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的命运:从救赎到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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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审美的命运:从救赎到物化内容提要:1980 年代在中国文艺界兴起了一次美学大讨论。那时美学专题充斥于各种学术刊物,美学专著层出不穷,美学译著也是汗牛充栋。美学一时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显学。在美学争论中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审美经验的话语,即对主体性的探讨,对审美感性的强调,对文艺独立性和所谓“内部“规律的研究。美学话语不断增殖,最终推波助澜助长了人的感性解放。审美感性在美学争论中得以迅速的合法化,成为对人在思想政治领域异化进行救赎的乌托邦。然而进入 1990 年代之后,审美现象发生了大规模位移:审美从传统的理论和文艺的领域急遽转向社会生活的领域。审美作为社会现象(而非文艺现象)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

2、突出地显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得自实际生活的审美经验丰富多采,五光十色;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美的事物比比皆是,目不暇接。然而审美却不再具有当年的革命性与解放的功能。它曾经具有的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内涵已经变质。在资本的扩张使我们的日常感性生活纳入其运作过程之后,审美经验的性质已经从根本上发生改变。人们可以在市场上以普通商品的价格轻易地买到任何一种审美物品、审美活动、审美经验。审美经验也从“悦志悦神“蜕化为“悦耳悦目“。审美的市场化必然是审美的贬值。美学的沉默,特别是传统的美学理论审美救赎理论(席勒)、生活的艺术化(佩特、王尔德)、主体性美学(、朱光潜)以及文本理论(新批评及其它形式主义理论)的衰落,正

3、是由于它们无法面对现实生活中有关审美的这一重大转变,也无法解决商品文化条件下审美活动完全背离启蒙主义初衷的尖锐矛盾。这一系列理想的审美理论框架再也无法容纳这一全新的、作为对人进行全面否定的审美现象,因此而丧失了为我们的生存赋予意义的功能。2西方美学的影响在 20 世纪末的中国经历了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西方美学特别是德国的古典美学曾经吸引、感召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文学者。它所起到的社会解放作用是其它人文学科望尘莫及的。美学为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赋予了一种极为理想化的意义,即审美作为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所昭示的生存自由。但是,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和伊格尔顿的术语说,这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对现实

4、生活的想象的表述。本章主要从美学的层面探讨生活艺术化和审美经验在当代社会中的命运;在描述这种美学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和社会作用的同时指出,由于 1990 年代以后中国急遽向商品社会转化,美学的上述意识形态功能也因之逐渐丧失。不仅如此,审美本身由于资本的同化作用已经成为一种客体的、物质的、量化的存在。这是当年的唯美主义者所无法想象也难以承认的。一、 1980 年代的“美学热“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兴起了一次“美学热“。在学术界、文艺界,美学与艺术问题引发了无数次热烈的讨论。首先是 1977 年诗人何其芳披露了毛泽东 1961 年关于“共同美“的谈话,引起文艺界对人类审美意

5、识的是否具有共同性的大讨论,一直持续到 1981 年左右。接着就是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 1980 年代初再度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手稿中蕴含的美学思想即关于“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劳动创造了美“等命题被看作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基础。到了 1980 年代中期,主体性美学,特别是朱光潜的主客体统一理论和的实践美学,已经成为学术主潮。当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19851986)发表之后,主体性美学的讨论在更为通俗的层次上展开,因而也更为深入人心。1 3今天看来,当时人们对于美学的热情确实超乎寻常。那时美学专题充斥于各种学术刊物 2, 美学专著层出不穷,美学

6、译著也是汗牛充栋。西方近现代的许多美学著作均被翻译成中文。主编的一套“美学译文丛书“覆盖面很广,包括克罗齐、科林伍德、杜威、克莱夫贝尔、苏珊朗格、玛克斯德索、托马斯门罗等人的著作。3 甘阳主编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也选录了马尔库塞和耀斯等人的美学著作。4 有趣的是,西方一些非美学领域的学术著作,比如某些符号学著作,也被冠以美学的题目出版。如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1964)的一个中文本的译名为符号学美学(1987)5。 在一些课本教材中,西方文论的各个流派最初也是被当作美学流派加以介绍的。6 这可以说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一种泛美学化倾向。美学跨越了学科的边界而不断扩张,其号召力和影响力可以略见一斑。

