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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写实与奇幻之间电影与全球性语 境中的传统内容摘要：本文尝试考察传统与中国电影的关系。全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电影与全球性语境中的传统拯救问题，显示了电影给中国人带来的惊羡与仿效效果，指出电影在中国承担起在全球性语境中拯救濒临衰败的文化传统的任务。第二部分阐述电影的写实性和奇幻性特性对于中国美学传统的革命和激活双重作用。第三部分具体分析第三、四、五代导演的影片对于传统形象的不同再现，认为电影使传统呈现出既逼真而又奇幻的形象。第四部分从总体上分析电影美学对中国现代美学传统的贡献。电影凭借新的媒介、艺术和美学汇入中国现代美学潮流，成为其当然的象征之一。 关键词：写实；奇幻；气韵生动；神似与形似
2、。 电影从诞生时起，就与“传统”结下了不解之缘：首先，作为新的艺术样式，它与由诗歌、散文、小说、绘画、书法等传统艺术样式支撑起来的中国古典美学传统，将结成怎样的关系？是顺应它并加以丰富，还是颠覆它、或使它发生重大变革？其次，作为再现中国文化“传统”形象的艺术，它的特长何在？它将凭此使传统呈现出何种面貌？问题就提出来了。本文尝试考察电影与传统的关系，由此探索电影在中国的全球性语境中所体现的特殊功能和特征。 一、惊羡与仿效电影与全球性语境中的传统 作为一种由西方发明的现代艺术，电影是随着中国的“全球性”进程而传入的。它在大约 1897 年（光绪 23 年）进入中国，起初称为“电光影戏”。这种西方人
3、发明2的“奇技异巧”，能为中国人做什么？像“洋火”取代“火石”那样仅仅能带来日常物质生活的便利和舒适？或者只是满足人们对于新奇器物的好奇心？较早（1867 年）赴欧洲观看“影戏”（即幻灯）、并最早加以记载的晚清思想家王韬（18281897），曾经这样写到： 一夕，导者偕余观影戏。时不期而集者千数百人，余座颇近，观最明晰。所有山水人物、楼台屋宇，弹指即现，生新灵动，不可思议。其中有各国京城，园亭绮丽，花木娟妍，以及沿海景象，苍茫毕肖。更有各国衙署，峥嵘耸峙，恍若身临。法京水晶宫殿，尤为闳敞巨丽，光怪陆离，几于不可逼视。他若巍峨之楼观，华焕之亭台，明窗绮牖，纤毫透彻，咫尺如在目前。尤奇者，为罗马国
4、亚喇伯之古高山，层峦叠嶂，居天下之至峻，洵属大观。此外所影飞禽走兽，奇形怪状者，或生自上古，或产于异地，均莫能名。见之者，真不啻环行欧洲一周矣。 在另一处他还对“影戏”作了专门介绍：“专用玻璃画片，取光于巨镜。人物生动，意态毕肖。园林水石，屋宇河山，皆系实有其地，并非虚构。兼以日月星文，光华掩映，恍疑身在霄汉中，其巧幻如此。 ” 在这里，王韬着重记述了“影戏”的令他惊羡的两点美学特性：一是写实性，指具体而细致地描写形态达到逼真程度，如说“观最明晰”、 “实有其地，并非虚构”、 “苍茫毕肖”、 “恍若身临”、 “几于不可逼视”、 “咫尺如在目前”等。这是中国传统艺术样式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向他展
5、示的全新的审美效果。二是奇幻性，指逼真的描写产生出一种生动、新颖、奇异和幻想等效果，如说“生新灵动，不可思议”、 “人物生动，意态毕肖”、 “恍疑身在霄汉中”等。这虽然可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气韵生动”、“奇幻”等美学原理相通，但毕竟是由“影戏”造成的，并且显得更为神奇和美妙。 3这里对于“影戏”的写实性和奇幻性效果的描写值得注意。如果说，奇幻性是“影戏”直接呈现的审美效果，那么，其根源就来自“影戏”特有的“写实”或“毕肖”特性。尽管“影戏”的写实性和奇幻性还远远无法与随后发明的电影相比拟，但由此已经足以见出，来自西方的电影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引发了强烈的惊羡和仿效冲动。确实，想来这种现代写实型艺
