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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学术学术批评学术共同体关于 杨玉圣学术志业的综合批评在而今狼烟四起的学界，似乎已很难在彼此的中间摆下一张书桌：我们为什么不能（或者从来就不能？）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如果真的不能，我们如何可能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作出必要的妥协与让步？如果我们总是充满怨恨与悲情，妥协与让步当然就无从谈起，那么民主精神又该如何产生？ 当下的学术语境越来越险象环生，究其根本是学术不得以独立的必然后果：特别是由于学术体制性的腐败与凝固性板结，使得学术批评与学术批判常常流于“热闹一通，监督（制衡）落空”，由于学者与官僚形成的利益同盟共构关系，壁垒森严，不说匡正之效，就是一点悔过之心都实属不敢指望。加上知识生产、管理、消费基
2、本处于垄断状态，一旦遇上控制与权力的事情，是非就极为容易混淆，因为我们的语境跟西方的完全不同：拥有了知识却未必就能拥有权力，而是相反，拥有了权力就可以任意地管理和控制知识。至于消费的管道，更是不言自明。在这么个特殊境遇之中，每个人为自身利益计，上演出的种种丑剧、闹剧、滑稽剧以及喜剧或悲喜剧，在所难免，而且已经满目皆是。不是我们缺乏追求真理的人，而是这块几千年专制的文化土壤，始终就不能给追求真理以起码的土壤。更何况，我们不能忘了：在追求着真理的时候，我们决不可以忘记了每个具体的个人身后都潜藏着切身的利益。为了这个切身利益，任何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都会在瞬间发生，而且会发生的让我们一个个瞠目结舌。就
3、是因为根本的知识状况和我们自身的身体情况（身份、身位、身家等等）不能从根本上得以改变，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昧着良心消灭良知甚至丧失起码的人的尊严的底线，反而变得再正常不过。因此我们的古人2才会一而再地提出并反复论证“存天理、灭人欲”，而我们今天如此争斗，还要一个个假装冠冕堂皇，似乎真的跟我们的自身利益无关（可见我们古人还是有“先见之明”的）殊不知，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有时候豁出去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包括荣誉、地位、身份等等哪怕豁出性命，也属正当正常。我们的知识状况与身体状况不能得以改变的现实，产生的另一个恶果便是狼烟四起，满目所见均是一条战壕的拉帮结派，各自形成码头，打群架、互相谩骂、甚至
4、人身攻击，更有甚者，还颇使得一些人能够幸灾乐祸，说：我就喜欢看知识分子打架。却是大家同时就忘记了共同努力的方向：就是如何形成真正的良性互动，然后有效而彻底地改变我们自己当下的现实状况和现实境遇？即便是民间与官方，只要都明智，也理应朝着共同的现代性目标共同的理性化道路上形成良性互动。否则恶性前景也一样不言自明。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特别欣赏邓正来先生的胸怀和雅量：前不久，我写作的一篇题为关于当下三个知识分子文本的综合批评的文章中，特别对邓先生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进行了不能说是太客气的批评，文章在多个网站发表后，邓先生所供职的吉林大学中国理论法学研究信息网不仅收进了他们的论文集萃栏，而且还被邓先生本人
5、收进了正来学堂的正来学报2004 年第一卷第一辑，我知道后，颇为感动；后来我致函于邓先生，专门就此表示了我的敬意。邓先生回复我说：“发你的文章，判准是学术性的，没有批判也就没有了学术。 ”够了，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真心地领会到一些学术精神了的。 绕了一圈，才绕到我要正面展开批评的对象杨玉圣身上来：毋庸讳言，因为杨玉圣的似乎“树大招风”罢，也因为杨玉圣似乎在学术批评活动中颇得罪了一些人的缘3故吧？也毋庸讳言，杨玉圣先生确确实实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学术批评乃至学术共同体做出了诸多的重要贡献。如果因为杨玉圣的似乎“敏感”，就不对杨玉圣长期以来认认真真地做出的众多学术成果给予正反两方面客观的批评以及切实的批
6、判，窃以为绝无益于形成我们的种种良性互动的公共空间，更无益于我们梦寐以求的种种良性互动的可能性的形成。尽管我跟杨玉圣并不互相熟识，更谈不上有多少交往。准确说，我是从学术批评网上认识的杨玉圣，是学术批评网一直高扬着的学术程序公正的旗帜和重建知识理性的精神深深地吸引着我，从而也就很自然地我开始关注杨玉圣个人的相关学术研究、学术批评与指向以及相关的一些重大学术活动。似乎需要说明，本文的讨论范围将局限于此，超出该范围的讨论笔者在此表示没有兴趣。 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老是喜欢不服气，事情无论大小，其中当然也包括做学术，搞研究。按说不服气是好事，起码是个绝佳的内发动力，能够看出别人的不行，然后做出
