3 一九五零年的首六個月，共有七十萬難民由大陸湧入香港。4 官方資料顯示，香港人口由一九四六年的 1,550,000 增加至一九五六年的 2,614,600，一九六六年時達 3,708,920 (參陸
3、鴻基，1995)。2五十年代来港的中国难民，有些是经验丰富的企业家。特别是来自上海的一群，带来了资本和技术(S.L. Wong, 1988)。而其它身无长物的难民则为香港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两者皆对香港战后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不过这些难民只视香港为暂时的避难所。他们但求餬口，愿望可以早日回乡，并没有久留的打算，更遑论对香港抱有归属感或任何长远的期望。然而五十年代初的韩战和冷战，开始削弱了中港之间，特别是经济上的联系。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与中国分属西方与东方阵营。当联合国要制裁中国时，香港必须跟从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Lane, 1990)。在韩战后，中港之间虽然仍保持着一定的经济往来
4、，但两地发展的差距却日益增大。一方面，中国经历了三十年(1949-1979)的闭关自守，发展远远落后于东南亚各国。另一方面，香港则因为韩战和冷战而丧失了中国这重要转口贸易的伙伴，改为发展以出口为主导的工业，稍后更迅速转型成为东亚的金融中心。经济上的分隔也反映在文化中，但当中分离的过程比较缓慢曲折。回看当年仅有的文学作品，多少能捉摸到那时候香港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向往大陆理想化浪漫化的传统社会，另一方面惧怕大陆3动荡的政治现实。既不想在香港落地生根，却又无可奈何地留下来。当年的报章杂志大都掌握在那些由大陆逃难来港的文人手中。在他们而言，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 ，并没有值得谈论的本土文化。他们所主导的媒
5、介文化自然也以他们眼中美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参考重心(E. Lau, 1996; Kuan Tang, 1994; Sweeting, 1992)。因此，当时的殖民地政府想令香港的中国人可同时掌握中、英语文，为管治和贸易提供行政上的方便5之余，并不希望香港市民忠于中、英任何一方。于是香港的教育制度刻意回避任何国家或民族感情。在学校中，学生很少接触中国和香港的问题，尤其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和发展，往往被简略处理。文化认同这一片空地，就轻易为流行媒介所占据。第二，社会环境因素亦起着重要作用。政府负责的房屋及交通等公共建设，令家在香港这一抽象概念，有了实在的物质基础(Lui, 1988a)。五十年代，很多
6、大陆移民身无长物地跨过边境来到香港，在山边搭建临时居所栖身。五三年石硖尾木屋区的一场大火，令政府着手房屋规划，进行大规模徙置。至七十年代末，已有近半数的5 見 Sweeting (1992)對香港教育所作的回顧，以及教育跟殖民化、工業化、官僚化、本地化和民主化等歷史進程的關係。8香港居民入住政府或政府资助的房屋(即公屋或居屋)之中(Young, 1994)。小朋友在长长的走廊内玩耍；父母放工回家，一家人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这样的影像深入民心。此外，政府亦进行了大规模填海、兴建水库、修路等工程。新生代见证了小区建设的过程，不但改善了生活环境，亦令他们产生了自豪感和归属感。第三，战后的经济起飞，
7、造就了新生代在社会中往上爬的好机会。经济增长不单提高了草根阶层的生活水平，也催生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创造了大量包括经理、技术人员、会计师、社会工作者、医生、律师、教授和管理人员等(So Cheung G. Wang, 1991)。 香港人与大陆人之分，是香港脱离中国大陆文化的转折点。香港人仍然是中国人，但由七十年代开始，在香港人眼中，他们跟大陆的中国人已经截然不同(Baker, 1983: 478)。6 一九七七年，到達香港的合法或非法大陸新移民有 31,000 人，一九七八年有 95,000 人；一九七九年有 178,000 人。見 Siu, 1986; Lingnan, 1985。7 參
8、CUHK Student Union (1982), “New Immigrants”; HKU Student Union (1980), “Research on Mainland Immigrants”。103. 殖民管治下的文化自主空间殖民管治下的文化自主空间 (七、八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在接下去讨论电视媒介在前述七、八十年代香港人身份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之前，或许我们应首先回头细看媒介在当时所享有相对地自主的空间。这空间既建基于前述的中港分隔，也来源于政治上殖民地政府对本土文化刻意采取的不干预政策，及当时商业上电视机构所享有庞大的市场和资源。在英国人管辖下的香港，政权由始至终都掌
9、握在殖民地政府手上，而政府则由英国派来的总督所控制。港督委任行政局及立法局议员协助其管理香港的工作。初时所有议员都是委任的，而且大部分是成功的商人和企业家(Miners, 1991; Hook, 1983, 1993)。直到一九九一年，立法局才有部分议席经由直接选举产生。在此之前，香港并无民主机制让平民参与政治，政治和社会一直有一个明显的分野。这种将政治与社会分隔的体系，有学者称之为低度整合的社会政治体系(Lau, 1982)。尽管在七十年代后期，随着社会环境日趋复杂，政府必须开展大量基础建设以应付社会需求，但对社会的介入通常只限于房屋及交通等基建。至于中国人社会和商业事务，殖民地政府一直甚少