6、术应使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惊羡：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一种能够真正做到与眼见之景物“毕肖”并且“生新灵动”的艺术！这既表明了艺术上的惊羡，更开拓了看护古典传统的新方式一种在现代性语境中保存、观赏和拓展古典文化传统的新的艺术样式，得以呈现出来。中国人在这种惊羡中，必然会产生积极的仿效冲动。 事实也许不应是简单的巧合：中国人自己制作的最早的影片，一般被认为是1905 年（光绪 31 年）任景丰拍摄的京剧名角谭鑫培演的定军山。如果这一判断确实，那么，这种以“电光影戏”形式保存和固定中国传统戏曲的做法，就应具有一种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它表明，电影在传入中国后，尽管可以被用于商业、娱乐或其他目的，但有一点是
7、可以肯定的：这种以写实和奇幻为美学特性的新型艺术，可以被积极地应用来保存和阐发中国古典传统。确实，电影以摄像机拍摄真实可感的生活画面，将其在胶片上固定下来，并向观众放映，还可以永久性地保存和反复观赏，这对于古典传统濒临衰亡的中国人，无疑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新型艺术样式。 这样，电影从进入中国时起，就及时地承担起了在“全球性”语境中拯救濒临衰败的古典文化传统的任务。电影是现代的，属于现代的艺术样式；但又是传统的，是拯救面临衰亡命运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现代性形式。 二、革命与激4活电影与中国古典美学传统 问题在于，中国人对于电影这种“舶来品”的接受，是否是建立在自身固有的美学传统基础上的呢？这个问题
8、是需要回答的，因为，中国人决不会无缘无故地接受随便什么外来“器物”。这就要考虑电影所具有的美学特性是否和如何与中国美学传统合拍的问题。这里仍然从写实性和奇幻性两方面入手作简要讨论。 很明显，就写实性来说，电影确实是历来注重“写意”和“神似”的中国古典美学传统所无法直接解释的东西，两者无疑在开初构成直接的对立。在中西艺术美学的比较方面，清代画论家邹一桂（16861772，字原褒，号小山，官至礼部侍郎）曾有过一段著名论述： 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镏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影又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学者能参用一二，亦其醒法。但
9、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 他在这里谈到的几点值得注意：一是西方绘画擅长“勾股法”，构图讲究精确，精确到“阴阳远近不差镏黍”；二是刻画人和物体时注意描绘其阴影， “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三是有独特的用色与用笔， “与中华绝异”；四是布景遵照几何学规律，“以三角量之”；五是追求写实上的逼真效果， “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六是根本不讲究基本的笔法，虽然描绘精确却不过如匠人制作，不能列入绘画品级， “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中的前五种仍然是有其合理性的，道出了西方绘画艺术区别于中国绘画艺术的独特特色。但第六点，即关键的结论性意见，认定西方绘画美学水平低下
10、，却显然是没有摆脱中国为“中心”5而西方为“边缘”的正统偏见。话虽针对绘画而言，但在整个中西艺术美学对比上已具有一种普遍性意义。这一看法毕竟代表了当时在国内占正统地位的艺术观，人们深信中国人在“艺术之道”层面远远高于只擅长“奇技淫巧”或“奇技异巧”的西洋人。 然而，这种正统美学观点不可能长久存在，因为，在全球性语境中，如果依旧像邹一桂那样简单地排斥西方写实性美学，并不是保存和巩固中国美学传统权威的合适路径。王韬在观看西洋名画时记载了这样的感受： 悉出良工名手，清奇浓淡，罔拘一格。山水花鸟、人物楼台，无不各擅其长，精妙入神。此皆购自殊方异国，无论年代远近，悉在搜集。甚有尺幅片楮，价值千万金者。八
11、法至此，技也而进乎神矣。西国画理，均以肖物为工，贵形似而不贵神似。其工细刻画处，略如北宋苑本。人物楼台，遥视之悉堆垛凸起，与真逼肖。顾历来画家品评绘事高下者，率谓构虚易而徵实难，则西国画亦未可轻视也。 这段话从对于亲身惊羡体验的反思入手，就中西绘画美学原则的根本差异作了探讨。其一，与中国画标举“神似”而轻视或摈弃“形似”不同，西画恰恰是追求“形似”，这显示了两种不同绘画艺术的最高美学原则。其二，相应地，中国画创造一种“神似”的或“离形得神”的幻觉型“真实”，而西画则强调“与真逼肖”，或者说“描写形容，纤微毕肖，尽态极妍，惟妙惟肖”。这种描摹直接地要满足人的肉眼的直接感觉，达成“逼真”效果，从而
