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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开拓启蒙改良生存中兴融会在过去出版的若干“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中，往往一再强调中国新文学中的主流派别是紧跟中国现代时潮而与其取同一步调的，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条主线；而一直被作为批判对象的现代通俗文学，却被形容为游离于时潮和文潮之外，受着“钱袋”的指挥，做着它的“白日梦”，或是炮制着仅供“有闲阶级”玩味的“消闲文学”。近年来由于学界对通俗文学也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开始觉察到过去对通俗文学的误解甚多，也逐渐不再将其视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逆流”；但在为其恢复名誉的同时，也还觉得现代通俗文学的“生产过程”随意性太大，因此很难找出它的发展周期与运行轨迹，既然无规律可循，那也就构不成
2、一部有内在律动的发展史，它们仅是迎合市场需求的媚俗之作，因此在为其摘掉“逆流”帽子的同时，它还是脱不掉“不登大雅之堂”的“散兵游勇”的身份。这实在还是一种成见与误解在发挥着无言的责难。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它进行一番考察，就能知道，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在受着市场“指挥”的同时，也时时会直接或间接地受着现代中国时潮和文潮的影响与制约，在时潮、文潮与市场的“合力”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独特规律与发展线路，形成了它与新文学的主流派别各异却又互补的发展轨迹，构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发展史”。一、开拓与启蒙随着现代化大都市的成型，中国通俗文学就顺应着时潮，在文学的领域里开疆拓土，为建立现代化的文化市场，并肩负着
3、启蒙中国而发挥作用。那时，为中国开创新文学的“五四一代”作家大多尚在襁褓或童少时期，有的甚至还没有诞生，当然也还未能向外国文学“取经”。因此，揭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序幕的，责无旁贷地是由中国传统文人中能接受社会转型洗礼的作家们即现在被我们称为通俗作家2们来承担的。首先，在 19 世纪末，中国通俗文学就已受到初萌的中国现代化媒体的促进，开始与这些新生的媒体共同创建现代化的文化市场。1892 年开始连载、1894 年正式出版的海上花列传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开山之作，它不仅最早以自己的广角镜反映了中国大都会的现代生活，它更是与中国的现代化媒体最早“联姻”的本土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的作者韩邦庆自创了图文
4、并茂的个人文学期刊海上奇书，他请申报属下的一个出版机构“点石斋”代印，并在申报上大做广告，在杂志的封面上也标明由“申报馆代售”。它开创了一个中国自己的原创长篇在现代化媒体上分期刊载的先河。之后，自 1897 年始，上海兴起“小报”潮，有的小报也就学着连载小说，不过不是像海上奇书那样，每期刊载长篇小说两回，而是每天附赠石印的连载小说一页（即使在这一页上一句话还没有说完，也戛然而止，明日才从下半句续下去）。如 1898 年创刊的采风报在“本馆告白”中就宣布，随报赠送孙玉声所著的“石印绘图海上繁华梦，每日一页，蝉联而下以酬诸君雅爱”。这也是一部现代沪人写现代沪事的长篇小说。而 1901 年创刊的笑林
5、报则随报附送“海上剑痴”（孙玉声）的仙侠五花剑，亦为每日一纸。但这些小报只是将小说随报附送，它们还没有将小说作为报纸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直到 1903 年，李伯元才在他编辑的世界繁华报上连载官场现形记，于是连载小说就作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小报上扎了根。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中国小说就是这样在现代化的媒体上开拓自己的地盘。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精英梁启超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那就是他倡导“小说界革命”，并于 1902 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小说，在创刊号上就推出了 6 部连载小说；他与通俗作家联手合作，从新小说第8 期开始，连载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长篇。在新小说创刊的次年，3也即
