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学案》与《四库全书总目》对明儒评论之比较(一)》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明儒学案》与《四库全书总目》对明儒评论之比较(一)（14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1明儒学案与四库全书总目对明 儒评论之比较(一)明儒学案（下简称学案）是黄宗羲于清初撰写的一部明代学术史专著，全书共62 卷，立学案 17 个， “寻源泝委，别统分支，秩乎有条而不紊，于叙传之后，备载语录，各记其所得力”（学案“仇兆鰲序”），评述了 200 多位明代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 四库全书总目（下简称总目）则是清乾隆后期，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产生的一部大型目录著作，全书共 200 卷，对四库全书著录的 3461 种著作和存目的 6793 种著作，每一种都撰有一个简明的提要， “叙作者之爵里，评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序录”）。 提要初稿
2、出于众人之手，但定稿均经总纂修官纪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朱珪知足斋文集“纪晓岚墓志铭”），故尔可以说基本反映了纪昀的学术思想。 学案评述过的明代思想家，凡是在当时有著作流传于世的， 提要大多也都有所评论。对比两种著作对同一思想家的评论，既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黄宗羲、纪昀二人的思想倾向和学术旨趣，也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朱明一代的思想流变和学术特点。需要说明的是，本稿所做的只是最初步的工作，即对有关资料进行简单地整理与排比，至于理论性的归纳和分析，尚待以后进行。一、对明前期各家学术之评论明朝初期，学术思想基本上是在程朱理学的笼罩之下，故当时学者，大多不出程朱2之矩矱。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倡体悟静
3、观，开明代心学之先河。1.对明前期朱学诸儒之评论明代诸儒，凡其学术渊源明确并递相传承者， 学案皆列入各派学案之中。但也有一些儒者， “或无所师承，得之于遗经者；或朋友夹持之力，不令放倒，而又不可系之朋友之下者；或当时有所兴起，而后之学者无传者”。对于这些无派可归的学者，学案统归之于诸儒学案。其中列于诸儒学案上的学者， “则国初为多，宋人规范犹在”，即都是明代前期传衍程朱之学的儒者。列于诸儒学案之首的是方孝孺，其道德文章很受人推重。 学案对方氏十分崇敬，称其“直以圣贤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关怀，朋友以文辞相尚者，必告以道，谓文不足为也”。 学案还将方氏与朱熹并举，称方氏为明代“学祖”：“持守之
4、严，刚大之气，与紫阳真相伯仲，固为有明之学祖也。 ”由于方氏是宋濂的及门弟子，故人们多谓其学出于宋氏， 学案特别指出两家不同处：“先生之学，虽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景濂氏出入于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过于二氏，而释氏尤甚。 ”总目在逊志斋集提要中，对方氏气节亦予以高度赞扬，谓“致命成仁，遂湛十族而不悔。语其气节，可谓贯金石、动天地矣。文以人重，则斯集固悬诸日月、不可磨灭之书也。 ”但对于方氏“驾轶汉唐，锐复三代”的志向，则有所批评，认为不合时宜：“然圣人之道，与时偕行。周去唐虞仅千年， 周礼一书，已不全用唐虞之法。明去周几三千年，势移事变，不知凡几，而乃与惠帝讲求六官，改制定礼。即使燕兵不
