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理念导致不同实践-非典报道与禽流感报道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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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不同理念导致不同实践-非典报道与禽流 感报道的比较研究内容提要:在突发事件报道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理念:一种是负面信息封锁理念,可以非典危机的前期的传媒表现为证,另一种是负面信息疏导理念,可以禽流感的报道作说明。不同的理念导致不同的实践。实践证明,以封锁信息来避免社会恐慌的做法不但不能奏效,反而有害;负面信息并不一定会引起社会恐慌,传媒向社会公众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反而能避免社会恐慌,化害为利。 关键词:突发事件 负面信息 信息封锁 信息疏导 任何行业部门的活动都是在一定的行业理念或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新闻业当然也不例外,特别是在对突发事件的报道上。由于突发事件大多与负面信息有紧密的联系

2、,因此,媒体在进行突发事件报道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大相径庭的理念:一种是负面信息封锁理念,认为负面信息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和恐慌,因此一旦发生重大的突发事件,就要尽量防止这些信息传递到社会公众之中,以减少突发事件中负面信息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而事实上,靠隐瞒的做法并不能有效地减少负面信息对社会的不良影响。恰恰相反,一旦这些负面信息通过其他途径传播,往往给社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负面信息疏导理念,认为只要对负面信息进行及时、充分和全面的报道,就会使负面信息对社会的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所以当对重大的突发事件发生时,要对其进行充分报道,并在报道中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从而使社会达

3、到整体上的平衡和稳定。 本文试图通过对非典型肺炎(也称 SARS,以下称“非典”)报道和禽流感报道的比2较来分析两种理念的作用原理,并得出相关结论。 负面信息封锁理念与非典的前期报道 负面信息封锁理念认为,凡是负面信息都是对社会有害的,而公众是缺乏理性和心理承受能力的,负面信息的传播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和恐慌,所以要尽一切可能地防止负面信息在社会上传播,即使不可避免地有一些传播出去,也要把负面信息的量控制到最小范围内。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当某一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尤其是具有负面信息的突发事件,媒体往往被人为地中断正常的信息流动,在一种非正常的传播状态下期望达到社会的稳定状态。媒体对负面新闻进

4、行封锁,或语焉不详,或欲言又止,使新闻信息无法充分全面地传递到社会公众那里,以为社会在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就会“眼不见为净”地保持稳定。 这种理念来源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认为老百姓遇事就乱,要减少负面信息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以保持社会稳定,就是根本不告诉老百姓负面信息。但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假设。这种假设的前提是社会公众完全不可能获知这些负面信息,事实上,正如传播学的基本知识告诉我们的, “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 (这里的“恶事”泛指一切负面的事物)在现代电子媒介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个假设更是不可能成立的。一旦社会公众从其他途径获知这些信息,由于这些信息不完整,就必然要靠猜疑

5、、揣测来回答人人心中疑惑,社会恐慌随之而来,社会稳定很快打破,结果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要想再达到稳定,就需要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 3非典的前期报道就是这一理念做最好的注脚。下面我们结合非典蔓延和结束的过程,来考察媒体对非典疫情的处理情况: 早在 2002 年的 11 月 16 日,广东佛山就出现了一例后来被认定为非典的病例。12月 15 日,来自河源紫金县的黄杏初和郭杜程因为相同的病症,住进了河源市人民医院。其后,在河源有 7 名医务人员被感染。直到 1 月 21 日,广东省卫生厅才以文件的形式,向各医院发布第一个调查报告,介绍这种不知名的传染病。 在疫情使社会公众担心时,媒体也有所报道,