6、 1903 年，在国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敦请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的创刊号上也刊出了 4 部连载小说和两个连载的传奇新戏（按当时的分类，传奇也在说部之中）。从此，中国初兴的现代化报刊媒体使长篇小说进入了一个“分期付款”的阶段，即作家的长篇小说可以在现代媒体上定期分段写作，读者也“必须”养成这种定期分段阅读的习惯。如果反应良好，日后就印成单行本，进入了某部长篇小说“零存整取”阶段。办报纸与杂志的人当然会有自己的信念与宗旨，而在他周边也需要有一个有形或无形的集团或群体，才能支撑起这份报纸或杂志的定期出版。中国的作者随着现代文化市场的需求，除了仍属个体脑力劳动的性质之外，也必然会养成紧跟办报办刊人的
7、宗旨，而走上集约化、群体化的道路。像韩邦庆那样办个人杂志的毕竟是个别的，也是难于持久的。这说明了中国媒体在现代化的途程中，也连带着使中国的小说生产方式开始告别“古典”，而作品的内容也与古典型的小说拉开了距离：海上花列传中反映了初具现代化雏形的上海滩的资本色彩；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对中国的维新运动进行了“极尽绘声绘色之妙”的描述，而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则带着强烈的现代政治理念，其他如洪水祸、 东欧女豪杰、 泰西历史演义等小说，也拓展了中国读者的世界视野；而像海底旅行等译作则引领中国读者进入了科幻境界。凡此种种，说明中国文学开始步入一个与现代化初级形态相适应的“现代型小说”的时代。其次，在“五四”之
8、前，通俗文学中的社会小说数量急遽上升。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上所提及的 4 部谴责小说皆不约而同地在 1903 年开始粉墨登场。这是一种有别于古典型的现代通俗社会小说。胡适在同意鲁迅对谴责小说的艺术性极为粗糙的观点之后，还作了非常有见地的补充：4讽刺小说之降为谴责小说，固是文学史上大不幸的事。但当时中国屡败之后，政制社会的积弊都暴露出来了，有心的人都渐渐肯抛弃向来夸大狂的态度，渐渐肯回头来谴责中国本身的制度不良，政治腐败，社会龌龊。故谴责小说虽是浅薄，显露，溢恶种种短处，然他们确能表示当日社会的反省的态度，责己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社会改革的先声。我们回头看那班敢于指斥中国社会的罪恶的谴责小说家，真不
9、能不脱下帽子来向他们表示十分敬意了。 （重点是原有的）胡适的这一论点，实际上肯定了谴责小说的启蒙中国的因素。他强调的是现代通俗社会小说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现代化之连锁关系，同时也赞许了谴责小说的社会效应。胡适在为官场现形记定调子时，第一句话就说：“官场现形记是一部社会史料。它所写的是中国旧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与势力官。它所写的是这种制度最腐败，最堕落的时期捐官最盛行的时期。 ”胡适又说：“其实当时官场的腐败已到了极点。这种材料遍地皆是，不过等到李伯元方才有这一部穷形尽相的大清官国活动写真出现，替中国制度史留下无数极好的材料。 ”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标志着一种新型的通俗社会小说的诞生，
10、是反映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入侵而清廷极端腐败的社会现状的通俗社会小说。鲁迅对谴责小说的评价是以儒林外史为标尺的。胡适则认为， 儒林外史与“浅人社会”的关系是不大的：“况且书里的人物又都是儒林中人，谈的什么举业、 选政都不是普通一般人能了解的。因此，第一流小说之中， 儒林外史的流行最不广，但这部书在文人社会里的魔力可真不小。 ”在胡适看来，晚清如再出现一部儒林外史式的“婉而多讽”的小说，对“浅人社会”不可能有官场现形记那么巨大的社会影响。那时是需要火辣辣的、炙手可热的“掊击”与“纠弹”的小说。胡适认为，李伯元小说中也有像儒林外史式的篇章， “但作者个人生计的逼迫，浅人社会的要求，都5不许作者如此做去
11、。于是李宝嘉遂不得不牺牲他的艺术而迁就一时的社会心理”。这的确是一部深入中下层社会，动员普通市民关心政局，为清廷掘墓的小说，起到了梁启超们倡导的政治小说所达不到的启蒙社会的效果。像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类的小说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产物，他们笔下的社会，和“三言二拍”小说中所触及的社会已大不相同了。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国门，那种“柔媚迎洋，衅不我开”的“恐洋症”已充斥了若干官员的脑门，一股甘愿被外国瓜分的颓败之气弥漫于官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一个总理衙门的大臣竟说出了这样的话：“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牯牛岭，值得什么！将就了他罢！
