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交互视野中的比较新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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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媒介交互视野中的比较新闻学研究媒介交互视野中的比较新闻学研究摘要：现代新闻学比较研究在我国学界开展得比较晚，关注的焦点在于中西方新闻学理论 与方法比较。进入新世纪之后，学者们开始转向中日、中欧等相关国家与地区新闻传播的 比较研究。如果从媒介交互视野中考证比较新闻学，在中国可追溯到孔子编撰的春秋 ， 并在历代王朝的媒介中交互相传。到了晚清时代，随着西方报刊媒介传入中国，中外媒介 产生剧烈交互，激发了中国资产阶级办报高潮，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民主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年，中国媒介深受苏联媒介思想影响，直到中苏外交关系破裂而止。改革开 放后，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出现了新的语境，媒介的学习与互补进入到

2、了新的交互阶段。中 俄“比较新闻学”应运而生，弥补了比较新闻学学科建设中的一个缺憾。 中俄现代新闻理 论比较中许多新论新说，丰富了媒介交互视野下的比较新闻学理论。关键词：比较新闻学；媒介交互；中俄新闻理论；比较研究一2011 年年末，有幸获赠张举玺教授新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中俄现 代新闻理论比较论著，由此引发了笔者对比较新闻学的关注。中国的新闻史原本就是在古今历时性比较中发展起来的。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现代 西方新闻学传入我国后，比较新闻学在中西新闻之间共时性比较研究，即空间性、地域性 比较研究中得到迅速发展。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新闻学又同从西方引进的传播学相交互，嬗

3、变成一门中国式 的一级学科新闻与传播学，被列入权威的高等教育部门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在依 法管理的思维模式下，这个一级学科下辖着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并在森严的级 别观念管制下，开始报考、招生、设课、划分专业，同时进行着教育部门严格规定的学科、 专业建设。但是，却很少有人去下苦功夫、仔细认真地对学科专业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从媒介交互的观点来看，多种媒介之间自古就存在着社会人文交互关系。有事实上的 交互关系，就有理论上的比较研究。做了比较理论研究，当然会更深刻地认识到事物之间 客观存在的交互关系。比如，孔子编辑成书的“春秋”经，即鲁国的“年度新闻报道” ，与 五百多年后左丘明等人结撰成

4、书的“春秋”传，即“深度新闻特写及历史背景解说”两相 比较，一个是新闻媒介，一个是史传媒介。后人又把“经”和“传”合编成一部完整的 春秋 。黄侃手批的白文十三经本子，代表一种相对完整的经传载体传播下来，被后 人尊为孔孟传统儒学的六大经典之一，它俨然成为新闻学理论的渊薮，是流传至今的新闻 大河的源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较早提出比较新闻学研究这一课题的是童兵先生的比较新闻学 论纲 。他特别强调新闻学研究的比较方法，历时性比较和共时性比较，即时间比较和空间 比较。童先生的老师方汉奇大师专门致力于中国新闻史，当然对历时性比较方法掌握得精 细独到，厘清了许多我国新闻史上的因变关系。童先生自己则在教学之余

5、，致力于中西方 新闻学理的共时性比较与空间性比较，2002 年出版的比较新闻传播学是他这方面的突 出成果。其他论著，有张威的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 （南方日报社出版社，2003 年 出版） 。最近十多年，郭庆光、陈力丹等不少学者注意了中日新闻传播的比较研究和中欧特 别是中国与东欧、西亚一些国家的新闻比较研究，而对中俄新闻比较研究，人们似乎还无 暇光顾。此时，张举玺教授从俄罗斯学成归国，一连数年，致力于中俄新闻比较研究，他 带领他的团队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 科技创新人才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等，一个课题接着一个课题研究，成果出 了好几部。最早

