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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当代文论中几个问题的反思 上个世纪 80 年代，我国文学界曾展开过一场声势不小的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大讨论，其争论之热烈，许多人恐怕都还记忆犹新。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场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无疑具有一种思想启蒙的意义，这意味着当代文学主体意识的觉醒，标志着当代文学与文论，极力要求摆脱各种外力的制约，走向自觉与自由的发展。近 20 年来，在中国社会变革与全球化文化潮流的影响推动下，中国当代文学迅速走向市场化、世俗化与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汇入当今世界文学与文化的发展潮流之中。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文学主体性又面临着新的挑战，文学的自由与自觉问题，又拓展出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意义空间。两三年
2、前，澳大利亚学者西蒙杜林曾在他的文学主体性新论一文1中，针对当今世界文学发展潮流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并阐发了他对文学主体性问题的看法。在杜林先生看来，随着当代文学的走向世俗化和边缘化，过去经典文学所强调的文学价值和文学使命被逐渐消解和抛弃，在这种情形下，就需要重新强调文学主体性的意义，而他所理解的文学主体性，主要表现为一种对文学的热爱，一种以读书（及写作）为中心的生活，一种对于文学表达与创造力的追求。杜林先生的这种理解，应当说是对文学主体性最基本的要求，是从事文学事业最起码的前提，如果参与文学活动的主体连对文学的热爱或热情都没有，那还有什么文学主体性可言？然而从当今中国的文学现实来看，事实上我
3、们的文学也同样是在走向世俗化和边缘化，过去所注重强调的文学价值和文学使命（包括上个世纪 80 年代文学主体性讨论时所张扬的文学价值与使命）也逐渐被消解，一些人对于搞文学或文艺颇为热衷，甚至可以称得上狂热，但这并不一定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并非为了追求文学本身的价值，而往往是别有所图，借文学以追求别种价值，说白了是热爱文学所2能带来的东西，如金钱名利以及种种的实惠，文学在他们那里完全是用来出卖与交换的尤物。面对这种实质上非文学化的活动，确实无所谓文学主体性可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杜林先生对文学主体性的看法，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现实来说，也是切中时弊、颇有启示意义的。不过，即便同样是文学走向世俗化和边缘
4、化，并且同样是文学主体性问题，那么在当下中国的现实语境中，也不仅仅是象杜林先生所说是不是热爱文学、是不是以文学（写作）为生存方式的问题，而是要关涉到更深广的方面或层面。比如即便是热爱文学，那么还有一个文学主体究竟是以什么样的观念意识和精神状态，来参与文学活动以及处理文学活动中的相应关系的问题，而这也许是更值得关注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我始终认为，一个时代有什么样的文学，归根到底取决于文学主体具有怎样的观念意识和精神状态。因此，文学主体性问题至今仍可以说是一个并未过时的话题，仍然有进一步言说的必要及理论价值。按笔者的看法，虽然我们过去曾进行过一场声势不小的讨论，但对于文学主体性问题并未能形成辩证的认
5、识，在理论上存在相当的片面性，并且在实践中也存在相当的偏向，再加上 90 年代以来文学愈来愈走向世俗化和边缘化，因而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当今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诸多消极现象，可以说都与文学主体性方面存在的问题相关。我以为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些人所理解的文学主体性，似乎就是一种不需要任何规约的完全的自由性和自主性，既反对一切外部力量的制约与束缚，也拒绝任何责任与道义承当，这就使得一些人的文学活动在摆脱责任与规约和过于追求自由的状态下渐渐失重，由于意义的过于失重，便难免使文学因其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而变得飘然虚无起来。90 年代不少标榜自由追求的文学恰恰是处于这样一种无所依归的虚无状态。二是