5、起，其所设施，亦未必能致太平。正不必执讲学家门户之见，曲为之讳。 ”曹端学由自得，黄宗羲之师刘宗周认为他是继方孝孺之后的又一位大儒， “方正学3而后，斯道之绝而复者，实赖有先生一人”（学案“师说曹月川端”）。 学案对于曹端的评价，则有褒有贬：一方面，历举曹氏辟佛老、化习俗之举，称扬曹氏“以力行为主，守之甚确，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于外者，盖立基于敬，体验于无欲，其言事事都于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门的大路，诚哉，所谓有本之学也”；另一方面，对于曹氏的理论有所批驳，指出曹氏不同意朱熹的理气关系说，而他自己的说法“虽为明晰，然详以理驭气，仍为二之”。 总目对于曹端之学术，则是持高度褒扬态度， 太极图说述
6、解等书提要谓：“史称其学，务躬行实践，而以静存为要。盖明代醇儒，以端及胡居仁、薛瑄为最，而端又开二人之先。是编笺释三书，皆抒所心得，大旨以朱子为归。 ”夜行烛提要谓：“明初儒学，以端为冠。 ”曹月川集提要亦谓：“明初理学，以端与薛瑄为最醇。 ”曹月川集提要虽然也谈到“端诗皆击壤集派，殊不入格，文亦质直朴素，不以章句为工”，但又指出：“然人品既已醇正，学问又复笃实，直抒所见，皆根理要，固未可绳以音律，求以藻采。 ”方孝孺、曹端之外，明代前期较有名的学者还有罗伦、章懋。 学案称罗伦“刚介绝俗，生平不作和同之语，不为软巽之行”， “与白沙称石交，白沙超悟神知，先生守宋人之途辙，学非白沙之学也，而皭然
7、尘垢之外，所见专而所守固耳”。 总目对罗氏评价与学案基本相同， 一峰集提要转述了学案语，以肯定罗氏之学术宗旨与品行，但对其个性也有所批评：“虽执义过坚，时或失于迂阔，又喜排垒先儒传注成语，少淘汰之功，或失于繁冗，然亦多心得之言，非外强中干者比也。 ”学案对章懋亦持肯定态度，称“其学墨守宋儒，本之自得，非有传授，故表里洞澈，望之厐朴，即之和厚，听其言，开心见诚，初若不甚深切，久之烛照数计，无不验也”。 总目对章氏更是赞誉备至，惟对其推崇吴与弼不以为然。 枫山语录提要谓：“其在明代，可云不愧醇儒。其学术、政治虽人人习见之理，而明白醇正，不失为儒者之言；4艺文诸条，持论亦极平允，不似讲学家动以载道为
8、词；其评骘人物，于陈献章独有微词，则懋之学主笃实，而献章或入元虚也。然献章出处之间，稍有遗议，而懋人品高洁，始终负一代重望，则笃实鲜失之明验矣。惟推尊吴与弼太过，则颇有所不可解耳。 ”枫山集提要亦云：“至其平生清节，矫矫过人，可谓耿介拔俗之操。其讲学恪守前贤，弗逾尺寸，不屑为浮夸表暴之谈。在明代诸儒，尤为醇实。 ”庄昶、张元祯亦有名于时。关于庄昶， 学案谓其“以无言自得为宗，受用于浴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鸢飞鱼跃之机，略见源头，打成一片”，宗旨与陈献章相合，但又批评庄氏“功未入细，受用太早”，比不得陈献章“一本万殊之间，煞是仔细”。 学案称庄氏“形容道理，多见之诗，白沙所谓百炼不如庄定山也”。
9、钱谦益曾批评庄氏“多用道语入诗”， 学案讥讽钱氏“是不知定山，其自谓知白沙，亦未必也”。 总目对庄氏评价不高， 庄定山集提要谓“惟癖于讲学，故其文多阐太极图之义，其诗亦全作击壤集之体，又颇为世所嗤点”；同时又肯定庄诗亦有可观处， “盖其学以主静为宗，故息虑澄观，天机偶到，往往妙合自然，不可以文章格律论，要亦文章之一种”。张元祯笃好濂、洛、关、闽之书，曾建议以太极图说、 西铭等书于经筵进讲。 学案称赞张氏“卓然以斯道自任，一禀前人成法”，特别欣赏其“是心也，即理也”等言，认为已发阳明心学之蕴， “则于此时言学，心理为二、动静交至者，别出一头地矣”。 总目对张氏则持否定态度， 东白集提要云：“元祯
10、以讲学为事，其在讲筵，请增讲太极图、 西铭、 通书。夫帝王之学，与儒者异，讵可舍治乱兴亡之戒，而谈理气之本原。史称后辈姗笑其迂阔，殆非无因。其诗文朴遬无华，亦刻意摹拟宋儒，得其形似也。 ”此外，还有陈真晟、张吉、蔡清等。 学案对陈氏评价较高，谓陈真晟之学“于康斋5（吴与弼）为近，于白沙（陈献章）差远”，并称赞陈氏“务为圣贤践履之学”，认为张元祯赞许陈氏“自程、朱以来，惟先生得其真”之言， “亦定论也”。 总目对于陈氏则颇多批评， 陈剩夫集提要指出，陈氏“谓宋元两朝皆以不用程朱之学，故上干天怒，夺其命以与明，持论颇僻；又题玉堂赏花集后，诋其执政，谓不赏其程朱纂要，而群聚赏花，后世不免谓之俗相，尤