7、当时无论学者教授还是年轻的文学爱好者,都以谈论和研究美学为时尚。美学一时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显学。朱光潜、的美学著作甚至在社会上非学术圈子里广为流传。和今天的畅销书相比,它们的销量也绝不逊色。 与此相呼应,中国自 1980 年代以来对西方以文本为核心的形式主义文论也进行了系统的翻译与介绍。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芝加哥学派、原型理论、结构主义诗学的主要著作在中国均有翻译,其代表人物也有详细的介绍。这些翻译介绍引发了人们对文学独立性的思考以及对文学文本的关注。特别是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1942)的翻译出版(1984),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7。 他们所提出的“文学的内部

8、研究“和“文学的外部研究“的区分,8 成为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依据。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审美特性,也就是形式主义文论家雅可布森所说的“文学性“,受到极大的重视。4这场声势浩大的“美学热“以及文艺界对文学独立性的追求是值得深入反思的。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当时所涉及的理论问题。那时的热门话题诸如美的客观性、主观性、实践性及其主客体关系以及艺术的“内在形式“等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是,在美学争论中形成的一整套关于审美经验的话语,即对主体性的探讨,对审美感性的强调,对文艺独立性和所谓“内部“规律的研究,使审美本身获得了前所未有重要性,也使文学文本获得了一种非政治化的存在基础。文学似乎可以脱离

9、思想意识形态,脱离社会生活的其它部门,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存在。文学的认识功能和政治工具功能让位给一种更普遍、更抽象、更感性化的功能,即审美功能。文学艺术首先是一种审美活动,它本身自有特定的规律。文学不是知识,更非政治,它诉诸于人的感性。我们应该记得,在此之前的传统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是强调理性、认识论以及社会性的。别林斯基、恩格斯和卢卡奇的“典型说“是权威的理论,自 1940 年代末以来在中国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外,“形象思维“也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概念,对这一概念的梳理和讨论构成了文艺论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典型“理论强调的是历史发展规律;而“形象思维“概念强调的是艺术的认知功能。虽然它们不排

10、除文艺的感性存在,也认可“典型“的生动活泼的个性与形象的审美特点;但实际上这种理论的意义恰恰就在于超越人的个性与感性存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对于个性和感性的一种否定形式。感性的形象仅仅是对社会生活理性认知的途径;个性化典型的背后是抽象的时代共性。正是在这种政治化和理性氛围中,美学话语的不断增殖,对文学的文本特性的过分强调,实际上是助长了人的感性解放。审美感性在激烈的美学争论中得以迅速地合法化。对审美感性的讨论,无论是正面的5提倡还是对它的否定批判,结果都是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它的存在。这成为对那种非个人化的文艺思想的行之有效的话语颠覆。 在文艺创作领域,对审美感性的追寻就更为直接而大胆。王蒙的

11、意识流小说,北岛、顾城的朦胧诗,王安忆、贾平凹、莫言的寻根派作品,邓友梅、陆文夫的市井民俗小说,所有这些无一不打上审美至上的烙印。这些作品对于人物心理感受进行深入开掘,对审美情趣着力于细致入微的表现,在形象塑造中突出其生动活泼的个性,而思想主题的表达则刻意含蓄模糊。这时“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被重新拾起,唯美主义也不再是一个贬义词,审美经验、审美感受一时成为时髦的术语。1980 年代被称之为思想解放的年代,与此同时也孕育出一个审美感性的狂欢节。1980 年代所颂扬的主题是人文主义精神,与之一脉相承的则是心理美学和形式主义文论。前面我们看到,西方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的发展,同样也有这样一个贯穿始终的

