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过渡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10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过渡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过渡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过渡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1作者：王逸舟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 4 期【内容提要】 作者在概括了世纪之交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现况、追溯其历史进程及其不同阶段的同时，着重探究这门学科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认为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 90 年代后期尤其培育出一大批有潜质的中青年学者，预示着一种方兴未艾的可喜势头，并分析了现阶段研究承上启下的特点，指出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任重道远。【关键词】 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阶段；特质与约束条件中国正在和平崛起。这是一个占世界 1/5 人口的国家发生的具有全球重大意义
2、的现象。与之相伴随、相适应的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昌盛势头。这是一个正在开垦的处女地，是一个吸引了越来越多有抱负的年轻学子的学科。本文所要介绍和探讨的是最近 10 年（1995-2005 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包括这一方兴未艾学科内部的各种流派、代表人物及其特点、承上启下的特征以及存在的缺失。它将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现况。一 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历史沿革笔者在下文简要探讨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不同阶段、当前阶段的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成长历程，至今仍然没有充分的讨论，更谈不上成熟的阶段划分意见。以下 5 个阶段划分仅仅代表笔者个人的看法： 第一阶段（1949
3、 年以前），零星探讨、缓慢萌芽的时期。根据石磊的看法，“建国以前，中国的仁人志士、爱国的学者，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出于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心，十分重视对国际关系的观察和研究。当时研究的重点是列强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东方的侵略和中外关系领域，并出版了一些专著和资料汇编。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杂志之一东方杂志设有专门的国际外交栏目。另外还有一些以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杂志，如国文周报、世界知识等”。他还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也十分重视国际关系研究。向导、群众、解放日报、解放周刊、新华日报等一些党的报刊发表了大量国际问题社论、专论和文章。抗日战争时期还成立了“时事问题研究会”，出版了
4、一批有关抗战的国内外形势丛书，国民党统治区对国际问题特别是对东方国际关系的研究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2李石生也指出，“解放前后上海世界知识社就有一些学者研究国际问题，如金仲华、钱俊瑞、冯宾符和刘思慕等。他们成立了国际关系学会，还出版了战后国际新形势、论美苏关系、国际问题研究法等论著”。3通过检索与查阅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相关资料，我们发现，1949 年以前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见。它们中不乏国际政治教材、国际问题专著，亦有编译与翻译作品以及与外交部相关的各种资料、报告等，还有国际问题的论文集、关于国际问题研究方法的书籍以及年度形势分析系列。4然而，总体来看，这一阶段仍然处于一个比较散乱、零
5、星的状态：缺乏整合的机构，没有统一的规划，研究水平比较低下，教学工作和招收学生具有“零打碎敲”的特征，有关学科概念和方法论的探讨很少，基本谈不上与外国同行的交流对话。不难理解，这种局面与那时中国国家整体的虚弱、分裂状态是相一致的，也与中国整个的新闻媒体、教育事业和研究事业的低发展相吻合。第二阶段（1949-1963 年），学科建设的初期。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给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事业发展奠定了一个里程碑。从那时起，中国的各项文教事业才真正起步，一个独立国家的外交及国际问题才开始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和学生的培养方案。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促使领导人创建一些国际问题的研究和教学机构，最典型的莫
6、过于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人民大学下属外交学系的组建和后来的扩展。到 1955 年，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系单独编制建院，成立了外交学院，主要培养外事人才并进行相关研究。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第一块基石。建国初期的中国国际问题教学和研究事业与那一时期中国外交及政治体制的“一边倒”政策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苏联模式成为中国的榜样，成为中国学科建设的教科书导向。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一方面“侧重于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特别是旨在揭露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战争政策”；另一方面，则“介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一些国家无产阶级
7、革命斗争的形势，研究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发展和对中国的态度，研究如何有针对性地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和联络工作”。5除了那些介绍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成就的大量宣传性读物外，中国有关人员的研究成果的形式主要是为中央决策和职能部门提供内部资料和调研报告，公开发表的论文很少，独立研究的著作是不被允许、也不可能出版的。也就是说，当时的国际问题研究主要是对策研究，确切地讲是注释性、追踪性报告或建议。不论机构设置或研究主题乃至思维方式，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及教学都受到苏联的深刻影响。第三阶段（1963-1978 年），极“左”思潮主导的时期。这一阶段实际上是第二阶段的延续，二者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惟一大的不同是最高领
8、导层对国际问题教学和研究的重视以及相应在制度建设及经费拨付方面的强化。显而易见，“苏联变质”、中苏分裂乃至对抗的格局使中国领导人感受到“反修、防修”的急迫性和在世界范围重新谋划战略格局的必要性。因此，除一些重大政策性调整之外，年轻人的培养和相应的对策分析得到了更大的重视。1963 年，由中央外事工作小组撰写的、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的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6出台。根据其精神，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设立国际政治系，并陆续建立了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包括中央一些部委下属的各类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下属的一些国际问题研究所等。7这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过程：一方面，这些院