6、由于过去的主体性理3论过于强调文学活动的个体性，导致一些人把文学主体性完全等同于个体性或自我性，这样就带来个体自我意识的无限扩张和膨胀，乃至形成自我中心主义和自恋情结，因而在文学活动中只追求自我表现、自我实现以及自我满足。90 年代喧嚣一时的所谓“个人化写作”乃至“私人化写作”，正是这种个体自我膨胀的文学主体性导致的结果。三是过去的主体性理论过于强调精神主体性的实现而忽视实践主体性，导致一些人把文学活动理解为可以脱离现实或超越实践关系的纯精神领域的活动，因而愈来愈远离现实，愈来愈鄙弃文学的实践品格，有些人甚至以“精神贵族”自居，满足于在文学中构筑审美乌托邦，以寻求自我的精神寄托与陶醉，在这样的
7、文学活动中，文学所应有的现实关怀与时代精神往往丧失殆尽。正是由于在文学主体性问题上存在着这样一些片面性，并且带来了文学实践上的种种偏向，因此就有必要重新审视和探讨这一问题，深化对它的辩证认识，以重建文学的主体精神。比如关于文学的自由自主性问题。如果说在过去文学处于重重束缚之中的发展阶段上讨论文学主体性问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重视和强调文学的自主性和自由性的话，那么在今天文学已经获得比较充分的自主与自由的条件下，恐怕就需要进一步重视和强调文学的“自觉性”。费孝通先生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一文中，谈到“全球化”过程中我们民族文化的处境时，提出有必要重视和强调“文化自觉”的问题。2 我以为当
8、今时代条件下的中国文学恐怕也有一个重视“文学自觉”的问题。这里所谓“自觉”，就是指文学主体应当充分自觉地意识到在“全球化”浪潮中我们国家民族的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现实，意识到当代中国文学在这一整体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所应当担负的责任，从这一现实语境出发，认真思考和追问一下文学的目的与价值何在，当代中国文学究竟需要一种怎样的主体精神？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人不屑于顾及或有意无意回避这个问题，然而事实上这是4回避不了的。当今文学一方面是多元化，另一方面则是文学自觉意识和主体精神普遍弱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有必要提倡主导性的文学精神，如文学的民族精神、民主精神、现代理性精神等等，以克服过于追求审美自由而带
9、来的失重现象。其次，关于主体性与个体性的关系，我以为也需要进一步探讨以求得某种辩证认识。近来理论界讨论到一种“主体间性”理论，主张以交互主体取代个体主体。有学者指出，现代哲学反对把人当作纯粹主体，而应当把人看成与其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存在，或者说在一定境遇中的存在。对人作为主体的肯定，意味着同时对自我与他人和环境（客体）的肯定。现代哲学倡导以交互主体取代个体主体，以主体间性（主体交互性）取代主体性，以主客的相互作用（生活、实践、过程）代替主客互为独立的实体。这是在提倡一种新的人文精神。3 这就是说，每个人在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的时候，同时也应当意识到并且承认别人的主体地位（因为每个人站在
10、自我的立场都可以自认为是主体，并且认定自我的主体价值），意识到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理应相互承认与尊重的平等关系，意识到彼此都共同享有的权利与义务。如果从“主体间性”即交互主体性的立场出发，就有可能克服两种片面性：或者只肯定自己的主体性而无视他人的主体性，象自我中心主义者那样，唯我独尊，高高在上，将他所面对的一切都视为可供其任意驱遣支配的客体与对象；或者是在他者面前丧失自我、失落自己的主体性而专事逢迎（就象某些人在西方文化面前所表现的那样）而是真正辩证地对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尊重，平等交往与对话，每个人在自我表达的同时，也有一分真心倾听他人的诚意；在自我关怀并期望他人关怀的同时，也
11、对他人、对这个世界多一分真诚关怀。与那种单一的个体自我的主体性立场相比，我以为这种“主体间性”更体现了一种辩证立场，更符合当代文学既要求强化自我主体意识，同时又不拒绝与他者5对话交流的现代精神，因而更具有积极意义。应当说，这正是当今时代所需要的文学主体性。此外，针对以往过于强调精神主体性的实现而导致某些文学愈来愈疏离现实、一味沉迷于某种虚无化审美幻想的现象，也许有必要充分重视和强调文学的实践性或曰实践品格。我始终认为，文学活动虽然在基本方式上表现为精神领域的活动，但它在本质上是与人们的生活实践密切关联、双向互动的，一方面，文学主体在精神上、在文学活动中追求什么，要求表现和实现什么，应当是根源于