6、把春秋看做新闻媒介的是北宋的学者型宰相王安石。他用比较的眼光来看 春秋 ，觉得这个“经”远不如宋时的“朝报”编得系统。信息量太小，且不连贯，缺乏 整体思路，于是，便骂其为“断烂朝报” 。 “朝报”虽然“断”而又“烂” ，但毕竟是“报” 。 “报”是经过编辑者对讯息审查、辨析、删削、挑选、判定、编序构成整体的新闻版面。 宋代的报，不论是“官家朝报”还是“市井小报” ，已经都是新闻纸了，以“newspaper” 称之，相当合适。大量出版的报纸，当然是一种可用舟车运输向远处传播的新闻媒介了。在公元前的春秋时代，不仅周王朝的宫廷有记录新闻大事的“春秋” ，诸侯百国也有记 录公侯伯爵大事的“百国春秋”

7、，相当于周天子的中央新闻以下各地诸侯的新闻记录。这些 新闻或以竹本、或以甲骨、或以金石为载体，都是“版”或“片”的形式，粗重体大，难 存放，难查阅，更难搬运。少数刻写于石版，铸字在青铜器皿，虽可长期保存阅读，但更 难运输传播。聪明智慧的人就想办法，分别把那些记录大事的竹木版子，编连起来，既防 止散乱，也好查阅。由孔子编辑串联而流传下来的那套时事记录，就是鲁国的“春秋” 。 “周春秋”虽然是周天子宫廷的新闻记录，但因没有经过编辑，或编辑得不好，散失了； 或保存不得法，没能传播于后世。只是在墨子等百家子书中留下了一些片段资料。如墨子所载：“周宣王杀其 臣杜伯而不辜（以为罪） 。杜伯日：吾君杀我而不

8、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者而 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 三年后，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者数 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 中心折脊，殪车中。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 。 ”这样 的新闻作品，显然是借神鬼来评论周宣王滥杀无辜臣民，用来“赏贤” 、 “罚暴” ，监督天子， 意在批评。这种事， “燕春秋”也有类似的记载，目的是让为君父者，对臣下多做“教” 、 “儆”之仁，对杀人的事要“戒之慎之！凡杀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诛，若此之憎邀 （局促不安、隐秘地、迅速地受到报应作者注）也” 。墨子认为，对

9、天子君侯王公们滥 杀无辜而不罪己者，就应将其暴行恶德“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以示批评和儆戒。想 来，当时的“周春秋”与其他的“百国春秋”之间本来就存在互补互动、交流监督和学习 仿效的交互关系。从这些片段资料中，可以看出， “周春秋”中不仅有周王朝的新闻记录， 而且还有一些监督周天子的新闻评论。 “鲁春秋”中却很少看到相对于事件记录的新 闻评论，这个或许是孔子编辑删选鲁国宫室时事记录时，有意把新闻评论删掉，而代之以 自己的褒贬加工了。不管怎样，至少可以看出一点，在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的春秋时代， 即使还十分简陋的新闻媒体之间，已经存在着相交流、互参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 生互动关系了。正是这

10、个传统，使得早在唐代的孙樵就把他发现的那份开元杂报拿来， 同唐玄宗宫中藏的开元录对照比较研究，得出了“报”与“录”的区别在于：报是经 过删选摘要而整理编辑出来的媒体，录则仅仅是巨细混杂、随时记录下来的一堆原始材料。 可惜还不知道开元杂报是当时的什么人物编辑并传播到襄阳地方的。尽管这个报还有 点杂，但毕竟算是“报”了。宋代的王安石把孔子编辑的“断烂朝报”拿来，同当时朝廷 枢密院编辑的官府邸报以及社会上传播的“市井小报”对照比较研究，说明古代这些新闻 记录与新闻媒体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交互关系，需要编辑在处理那些新闻材料时，认真 辨别真假是非，并且判断其善恶得失，是否可以传播，能否给人提供某种理性

11、认知和思想 启发。到了晚清，西方报刊媒介传入中国后，新闻媒介更是交互相传，开始在东西方两个世 界对话交流。虽然这是极不对称的交流，但即使如此，近代中国的传播学人，也有分析比 较，并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开悟。在 18 世纪末，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商人支撑并伴随着他们的 传教士来到闭门锁国的东方封建王朝开拓殖民事业，中国却在慌恐、抵制与被迫适应中， 随机而变，凭着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基因，与西方碰撞、相交，乃至于互学互动，双向 “模因” 。在新旧嬗变中，中国的新闻媒介进入一个日新月异的变革发展过程。这个过程， 显然一方面是“模因”式的继承发展；另一方面是“变异”式的改造创新。二19 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文化人特