6、但都是尽量轻描淡写。在最早发生疫情的河源市,当地报纸在 1 月 3 日刊登了当地卫生局的声明:“河源没有流行病在传播类似咳嗽、发烧等症状是由于天气相对较冷造成的。 ”这是中国媒体有关非典的首次报道。 2003 年 1 月下旬,受到传染的城市之一,中山市的一份报纸刊登了来自省政府的一条简短消息:“这一病毒已经在广州出现已一个多月,这类传染病已经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控制。群众没有必要惊慌。 ” 到了 2003 年春节期间,非典在广州爆发,这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毒已经导致大批医务人员被感染,但媒体对此保持沉默。应该公正地说,不少媒体工作者有报道非典的要求,但没有获得支持。 2 月 8 日,一条消息借着手机

7、短信以惊人的速度在广州传播:“广州发生致命流感”。根据广州移动的统计,仅 2 月 8 日,短信流量就达到了 4000 万条,9 日 4100 万条,10 日 4500 万条。 2 月 9 日,中国南方发生了抢购醋和板蓝根的风潮,因为熏醋和服用板蓝根在当时被认为是预防的好方法。第二天抢购风达到高潮,几乎所有的药店都人潮涌动。4平时一大包十元以下的板蓝根飙升至三四十元,普通的白醋的价格节节攀升,从10 元至 80 元、100 元。 直到 2 月 11 日,广州市政府才召开新闻发布会。会后“在不到一周时间里迅速弥漫到广东全省甚至波及湘、赣、浙、琼、港、澳的病毒恐慌,终于在一夜间趋向平息。” 华北第一

8、例患者在 2 月出差广东省时感染非典,回到山西住院,后来又转到北京的医院,并引爆了北京、天津的疫情。 中国青年报引述北京一位医生说:“如果我们提前获取广东在防治非典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就不会出现现在的局面。 ” 3 月 19 日,卫生部长张文康称:广东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3 月 23 日,世卫专家到达北京。三天后,中国首次承认病毒超出广东,称北京有 8 人感染。4 月 3 日,卫生部长张文康举行记者会,声称中国安全,非典已经受到有效控制,北京只有 12例非典病例。 4 月 4 日,72 岁的退休军医蒋彦永写下了那封改变中国抗非进程的署名信。信中称,仅他知道的 309 医院,就收治了 60 例非典

9、病人,到 4 月 3 日已有 6 人死亡。时代周刊4 月 9 日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了蒋的公开信。世卫组织在第二天明确批评了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认为北京的非典病例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 在媒体遮遮掩掩下,本来是地区性的非典迅速波及全国 25 个省份。引起了社会不同程度的恐慌,本来希望通过媒体的信息“沉默”来消除社会恐慌,却造成了更大规模的社会恐慌。为了达到新的社会稳定,我们不得不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 4 月 20 日,由于防治非典不力,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被免职。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疫情,5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卫生部决定,原

10、来五天公布一次疫情改为每天公布。至此,我国媒体才开始大规模、充分全面地报道非典。 4 月 26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成立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表示要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坚决打赢防治非典型肺炎这场硬仗。自 4 月下旬起,中国举国动员战非典。 6 月 24 日,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指出,在非典疫情爆发的早期,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信息不够透明,也不够及时。但自 4 月中旬以来,中国政府在防治非典方面的承诺是非常坚定和强有力的,出台的各种防控措施也是非常有效的,提供的信息也是透明和及时的,群防群控也具有强有力的群众基础。 当日,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宣布:从即日起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并将北京从非典

11、疫区名单中删除。 从以上所列情况可以看出,媒体早期对非典的“沉默”和 4 月 20 日以后的信息公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说明了态度和认识的转变。非典早期,在负面信息封锁的理念下,媒体对突发性的非典事件“三缄其口”,人们无法从主流媒体上获知关于非典的充分信息,这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方面,由于缺乏正当的获取信息的渠道,谣言、流言、 “小道消息”满天飞,造成了社会的恐慌,出现了抢购醋和板蓝根的风潮;另一方面,由于媒体的“沉默”,使非典在人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快了其的传播速度,最终使一个地区性的传染病迅速成为全国性甚至世界性传染病,从而丧失了最佳的治疗和控制的时机。而后期,由于大张旗鼓地报道包括非

