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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朦胧诗群与朦胧诗人第二代诗群（朦胧诗群）是指“文化大革命”后期崛起直到 80 年代中期的那些诗人群。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是黄翔、食指（郭路生） 、芒克、北岛、江河、多多、杨炼、顾城、严力、舒婷等。这是在历史断裂后的文化荒漠和失血、失语的诗歌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一群，沉重的历史重负、深重的民族灾难、日益枯竭的汉语诗境及诗人的生命感受力，还有对黑暗历史和专制文化的怀疑及憎恶，迫使他们成为“迷惘的一代”人中“思索的一群” 。建国后突然断裂的诗歌传统，在他们身上得以复苏。当文革结束，国门打开，这群诗人受到台湾诗歌及西方纷繁复杂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文学流派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本世纪滥殇于整个西方文学界的象征
2、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立体主义、意象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唯美主义、存在主义、形式主义、新浪漫主义、荒诞主义、未来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 。的确，他们的诗歌为僵死而沉闷的汉语诗歌带来了强烈而持久的冲击，但也应认识到，他们的思考还仅仅局限于现象与表层上面，他们与前辈（第一代诗群）相比只是具有量上的区别而并末形成本质意义上的超越。这场新的文学运动（或文化思潮）给汉语诗歌带来的变革，与其说是体现在用诗歌所建构的宏大而深刻的精神内涵上，不如说是更多地体现在第二代诗群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表现手法的进一步吸纳、借鉴、运用上面。那些无视诗歌精神性而盲目地注重诗歌现象，并为之迷惑的诗歌理论家们赶忙
3、轻率地将之称为朦胧诗（这种诗歌现象学意义而非诗歌本质特征意义上的命名，如此肤浅然而却几乎作为一种权威的定论，一直广泛地被传播和沿用，并且，它无言地消解着和拒绝了真正学术性的研究，这难道不是诗歌理论的“失语”吗？） 。新的诗歌技巧带来了新的美学风格，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我至今仍然记得当年这些建立在“个体言说”和“集体言说”语境中的个人（民族）英雄主义的诗歌为当代诗坛带来的巨大震撼！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诗歌的荒原状态和文化的真空时代似乎被彻底摧毁了。人的尊严、生命的意义、个体生命的价值似乎得到了承认和体现，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似乎得到了复苏和延续一个时代的沉默，正义、良心通过北岛们那混合
4、着西西弗斯精神与夸父情结的愤怒的英雄主义和声对一个时而麻木、时而疯狂、时而沉默、时而喧嚣、时而柔弱、时而暴虐的古老民族进行了初次的启蒙和精神洗礼。这一代诗人的诗歌精神，即诗歌的精神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对作为个体的人的非人处境、民族与个人的命运、遭遇、内心的苦难历程以及良心、正义等“集体性语境”进行了多向度的体验和深刻反思，如黄翔、食指、北岛、多多、芒克等诗人的诗歌中一再强化的对整个价值体系的怀疑，对真理、正义、良心、道德及美的价值的追求、恐惧，对人生及个人命运、民族命运的沉思，对生命价值的肯定；二是在这些诗人作品里所透射出来的对一个荒谬的时代及一种专制制度的批判
5、的勇气。如北岛的回答 、结局或开始致遇罗克 、 一切 ；江河的星星变奏曲 、 让我们一起走吧 ；食指的愤怒 、 疯狗 、 命运 、 归宿等；顾城的一代人 ；舒婷的这也是一切 ；骆耕野的不满等等。遗憾的是在整个“朦胧诗”的后期，许多具有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诗人纷纷转向于一种虚幻的“寻根诗歌”及“民族史诗”的写作，如杨炼的诺日朗 、大雁塔 、 自在者说 、 与死亡对称等等。这些趋向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认同的诗歌，从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第二代诗群思考和批判的光芒。总的说来，第二代诗群继承与发展了第一代诗歌某些优良的传统，无论是他们那些建立在“个体语境”中的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还是他们建立在“集体语境
6、”中的对民族命运的反思和对社会的批判，都对社会的进步、思想的解放、个性的复苏，以及诗歌自身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契机。在诗艺上，他们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广泛地吸收、消化欧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诗歌技巧和表现手法，并将之与中国传统的诗歌美学理想很好地融合，创作出对当代诗歌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的作品。然而，也许因为反抗的紧迫性与批判的必要性，使他们无暇也无法对诗歌本身进行本体性的思考与实验。第二代诗群的崛起仅仅表现为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复苏，还不是诗歌本体意识的复苏。诗歌对于他们，还仅仅是弘扬某种思想和精神的工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代诗群的成功，更多地表现为政治上的成功，而不是诗歌
7、本身的成功。即使从他们整个作品的精神向度来分析，他们的诗歌在其所涵摄的精神性因素方面，也还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盲目性及无根性。总的说来，他们的反抗和思考缺乏最高审判意义和终极价值维度。换言之，他们的诗歌作品的精神是建立在对社会型态和政治型态基础上的社会政治批判，而不是建立在人类视域上的对整个历史、现实、文化、存在等终极价值意义的追问和历史文化批判。因此，从人类共通的最高价值维度来判断他们的诗歌的精神向度，会发现这些诗歌仅能达到表达个体生命生存状况的“个体生命言说”和表现民族生存命运的“集体生存言说” ，而无法上升到具有永恒意义与具有历史深度和文化高度意义上的“人类整体诗性言说” 。第二代汉语诗歌在其人文精神向度方面的缺陷，注定了这一代诗人的悲剧性体验，同时也注定了他们仅是整个汉语诗歌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中间过渡性环节。在诗歌精神方面如此，在诗艺方面，虽做了一些对诗歌传统的恢复和有益的探索，但仍远未达到完整的文化诗歌本体意义上的成功，这种情况，只有期待第三代（先锋）诗群的出现，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