7、自己真正像样的东西来。遗憾的是，我们的不服气，常常是变成不负责任的横挑鼻子竖挑眼，仅仅也就是不服气而已。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两个某名高校毕业生对杨玉圣的中国人的美国观的轻慢与嘲讽，基本便属于此列。他们的“眼界”似乎挺高，根本不去看人家书中讲的是什么研究的又是什么，在书店里面就翻了翻这本书，也不想买，只看着页页有注释，就说这是做资料还是做研究？然后就鄙夷上了。我们颇有一些这样的年轻人，心比天高，气壮如牛，动辄原创、体系，新思想、新学术，新发现、新创造殊不知，大量低级重复的劳动就是这样产生的：君不见我们有多少的理论和“体系”，实际上大都为西方理论和体系的翻版，即便不是，也是拾人牙慧，在人家的体系里头翻
8、跟斗，或者干脆就是横移挪用改头换面4稍好一点的也不过是换一种话语方式表达而已，然后就变成自己的理论“贡献”了。如果说追求真理必得研究客观的话，那些所谓的理论和“体系”从根本上说就是虚假的。 我们暂且不说古人所云“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 “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我们的知识和学术如果真的想进步，积累乃为第一要著。众所周知，我们的启蒙尽管一度被救亡所代替，但我们身上诸多的破坏性不能不说是我们少有现代性知识的积累的主要原因，这样，启蒙又该从哪里开始，又将从哪里进行并深入下去？光是那得坐多长时间的冷板凳才能得到的那么多“注释”部分，如此艰苦严肃的劳动你不敬重也罢，其将为后人的研究提供
9、上多少方便？然后你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谈发现才可以谈创造。这么简单的道理，居然也可以被歪曲？更不要说：中国人的美国观实际上涉及了一个对我们来说殊关重要而又十分切身的启蒙课题：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美国？ 美国为什么让我们如此地又恨又爱？美国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为什么始终是个谜？ 是因为美国曾经给我们太多的希望，更因为美国曾经给过我们太多的失望？ 我们研究美国，历来的动机都非常单纯，便是如何也让自己强大起来。然而，在无比强大的美国面前，中国人民的善良感情又屡屡受伤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泱泱帝国的封建主义小农经济，终于在咄咄逼人的资本主义的虎视眈眈之下摇摇欲坠，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地上的人们，无不曾
10、把热切而又隐含着期盼的目光投向西半球的那块新大陆。无论是淘金热，还是学子潮（洋务热）以及排华之后的“抵约”潮，无论是巴黎和会之前后还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后，中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愤怒，转向对美国的悲愤交加，多少年来，我们都是生存在这样一种双重的屈5辱与无边的悲情当中。不管怎样，在中国人处理与美国人的感情、交际和友谊抑或仇恨当中，确确实实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哪怕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这个深层的鸿沟仍然很难甚至不可能被逾越。问题在于，我们不能老是在怨恨和悲情的民族情感的渊薮里无法自拔。你即便是想着跟人家交朋友，也得认清朋友之所以成为朋友的条件（你只要看看我们自己当下的所谓朋友就明白了，有时条件便是第
11、一因素了），否则你就不能马上反目为仇。更重要的是，我们研究美国，肯定不仅仅是在于学习，而且更应看到我们自身的种种致命之处，而不是一而再地想采用“以夷制夷”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一个多世纪来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思想与方法基本都遭遇了失败。 中国人的美国观便是在占有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人的美国观念史的如实研究，然后客观而全面地揭示出了我们中国人面对他者之时，又是如何不肯加深认识我们本身的。比如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国人很早的时候就有着深刻的认识：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 “试举今天下环球各国而观，惟问民之无权者，其国能昌盛否？又问民之有权者，其国能衰败否？”