11、为偏激。林雍作真晟行实，称其既无所遇，每四顾彷徨，不能自释，亦异乎寻孔颜之乐者矣”。对于张吉， 学案谓其为学与陈献章“不契”， “终以象山为禅，作陆学订疑，盖居业录之余论也”。此言暗寓批评之意，因为学案对于胡居仁居业录批评陈献章和禅学是不以为然的。 总目则因张吉不受当时流行的学术与文学观念影响，而对其加以赞许。 古城集提要云：“明至正德初年，姚江（王守仁）之说兴，而学问一变；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之说兴，而文章亦一变。吉当其时，犹兢守先民矩矱，高明不及王守仁，而笃实则胜之；才雄学富不及李梦阳、何景明，而平正通达则胜之。 ”对于蔡清， 学案谓其“平生精力，尽用之易、 四书蒙引，蚕丝牛毛不
12、足喻其细也，盖从训诂而窥见大体”，又谓“其释经书，至今人奉之如金科玉律，此犹无与于学问之事者也”；学案提到蔡氏“极重白沙，而以新学小生自处”，但又指出蔡氏“恐亦未能真知白沙也”。对蔡氏之学实有所不满。 总目对蔡氏则多所肯定。 虚斋集提要谓：“清学以穷理为主，笃守朱子之说。然其易经蒙引，于朱子之解，意有未安者，亦多所驳正，不为苟合。是其识解通达，与诸儒之党同伐异者有殊。故其文章亦淳厚朴直，言皆有物，虽不以藻采见长，而布帛菽粟之言，殊非雕文刻镂者所可几也。 ”2.对崇仁、白沙学派之评论吴与弼与薛瑄是明代前期的两位开宗立派的著名理学家，两人分别开创了“崇仁6之学”与“河东之学”。论出生年份，薛瑄要稍
13、早于吴与弼，但黄宗羲却是以崇仁学案居首， 河东学案次之，这反映了他尊吴贬薛的学术倾向。刘宗周对吴与弼就极力推尊，谓其“独得圣贤之心精”， “薛文清（瑄）多困于流俗，陈白沙（献章）犹激于声名，惟先生醇乎醇”（学案“师说吴康斋与弼”）。黄宗羲对于吴氏的看法，基本上是秉承师说，谓其“上无所传，而闻道最早，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出入作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谓敬义夹持，诚明两进者也”。对于世人诟病吴氏之语，黄宗羲一概为之辩解。如吴与弼曾为权臣石亨跋族谱，自称“门下士”，颇受时人诟病，黄宗羲认为吴氏若“不称门下”， “必不能善归”，此举不过是保全性命。从康斋文集提要看， 总目虽然也指出：“与
14、弼之学，实能兼采朱、陆之长，而刻苦自立。其及门弟子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遂开白沙之宗；胡居仁得其笃志力行，遂启余干之学。有明一代，两派递传，皆自与弼倡之，其功未可以尽没。 ”但在总体倾向上，对吴与弼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他“急于行道，躁于求名”， “出处之间，物论颇有异同”。吴氏日录屡记梦见文王、孔子、朱子，甚至记其妻亦曾梦见孔子， 总目对此予以讥刺：“无乃其妻戏侮弄之，而与弼不觉欤！观其称随处惟圣人难学，又称一味学圣人，克其不似圣人者，其高自位置，真可谓久假而不归，乌知其非有也。 ”吴与弼的弟子中，名声最著者为陈献章、胡居仁与娄谅。陈献章另开白沙学派，胡居仁则基本恪守师训。 学案对胡氏之品行盛加
15、褒誉，称其“奋志圣贤之学”， “一生得力于敬，故其持守可观”。但学案又引述周翠渠（瑛）之言，暗示胡氏之学虽得正路，但尚未“跻乎远大”， “若深造而未艾”。对于胡氏讥议陈献章为禅， 学案颇不以为然，认为胡氏所谓“静中之涵养”，实即陈献章所谓“静中养出端倪”，二人实属7“同门冥契”。 总目虽不满于吴与弼，但对胡居仁却褒崇有加。 易象钞提要云：“居仁之学，虽出于吴与弼，而笃实则远过其师。故在明代，与曹端、薛瑄俱号醇儒。所著居业录，至今称道学正宗，其说易亦简明确切，不涉支离元渺之谈。 ”胡文敬公集提要云：“居仁本从吴与弼游，而醇正笃实，乃过其师远甚。其学以治心养性为本，以经世宰物为用，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史称薛瑄之后，惟居仁一人而已。 ”总目对学案认为胡居仁与陈献章“同门冥契”的说法更是明确表示反对， 居业录提要云：“居仁与陈献章皆出吴与弼之门。与弼之学，介乎朱、陆之间，二人各得其所近。献章上继金溪（陆九渊），下启姚江（王守仁）；居仁则恪守新安（朱熹），不逾尺寸。故以敬名其斋。而是书之中，辨献章之近禅，不啻再三。盖其人品端谨，学问笃实，与河津薛瑄相类，而是书亦与瑄读书录并为学者所推。黄宗羲明儒学案乃谓其主言静中之涵养，与献章之静中养出端倪，同门冥契，特牵引附合之言，非笃论也。 ”相比而言，娄谅、魏校在学术上对师说变化稍大， 崇仁学案小序指出：“其相传一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