12、创造出别一种美学真实不妨说是写实型真实。其三，西画的上述“逼真”效果是与其别一种空间原则如“焦点透视法”（当然那时的王韬还不可能提出这一术语）分不开的，使人有“堆垛凸起”这立体式感受，而这是与中国画所遵循的空间原则如“散点透视法”不同的。其四，中国画历来有“构6虚易而徵实难”之说，以此品评绘画作品之高下，而西洋画在“徵实”方面的如此努力，显然表明西洋画已达到了很高美学水平，从而“未可轻视”。王韬的这些见解，已经预示了中国人对于西方写实或“徵实”性美学的新的革命性态度。 就写实性美学特性的体现来说，电影的特点就在于，运用摄像机镜头逼真地再现事物本身即“徵实”，造成“形似”或“逼肖”的效果。与重“
13、神似”而轻“形似”的中国美学传统规范相反，电影恰恰是要把“形似”视觉上的逼真放在首要地位。这种现代电子媒介在视觉真实的建构方面具有文学难以比拟的独特优势。因为，作为语言艺术，文学以语言先诉诸读者听觉，然后让读者在头脑里根据语言描写而想象出活的画面或形象。这在视觉接受上就具有一种间接性。而电影却将视觉与听觉结合的运动镜头直接诉诸观众。所以，电影对于中国古典美学传统来说，无疑形成一种颠覆性效应。 不过，这种“颠覆”却不同于一般的和简单的否定，而具有一种革命性建构意义：它在颠覆以“神似”压倒“形似”的美学传统的正统权威时，又在它的旁边竖立起新的属于现代的新型美学传统写实性美学传统，这种新传统把逼真地
14、再现现实及其“本质”当做艺术的首要任务。 置身于全球性语境中的现代中国人，确实需要这种新型写实性美学。这是因为，面对“全球性”语境中的文化重建任务，中国人既需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更需要借助新的电子媒介的视觉传播优势，创造出能够看护和激活自身传统的新型艺术样式。电影的引进正适时地满足了这种特殊需要。 不过，对电影的写实性美学给中国美学传统带来的颠覆性的和革命性的影响，7不能作过分的渲染。因为，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电影的奇幻性是可以同中国美学中的一种传统相互发明的。这种传统就是对于“气韵生动”境界的追求。中国人相信，世界是由“气”构成的；“气”分“阴”、 “阳”；“阴”与“阳”耦合可以造成
15、“气韵生动”的效果。在此，电影或“影戏”的“生新灵动”，是可以通向中国人寻求的“气韵生动”的美学境界的。诚然，古典“气韵生动”境界往往要求以“写意”或“神似”的方式去实现，但是，在新的全球性语境中，电影的“写实”或“形似”方式不同样能够达到这一境界吗？“写意”与“写实”， “神似”与“形似”，这两种方式应是可以殊途同归的。王韬对“影戏”和西洋绘画的惊羡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可见，电影由于具有写实性和奇幻性两大美学特性，所以对于中国美学传统来说，可以起到革命和激活双重作用：对于重“神似”而轻“形似”的美学传统，产生了革命性的作用；而对于“气韵生动”的美学传统，则产生了激活的效果。由于如此，电影对中
16、国现代美学的写实性和奇幻性传统的建立，应有积极的开创性作用。 三、逼真与变形 电影中的传统形象 电影利用自身在写实性和奇幻性两方面的美学优势，致力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再现。但这种再现不只是意味着视觉形象的逼真记录，而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变形。在电影的再现中，传统不是现成的死的东西的原样呈现，而是一种经过了现代人的想象、幻想后的变形形式，因而必然打上了现代人的烙印。这样，电影中的传统，实际上是现代人重新想象的结晶。在这方面的突出例子是，不同的电影制作者往往有不同的再现传统的方式。换言之，在不同的影片里，传统往往以不同的方式亮相。 在这里，不妨从影片所体现的电影美学特征的角度，简要考察第三、四、五代8导演再现传统的不同方式。由于论题的限制，这里主要关注其中的“异”，而有意“忽略”其中的“同”（这并非不重要）。 第三代导演可以说代表着中国大陆当代电影的主流写实性美学，他们在再现中国现代革命传统方面提供了正体规范。这一代主要活跃于 50、60 年代，通常有崔嵬（青春之歌，1959）、凌子风（中华儿女，1949 和红旗谱，1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