12、即便是一个多世纪过去至今读来仍能让人振聋发聩，我们看到：中体西用始终便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幻梦和紧箍咒。直至今日，才有等人提出“西体中用”的主张，然应者寥寥，不是吗？实际上，当年自由主义者胡适之先生即已意识到：“要有一个开明强硬的在野党做这稳健党的监督，要使今日的稳健不致变成明日的顽固，如此，然后可望有一个统一共和的中国。 ”众所周知，大几十年的党争史实是谁也不允许真正的反对党存在，一旦存在，必得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无论是哪个政党都一样。半个世纪以来的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已经非常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那么，梁启超公当年的预言就是完全正确的了？他说：“一言以蔽6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
13、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吾祝吾祷，吾讴吾思，吾惟祝祷讴思我国得如管子、商君、来客瓦士、克林威尔其人者生于今日，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 20 年 30 年乃至 50 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 ”（3）真是不幸而言中，对“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的国民性弱点，可谓洞察得透彻！然而，现在过去的时间远远不是 20 年 30 年乃至 50 年，而是整整一个百年，我们究竟又进步了多少呢？我们除了互相仇恨，我们还能心平气和地讨论些什么问题呢？如果什么都不能得以公开讨论，或者就像上个世纪最后的伟人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中国的事情不能讨论，一讨论就什么事
14、情也干不成，那么，我们又有什么资格享受自由？更早的时候，我们的先人就已认识到了（美国）“其俗不尚虚文，凡人能首创一艺足以利世，特加奖赏”（林箴语）（4）然而，即便如大思想家康有为者，却坚决以为“欧美的长处在物质精奇，即形而下之物质，中国之国粹乃德教，不可弃废。中国之巅危误在尽法欧美而尽弃国粹，犹如盲人瞎骑马、夜半临深池，不堪设想”（5）等等。殊不知欧美的信仰力量和道德力量，远在古老中国的儒学德教之上，其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仍无所不在地贯穿在欧洲精神与美国思维当中，如果没有看清这一点，怎么理解美国都会出现种种误差。尤其是用一种势利的、实用性的态度去理解，误差就会特别巨大。且不说，我们自身的“德教”
15、几千年造就出来的是一个“等级化”的身份社会，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是个非常可怕而残酷的扼杀，所谓教化的直接后果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臣为君隐，子为父隐”，安于本分，各各在螺丝钉的位置上各就各位，谁也最好别想出风头，否则就要“枪打出头鸟”，又如何可以“不尚虚文”？文化的事情头等重要， “首创一艺”乃雕虫小技乃“奇巧淫技”矣！这才是我们所以能够“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旷日持久地安居乐业的奥秘所在。时至7今日的人事制度与人才制度以及知识制度，仍然是现代化中国发展道路的最大障碍。有数据显示：美国直接或间接为军方服务的科学家就有 78 万之多，占全美科学家总数的 82%。又有数据表明，美
16、国有庞大的知识人才基数，美国人口只占世界的 1/22，却拥有世界 1/2 的硕士。 （6）那么，我们呢？ 中国人的美国观对国人的美国观念史进行了系统研究，不说其是另辟了蹊径，起码在美国学研究方面也是开了一扇非常重要的窗口，尤为重要的是：其在认识他者更在认识我们自身方面，有着种种深刻深入的全面揭示，与此同时，其还能慢慢让我们进入了一种历史哲学的视野和范畴，尤其是真正理性地认识美国如何可能的问题，更能触发我们进入更深一层的相关理论的思考。 细读过全书，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国人在阅读解释和理解美国的过程当中，由于文化的差异，由于一个多世纪以来特殊的民族命运，也由于内忧（生存环境）外患（国际语境和政治环境）的严峻，难免在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程度的误读。尤其是寄予美国的太多希望，然后带来太多的失望，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除了弱国无外交，我们自己是否也应该反省一下：当初我们寄希望于美国总统（比如威尔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更多的时候把人家也当成了我们自己的“皇帝”那样的人物？人家首要的一条是要对美国人民负责，我们又有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