10、过问。11尤其在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政治运动，经常夹杂着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色彩。为免刺激本地左派人士的反英情绪，更是步步为营。为了有效管治香港，政府也有笼络本地政治势力，招揽本地精英。这一小部分本土精英得以参与决策8，有限度的共同管理香港，但普罗大众仍被拒诸于政治游戏之外。政府在社会方面的不干预政策，令香港长时期享受高度的社会自主。表面上这政策受到广泛欢迎，香港被形容为经济主导、实际，以及非政治的城市。然而，这些描述其实并不真确。事实上，战后的几十年，本地团体，尤其是新生代中较为进取的精英，不时表达其政治诉求(Cheung, 1988; So in Chan K.C. Chan, 1990
11、)。剧集中的人物具有独特的外貌、抱负、生活习惯，说话中夹杂了香港居民常用的俗语，并且反映出一套世俗化的价值观。剧集的道德规范模糊，跟中国传统价值相去甚远，例如个人生存远超过集体利益，个人的物质追求成了理所当然的终极价值。七、八十年代，香港电视在确立香港身份方面，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将大陆人和香港人的关系对立起来。最显著的例子是电视剧网中人 。它与七十年代大陆人和香港人之分有密切关系。在网中人播映前，香港居民和新移民之间，在日常生活接触中早已察21觉彼此文化上的差异。剧集将这种差异戏剧化，不单替新移民冠上一个称号阿灿 ，还把他们描述成非香港人的外来者，结果香港居民也就藉此强化了自己香港人的身份
12、。剧中其中一个角色阿灿 ，是从大陆来港的难民，勤恳但跟不上香港快速的生活节奏，是剧中的喜剧也是悲剧人物。剧中阿灿被描述成一个愚昧、领悟能力低、落伍、贫穷、浅薄的乡下佬 。相反，与阿灿相比，香港人聪明、精明能干、有见识、富有又摩登 。阿灿这名字带有歧视意味，但剧集播出后， 阿灿就成为非常流行的标签。香港人从此就用这个名字泛指大陆来的新移民。套用亨利撒斯(Harvey Sacks) (1992 a, b)的术语，电视剧集充当了成员归类工具 (membership categorisation device)，这工具将大陆人阿灿和香港人对立起来。对新移民来说，这种铸模和标签的过程是变相的社会控制；但
13、对于香港居民来说，大陆新移民的负面形象却成了肯定自己身份的文化资源。香港人从相对优越于大陆人的地位，确立自己的身份，并且在彼此之间划上清晰的界线。226. 分划中港人分划中港人网中人是七十年代香港典型家庭的故事。父母是数十年前来到香港的中国难民。家中的长子程纬(周润发饰演)大学毕业，幼女程芬是工厂工人，都在香港长大。在首集中，一封从大陆寄来的信，告诉他们程家的次子程灿(廖伟雄饰演)快要偷渡到香港。自从程家移居香港后，阿灿一直在大陆生活。经过二十年的分离，程家即将一家团聚。但是团聚并没有带来喜悦，反而成为程家一连串麻烦的开端。故事中，阿灿不是主角也不是反派角色，男主角是受尽赞赏的哥哥程纬。阿灿不
14、是坏人，但他是程家的不肖子和绊脚石，家中的不幸都因他而来。在故事的结尾，他甚至和主要的反派角色走在一起，用枪指着他哥哥程纬(#79)。故事的发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事实上，在那个年头，整个香港社会都不懂得该如何面对阿灿这一类新移民，不知道该把他们归类为甚么人。香港长久以来都是一个移民城市，吸收了多次难民潮，这些难民最终变成香港人口的主要基石12。然而，跟七十年代的12 第一次難民潮發生在一九四九年，成為香港人口的主要基石。第二浪在五十年代饑荒之後。另一次難民潮是六十年代人民為了逃避文化大革命所做成的社會動盪。與他們比較，七十年代 的新移民與香港人文化差異較大，因為這一代新移民在文化大革命時代
15、成長，與香港社會文化 很不相同。23阿灿不同的是，这些早期移民有一个比较友善的绰号，他们有时会被称为大乡里 。在五十和六十年代的电影13，大乡里的角色利用新移民不纯正的广府话，以及不适应城市生活来制造笑料。大乡里成为普及媒介和日常生活的一个社会类别。但这个社会标签，并无深刻的歧视之意。大乡里并非麻烦制造者，而是需要同情和帮助的乡里。大乡里的电影均是喜剧收场，也总是以他们和本地人明白到大家都是中国人而前嫌尽弃为结局。这种乐观和容忍的态度，在七十年代消失了。本地人认为，七十年代的新移民与以前的不同了，他们不再是笨手笨脚但友善的大乡里，而是威胁社会的外人。他们持有身份证，也合法居留，本应被视为香港中
16、国人，但在香港人眼中却并非如此。中港文化分隔，加上香港的急促现代化，令本地人和大陆人之间产生了文化和经济上的鸿沟。在文革时代成长的大陆人，相对现代的香港人，无论在品味、行为或价值取向方面都相距了二十年。他们被视为是异类 ，是不同种类的中国人。尽管大部份新移民都与本地人有亲属关系，但大众对新移民的观感已隐含不友善和敌意。在一九八零年，估计每十二个香港居民中，就有一个是在香港居住13 電影是當時主要的娛樂媒介，廣播電視直至一九六七年才啟播。24少于三年的新移民14。这些新移民引起公众极大关注，并被视为香港的一大威胁。一九八二年一个调查显示，四分三被访者认为新移民与本地人竞争，导至薪金下降；四成人认为他们造成暴力罪案；四分一被访者认为大陆移民拖慢了政府公共房屋服务；百分之二十一认同新移民要为一般罪案负责。香港人普遍认为，新移民来抢饭碗 ，在经济上是个威胁15。公众意见大都将社会上的罪恶归咎新移民，又形容他们是暴力和破坏社会安宁的坏分子16。处于以上的大环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