12、解放主题。如前所述,哈贝马斯认为审美在历史上曾经是对人类异化的一次强烈的反抗,席勒的理论“构成了对现代性的第一次系统的美学批判。9“ 席勒痛斥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使个体分裂成碎片,哀叹人难逃异化的命运。他认为理性化过程把社会变成一个机械装置,人被物化为其中的一个个零件。人们的“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10 在人成为自己感性存在的对立面的情况下,只有游戏,也就是艺术,使人可以重获自由,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的最高境界。审美就是要以艺术的方式,把人从这一物化的过程中解救出来。在 1980 年代的中国,艺术正是被赋予了这样一种想象的解放作用。美学与文学的自律成为人文主义思想的表现

13、形式之一。人们把审美作为普遍有效的准则,将艺术看作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表现形式。虽然 1980 年代的创作多以本土化的面6貌出现,比如市井小说的民俗内容和寻根小说的原始文化,但是这些作品都洋溢着浓厚的唯美气息。这里的民俗和原始文化已经抽象化、形式化、审美化,象公园里的假山和室内的盆景,是一种人造的风俗;目的是表现一种普遍的美学原则,一种文化的世界主义。而这普遍原则中蕴含的理念就是人的丰富感性与个体尊严。二、1990 年代传统美学理论的衰落与审美作为生活现象的兴起然而自 1980 年代末以降,中国的文学理论与美学现状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与上一个十年的美学热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学理论的沉默。这并不是说美

14、学作为学科已经消亡。美学家现在仍然在耕耘,美学著作也不断出版。但是美学当年的风光不再,美学著作也不会拥有过去那么多热情的读者。总之美学问题已经不再是全社会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美学理论似乎耗尽了它的能量,又退缩到纯粹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一角。美学的衰落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其直接相关的就是文艺创作领域中审美性和艺术性的丧失。1980 年代高蹈的审美情趣与精致的艺术形式已经被1990 年代世俗的趣味与商业化的文艺垃圾所取代。悦志悦神的美学理想已经被悦耳悦目的平庸文艺创作所顶替。而文艺作品的快感继而发展为颓废、色情、恶俗、官能刺激以及语言粗鄙化,成为粗制滥造的文艺快餐。快感取代美感,牛鬼蛇神胜过风花

15、雪月,已是不争的事实。审美感性的解放如同是打开了一只潘多拉盒子;文艺界群魔乱舞,文艺作品良莠不分。艺术的终结,黑格尔耸人听闻的预言,如今变为有目共睹现实。当代文艺实践这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景,实在是对 1980 年代追求审美至上和艺术独立性的一个极大的讽刺。审美和艺术从政治传声筒的角色解放出来,然而却迅速改变了初衷,摇身一变成为商品社会的奴婢。祁述裕在市7场条件下的文学艺术(1999)一书中对当代文艺的现状作了全面的描述。他指出这时期的文艺作品充斥着“病态、丑陋、肮脏、残忍的意象“,“这时期众多的小说充斥着使人恶心的场面,令人惊悸的屠戮和死亡。这些场面和描写在传统诗学看来是绝对地被视为非文学因

16、素而加以排斥的。“诗人将这些丑恶引入作品不是意在加以贬斥,而是欣赏和玩味。它体现的是与 5060 年代,也与朦胧诗炯然不同的新的诗学原则。“ 11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两个十年如此鲜明的反差?是美学学科本身的衰落,还是人们审美趣味的转变?是社会生活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关注于其它社会问题,还是美学因无法跟上历史潮流而产生了危机?的确,1980 年代热烈讨论过的问题诸如文学主体性,审美经验的结构,主客体之间的格式塔对应,以及文本的阅读经验等等已经不能对我们今天生活中的转变作出有意义的阐述。也就是说,传统美学作为意识形态,如今对当前我们自身的存在进行表述时产生了困难。在当代大众文化的冲击下,这一套美学理论赋予艺术的解放功能完全丧失了意义,因此必然会受到人们的冷落。 但是,传统美学理论的危机与文艺创作中“文学性“、“艺术性“的丧失并非意味着审美问题在实际生活中的消亡。相反,审美作为社会现象(而非文艺现象),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突出地显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得自实际生活的审美经验哪里象今天这样丰富多采,五光十色;我们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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