12、生活实践中的感受体验及内在需要；另一方面，主体精神上的追求与建构，最终也还需要指向影响和介入生活实践，以促进现实变革进步，争取人的现实解放与自由发展。古往今来有生命力的文学，几乎没有不是从回应时代呼唤、表现时代精神而获得巨大艺术力量的，就是说文学的真正力量与价值是来源于它的实践品格。如果有人一味为了幻想而忘了现实，为了审美而拒绝介入生活实践，把文学之根从现实土壤中拔起来使之虚无化，其结果也只能是带来文学生命力的弱化，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带来文学主体性的迷失。总之，在当今中国的现实语境中来看待文学主体性，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是否热爱文学的问题，除了对文学的钟情外，文学主体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观念意识和精神
13、状态，来参与文学活动以及处理文学活动中的相应关系，可以说是文学主体性中更深层次的问题，因此更值得引起重视和探讨。 二、当代文论发展：“自律”与“自觉”在对过去一个世纪、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变革发展进行宏观把握和总结时，理论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总体上是由“他律”向“自律”的发展推进过程，并以此作为中国文论现代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对此看法笔者是基本赞6同的。不过，对于学界一些关于“自律论”的理解阐释以及对上述历史进程的整体观照和判断，我以为又还是值得商榷的。所谓文学理论批评从“他律”到“自律”的发展，综合理论界的各种阐释来看，主要有这样几种理解：一是从“他主”走向“自主”，从依附性
14、走向独立性。这主要是指文学理论批评摆脱了长期以来沉重的政治管制和束缚，获得自己应有的独立自主性，确立自己的主体性，恢复自身存在的尊严与价值；并且，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比较全面地建立自身的学理，走向比较自觉的科学系统的学科建设。这就是说，文学理论批评的命运不是像过去那样由外部力量控制，而是可以由自己来主宰；不再服从外部的律令，而是走向自我“立法”，走向自由自觉的创造。二是从“他为”走向“自为”。按有的论者的看法，过去“他律论”的文学理论批评在价值功能上是外向性的，是工具性和实用功利性的，具体表现为或是为政治服务，或是为指导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服务，这被认为是以一种虚拟的文化义务作为自己的价值基
15、础，本身就是虚幻的。而“自律论”的文学理论批评则是指向自身的意义价值建构，无须依附和作用于别的对象物，自身便可以生产意义并自我确证其价值，并且这种意义价值是完满自足的。三是从研究文艺的外部关系及规律转向研究文艺的内部关系及规律，关注的焦点不再是过去人们所熟知的文艺与社会生活、文艺与人生的关系，而是文艺自身的“存在”，是它的“文学性”，即文艺“自美”的特性，等等。从历史发展的事实来看，从“他律”到“自律”，确乎是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一种总的趋向，中外皆然。比如西方从古希腊以来即形成了“真实”、 “有用”、 “寓教于乐”等文学观念，以及甘为“磨刀石”给创作以帮助的批评观念，开创了他律论的文学理论批评
16、传统。在文艺复兴以后，尤其是康德区分出功利活动与非功利活动、 “依存美”与“纯粹美”以来，一方面是为文艺争得了独立自主性，另一方面也使西方美学与7文学理论批评逐步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工具性和实用功利性，为自身争得了独立自主性。此后，从唯美主义的“纯美”论、象征主义的“纯诗”说，到现代形式主义文论与批评，应当说都一直是朝着自律性的方向发展。中国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是“文以载道”、 “经世致用”的政教功利主义文学观，到梁启超主张诗、文、小说三界革命，由传统政教功利主义转变为现代启蒙功利主义，虽然在形式上依然承袭了古代文论工具论的传统，但在思想启蒙的意义上获得了与古代文论全然不同的现代性因素，不过从文论形态上说仍是属于“他律”论的。而与此同时，王国维一反传统“载道”说，首次提出艺术自主论，标志着自律论的现代美学和文论观念开始获得重要历史地位。在 20 世纪的前大半个世纪里，由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文化语境所制约，可以说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新工具论的文学理论批评观念。而在一些僵化的文学理论批评中，既有的现代性因素也被逐渐消解了。80 年代以来， “回到文学自身”的呼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