12、况且争回来，又不是你的产业，何苦呢！”这些内容都证明了它们“零距离”地观照了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它们是最早以小说的形式在“浅人社会”中发挥着它们的启蒙作用。第三，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社会在转型，人们的思想也随之嬗变，特别是当时青年们关心自己的“终身大事”。他们意欲冲击封建罗网时的思想阻障与心灵挣扎在写情小说与哀情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于是稍后于谴责小说，又形成了一股写情小说与哀情小说的热潮。过去，在文学史上对通俗文学中的写情小说与哀情小说的评价是极低的，甚至是作为一种封建意识形态的反面文类来加以批判的。在我们今天看来，胡适的终身大事中所喊出的：“此事只关系我们两人，与别人无关，你该自己决断。
13、”“这是孩儿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 ”等话语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在中国的老儿女们的思想中，还是有很大的顾忌的，过去我们总以为，这种思想上的颤栗，就是他们对封建戒规的投降。可是如果拿胡适在当时的行动作一番对比，可以发现胡适在这方面并不比中国的老儿女们高明多少。他在自己所写的独幕剧里说得如此响亮，可是自己的行动却是彻头彻尾的“妥协”。这位新6文化反传统的领袖人物也是奉母命成婚的，他刚从美国留学回归，在 1917 年年底接受了由母命早就定下的一门亲事，接受了一位曾经缠足的姑娘江冬秀，在1918 年 5 月 2 日给朋友胡近仁的信中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
14、不就此婚事。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 ”而鲁迅也为了同样的理由，牺牲了个人的幸福，于 1909 年与朱安结婚。他也是为不使寡居的母亲伤心。他曾自我解嘲地说过，他接受了她母亲给他的“礼物”；可是与其说是母亲的赠与，倒不如说他接受这桩婚姻，是他赠给周太夫人的一件礼物一个媳妇：儿子长年在外，就让朱安在您老人家身边代我尽孝吧。 “早年因父母包办而结婚的还有李大钊、陈独秀、顾颉刚、郭沫若、郁达夫、闻一多、傅斯年、苏雪林等，他们都没有正面反抗。傅斯年 15 岁就听从母命与一位姑娘成婚。虽然其中有些人后来经过自由恋爱又重新结婚，但当初接受包办婚姻，确实说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他们有极深的影响。
15、”他们都曾接受了封建的千年铁律的安排。如此说来，通俗文学中的写情小说与哀情小说，所反映的当时中国青年的种种裹足不前的思绪，还是当年中国青年内心的一种真实的写照。这是西风东渐的初期，正如恽铁樵所说：“外国言情小说，层出不穷，推原其故，则以彼邦有男女交际可言，吾国无之；彼以自由婚姻为法，我国尚在新旧嬗蜕之时。 ”那么在我国的文坛上涌现一批哀情小说也是时代与社会的特殊产物。在这新旧嬗蜕之时，从 1906 年的禽海石起，中国青年就希望更定婚制，解决自己的切身问题。这部小说一开始就控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千年铁律，甚至批判“亚圣”孟子：看官，可晓得我和我的意中人，是被哪个害的？咳！说起来也可怜，却不
16、想是被周朝的孟夫子害的。看官，孟夫子在生的时到了现在，已是两千几百年了，他如何能来害我？却不想孟夫子当时曾说了几句无情无理的话，传留至今。他说世界上7男婚女嫁，都要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否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咦！他全不想男婚女嫁的事，以男女两面都有自主之权，岂是父母媒妁所能强来干涉的。我真不解孟夫子这样一个专讲平权的人，如何一时心地糊涂，说出这几句无情无理的话来。自从有了孟夫子这几句话，世界上一般好端端的男女，只为这件事被父母的专制政体所压伏，弄得一百个当中倒有九十九个成了怨耦。不论是男是女，因此送了性命，到枉死城中去的，这两千余年以来，何止恒河沙数。 （第 1 回）至于像玉梨魂、 孽冤镜和玉怨这一类小说，它们也将对婚姻不自由的怨恨表现得淋漓尽致。那种既控诉父母专制，以乞求父母恩赐的悖论心理，跃然纸上。我不知胡适与鲁迅在接受不自由的婚姻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