9、、系、研究所在后来的长期发展中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教学和研究的“重镇”，均不同程度地朝专业化方向迈开了步伐，比如发展出若干研究方案及教科书，设置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培养了一大批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支撑中国教育事业和研究工作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及教学加强了“革命的氛围”，同时大力批判“苏修美帝”，援助发展中世界，在国别研究与专题研究和教学中也增加了对世界经济发展史、第三世界问题、资本主义总危机等课题的探索，出了一大批成果。8该时期国际关系研究的革命语言与反帝语言成为话语中的主基调。当时的热点议题反映了这一特点，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主要研究议题是“拉丁
10、美洲土地改革与土地制度”，“各国反帝反封建斗争”，“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等。9可以说，虽然中苏在政治上分裂了，国家间关系处于紧张对峙状态，但在思想脉络上中国与苏联仍然处于“光谱”的同一端，教学、研究及思想方式如出一辙。总体上观察，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在缓慢成长，但未脱离苏联的影子和路数。第四阶段（1978 年-20 世纪 90 年代初），大力借鉴欧美经验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政治的重大变化，中国国际关系学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改革开放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出现了 1949 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向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开放学习的过程，这也大大推动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新的面向”（即面向现代化
11、、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各项事业的兴旺。首先，研究和教学力量不断壮大，超越了传统的重心（即以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世界为中心）。外交部系统、安全部系统、军队系统、高等院校系统、社科院系统以及新华社系统都逐渐发展出自己的国际问题研究力量；除北京、上海和南京等理论研究的“中心基地”外，东北、西北、华南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结合本区域的地理、需求和对外交往特点，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国际研究方向及特色。其次，从原先简单化的“政策注释”的局面，逐渐发展成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注并重的形势。在这一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努力了解、借鉴国外经验，开始赞扬性而非批判性地引进欧美发达国家同行的成果，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引
12、进和学习浪潮”。最后，出现了一大批国际问题方面的专业刊物，如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研究、美国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国际观察等等，为学者和教师提供了发表自己见解和展开批评的园地。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具活力和新鲜感的时期，同样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放眼看世界、竭力向发达国家（主要是欧美）靠拢的阶段，它与毛泽东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完全不同的导向，“革命”、“造反”和“推翻旧秩序”的精神被“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的号召所取代。直至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之前，10这一阶段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充满了改良主义的浪漫色彩和对西方世界的简单模仿。实事求是地
13、讲，在这一时期尽管学习、借鉴的热情不断高涨，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并没有沉下心来研讨外国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更多的是注意和讨论一些带有政治变革意涵的思潮和观念（如“新权威主义”、“政治多元主义和现代化理论”以及各种社会变迁学说），与此同时缺少自主意识和创造精神。应当说，这种局面的形成既有政治体制和社会气氛方面的原因，也是学术界自身的各种不成熟冲动所致，它与“文化大革命”后年代的拨乱反正多少有些关系，体现出中国学术精神生活在经历了长期的压抑之后的一种自我释放和矫枉过正。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一阶段中国国际关系学有了大的进步和扩展，代表着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史上里程碑般的新起点。第五阶段（冷战结束至今），
14、世纪转换、世代交接的时期。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 10 余年既是中国国际关系学适应全球化加速和冷战终结之大背景的时期，是中国学者的批判意识和自主意识得到不断加强的时期，是知识更迭、新人辈出、学派流派涌现的时期，也是新矛盾和新问题层出不穷、发展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一个时期。苏联的解体和传统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包括前苏东地区转型过程的复杂艰难），两极格局的结束和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称霸，全球化过程的加速和各种反全球化抗议的兴起以及生态危机的深化、能源争夺的加剧、地区冲突的不断、核扩散阴影的扩大、宗教及种族间隔阂的加深与恐怖主义的猖獗等问题的显现都给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新的信息和警醒。中国学者和
15、媒体在探讨多极化和美国称霸时代的特殊发展路径，同时也在反思 20 世纪 80 年代一度有过的简单化改革思路。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中国人更多地走向世界，中国学术界自然也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领域。伴随着中国与世界的更大互动，相关学科建设兴盛，更多年轻人对国际问题的兴趣增加，越来越多的大学增设了国际关系和外交方面的专业及课程乃至国际关系院系，越来越多的报刊和电视广播增设了国际问题专栏、频道和日常报道，外交、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方面的研究和教学越来越像是一门“显学”。在这一时期，引进外国同行作品的速度更快，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流行的很多国际关系和外交学方面的著作很快有了中译本，如亨廷顿
16、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和我们是谁？）、布热津斯基的著作（大失败和大棋局）以及基辛格的著作（大外交）等；中国学者自己创作的作品更是难以计数，也更容易出版发行，单从数量上看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不仅一般综合性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国际政治（或叫“国际关系”）的院系所，连一些传统的理工科院校也成立了国际关系方向的教学研究单位（如清华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的政治行政与国际关系学院），并且逐年增加这类招生的比例和数量；在改革开放初期最早的那批学术领导人逐渐淡出、中生代带头人仍相当活跃的同时，一大批中青年骨干迅速崛起并占据了各个新兴分支领域和次一级学科的重要位置或拥有了日益上升的发言权。他们有幸处在中国和平崛起的特殊时期，均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主张把理论与中国现实做更紧密的结合，专业和外语水平都不错。虽然目前来说他们仍有一些弱点，包括横向纵向位置的变动和思想理论的不成熟特性，其未来也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但这批青年学者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