12、别是新闻编辑者自主、自觉创造中国式新闻媒介的发轫 期。西方的商船和十字架进入中国并不能使殖民者满足，他们竟然霸道地用鸦片和炮弹打 开中国的大门，伴随而来的则是他们拼命地创办报刊等出版媒介，开拓中国的文化舆论市 场。传教士，也不再像早期那样以来华传布圣经教义与相关科学知识为主要目的，而是大 力办报、印发书刊，制造侵华的新闻舆论和文化理据了。作为美国私商和传教士的伍德在 其创办的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创刊号发刊辞中就说：“我们非常需要传播媒介，以传 达别人无意谈论的意见和政策。 ”早期的英国传教士这时也大都热心于以报刊媒介搜集情报、 谋取商业和军事利益，制造侵华舆论。中国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西方报刊媒介

13、的侵略意图，兴起了反抗和维新的思潮。林则 徐奉命初到广州禁烟时，就发现西方人在中国大多不看朝廷京报 ，而是利用他们办的报 刊“将广东事传到该国，将该国事传到广东” ，具有强大的国际交互传播功能，比起京报 只能“从上延传于下官”的影响力要大得多。而且发现“夷人刊印之新闻纸” “其中颇多妄 语，不能据以为真” ，只可“藉以采访夷情” ， “知其虚实” 。他指示手下官员“辗转购得新 闻纸，密为译出” ，并汇编起来，一面上报朝廷，一面“制取准备之方” ，以“反制于夷” 。 当然，反制与模仿一样，也是一种交互。当时西方人在华办的报刊，有许多聘用华人编辑或主笔，学习使用汉字写作，模仿中 式版面编排，也采用

14、类似京报的样子， “首论说，次上谕，或宫门钞，次为各省各埠要 闻，末为本埠新闻” ，以此来适应中国读者的习惯，扩大对华人的影响。但在内容上，王韬 早就发现，外报“其所言论，往往抑中而扬外，甚至黑白颠倒，是非倒置” （上方照轩军 门书 ）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给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中则直言不讳：“只要控制 了中国的主要报纸和主要杂志 ，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脊梁骨。 ”王韬作为 晚清改新派思想家和报刊政论家，既受到西方文化媒介影响，熟练掌握了西方报刊的编辑 专业和出版经营方式，又深受中国传统塾师的儒学教育，秉承中华文化的历史基因。他愤 于西方文化在与中国文化交流互动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平

15、等状态，而走上“经世致用”的 报刊媒介改革道路。1870 年，他与报刊界老友黄胜合伙买下英国商人在香港办的“英华书 院印刷所” ，成立“中华印务总局” ，独立经营出版业，并创办了一份以两面印刷的白报纸 发行为主、以士林纸印刷广告为副的循环日报 ，与外国人办的报刊展开文化竞争。除了 商情、广告、新闻（包括“京报选录” 、 “羊城新闻” 、 “中外新闻” ）等栏目外，王韬还亲自 为报纸撰写论说、野史、掌故等。每月还出版一册中国传统线装书式的“月报” ，汇编日报 的要闻与评论，单独发行。在中外比较新闻的理论研究与报刊媒介实践中，王韬得出了一个中国特色的独创性结 论“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 ，主张“变古通今”的新闻改革。他出版的许多论著中，一 面鼓吹学习西方的先进东西，一面倡言变旧法立新宪，抵御外侮，反对任人宰割，主张制 造炮舰，开办工业，兴商、富民、强国、同西方进行商战，并对于清末的洋务运动提出了 应有的批评，要求革除封建制度留下的官僚陋习和贪腐积弊，着力培养新兴人才，等等。 这些都成为康、梁维新变法思想的舆论先声。在文章写作上，也为后来梁启超的“报章文 体”开了先河。应当说，从王韬开始，中国人懂得了独立自主创造媒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懂得了只有自主地拿起自造的得心应手的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