12、典扩散、蔓延、防治的一切信息和知识,使全国人民都心中有数,感到不必惊慌,而且人们正是从信息的大量公开中,看到整个国家对非典的重视而信心大增,因此很快制服了非典。与此同时,正是因为这样做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大为改善,中国向世界6公开疫情,正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表现。 负面信息疏导理念和禽流感报道 负面信息疏导理念认为,受众是具有理性精神和心理承受能力的,负面信息的传播并非一定会引起社会的混乱和恐慌,只要及时、全面、充分地传达信息,并在信息的传达中进行疏导,这样就会最大程度地减少其对社会的危害,保持社会的稳定,从而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这些效果的取得的前提是及时、充分和全面地公开这些信息,充分满足受众

13、的知情权。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当重大的突发事件爆发后,媒体迅速及时地将信息传达到社会公众那里,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保持顺畅的信息传播通道,并在信息传达的过程中进行舆论引导,从而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事件对社会不良影响,最终达到社会的稳定。与信息封锁形成的社会稳定相比,这是一种动态的稳定,也是更为持久牢固的稳定。 之所以负面信息充分传播会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社会的危害,保持社会的稳定是因为当重大突发事件爆发,媒体传播及时充分的新闻信息给社会公众,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公众对该事件的不确定性,在充分了解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后,公众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就可以知道如何避免自身利益受损并找到应对的办法,从而避免

14、了社会恐慌。 今年年初,媒体以积极的姿态应对禽流感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禽流感最早于 2003 年 12 月 15 日在韩国中部地区首次确认发现传染性极强的“A/H5N1”禽流感病例。就在当天,中国日报网站就将这一消息公布于众。 7紧接着禽流感迅速席卷韩日越三国。2003 年 12 月 28 日,日本山口县阿东町养鸡场发生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约 6000 只雏鸡染病死亡。2004 年 1 月 12 日,世界卫生组织认为 11 名越南人可能死于禽流感。新华社都及时进行了报道。尽管在各个国家的高度戒备下,禽流感还是以极快的速度在亚洲地区蔓延。 中国农业部 1 月 19 日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对高致

15、病性禽流感实行疫情每日报告制度,并要求各地精心组织,确保各项防疫措施落实到位,防止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的发生和蔓延。 同非典时期媒体的“沉默”相比,这一次媒体在第一时间对发生在我国的禽流感进行了报道。中国大陆最早于 2004 年 1 月 23 日在广西隆安县丁当镇发现第一例疑似禽流感病例。1 月 27 日,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最终确诊发生在广西隆安县丁当镇的禽只死亡为 A/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当日,新华网将这一消息公布出来,并报道了相关治理措施。 1 月 26 日在湖北武穴市和湖南武岗市分别发生疑似禽流感的病例。紧接着安徽、上海、广东等地出现禽流感疑似病例。新华社和众多传媒也立即做了报

16、道。 1 月 29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禽流感防治工作,第二天,全国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正式成立。 2 月 5 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农业部副部长刘坚介绍中国高致病性禽流感的防治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100 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参加了新闻发布会。 82 月 8 日,卫生部要求已发现禽流感疫情的地区必须实行禽流感疫情日报告制度,包括“零”病例的报告。 从 2 月 9 日起,农业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每日疫情。这些疫情被其他媒体转载,每天向社会公众公布,并且配上感染地区的分布图和动态图,各种数据详实可靠。 政府和媒体积极应对禽流感的举措也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联合国粮农组织顾问、动物疫病高级专家劳伦斯格利森 2 月 18 日在对中国内地发生第一例确诊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疫区考察后说,当地政府在疫情发生后所采取的措施是“恰当的”。 在这次抗击禽流感的战斗中,媒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除积极报道禽流感疫情外,媒体还积极报道各个方面的信息,包括禽流感的基本知识及其预防、政府部门的措施、国外疫情及其防治经验等。医生专家也纷纷在媒体上发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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