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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理师专学报1”5年第3期唐代市场的演变发展及其影响凡丽市场,作为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一旦形成以后,就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发挥商品流通的作用。在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成熟、衰亡的历史演变进程中,市场因素的性质和作用相应地具有不同的特点.唐代,不仅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鼎盛时期,而且是封建生产关系走向成熟的特定时期,选择此时期市场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将具有特殊的意义.唐前期的市场,实行的是以坊市制为主体的商业交换形式.工商贸易活动只能限制在政府规定的市内,并且有时间的限制。在市内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对货物的质量、价格、交易是否公平,都要检查,如果买卖奴脾,还要公验立券。每日
2、中午开市,日落以前闭市。政府只在京城和各州、县治所在之地设立市场。即“诸非州县之处,不得置市.”京城的市,由太府寺直接掌管,地方州县之市,由地方政府管理,贸易聚散时限,一同京市.长安、洛阳两京,都在指定的区域内设市,每市占地两坊,呈方形.四周临街之处圈以高墙,各设二门以供出入。这种商业交换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经济起到一定稳定和维护的作用.首先,坊市制的商业形态适应了唐政府推行均田制度的需要.均田制是唐政府对于农业发展而采取的政策,对统治集团来说,其作用是保证国家对劳动力的直接控制.但是,均田制下的农民,负担沉重,迫使不少劳动力离开土地,而经商又是其重要出路之一因此,对商业的严格控制就成为必要。坊
3、市制市场在空间、时间以及流通的内容和规模等方面,都处在封建政府的直接而严格控制之下,商业活动保持在国家所允许的限度以内,因而在流通领域中保证了国家对劳动力的控制,达到维护封建生产关系下的基本生产编组的目的。其次,坊市制商业形态有助于封建国家经济职能的实现.在均田制下,国家赋税收入,主要是粮食和布帛。这些物质集中到市场以后,除去必要的用度,余物都放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或朝廷所需的其他物资.国家的这一经济职责,由 太府寺所属的平准署执行,在这种流通中,坊市制市场是主要的渠道。国家的经济职能,还表现在平抑物价,济荒救灾等活动上。这一类所谓“平准”、“常平”的经济活动,多以商业手段推行,坊市制在这中
4、间发挥了重要的功用,必然有助于国家经济职能的实现。第三,坊市制市场体系,在唐代建国以来的百 余年间,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使得菌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达到很高水平,从而为盛唐社会的形成,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商业繁荣植根于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生产力的深入发展。它本身,又是盛唐经济文化发达的表现.坊市制市场于此发展到了顶峰。坊市制市场一度适应了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因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商业流通形式。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封闭式的坊市制度却又成了商业发展的侄桔,必然要被突破,被产生的新的更为开放的商业体制所取代.从唐代中期以后,坊市制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开始崩溃。首先,工
5、商贸易活动不只是限于市内进行,在有些坊中也出现了.如长安东市西北的崇仁坊有造乐器的;东市西面的平康坊有卖姜果的,宣阳坊有采缘铺;长兴坊有毕罗店,东市西面的宣平坊有卖油的;升平坊有卖胡饼的;西市东面的延寿坊有卖金银珠玉的。特别是崇仁坊,北近皇城景风门,南当春明门大街,隔街与东市相望,“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与之比”.酉市东面的延寿坊,临金光门大街,亦被“推为繁华之最”了溶阳北市附近的坊中,也多放有旅店酒肆。商人沿街巷车担叫卖,里放问所设店肆不计其数。坊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商品交换的空间扩大,商人的市外经营活动已从最初的指定地点辐射出来,逐步向整座城市扩散。其次,夜市普遍出现,对城市生活
6、的时间限定不复存在。崇仁坊内“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开成五年(840年)政府虽明令禁止夜市,但这种法令已不发生什么效力,有人在坊中栏街通夜设祠乐,京兆少尹看到,不但不管,反而参加饮宴.由此可见,政府规定设立的坊市制市场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开始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化.商品经济对市场结构冲击,在中叶发生变化的另一突出特征是草市的发展。草市,是州城和县城之外的农村地方市场的泛称,即在朝廷法定之外的交易场所。这种历代皆有的乡村市集,在唐代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在商业探 度方面进一步扩晨,出现定期市集向市镇转化,而这种转化,正是在唐中叶以后才出现的。草市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新兴的草市大量出现
7、一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例:中唐以后,南方社会经济全面上升,长江中游地区农业领域的商品化倾向明显加强。州县坊市之外新兴起许多形形色色的地方市场.如韦庄诗称洪州建昌渡口之上, “市散渔翁醉,楼深贾客眠。”僧人虚中亦在诗中称洞庭湖岸某水释边“浪没货鱼市,帆高卖酒楼.”此类多被称为水市、鱼市或步市。四远商人在本区茶产地的蜂集蚁集,使一些曾是荒山僻岭的茶山出现许多草市,即所谓“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草市发展的另一表现是一部分传统乡村市集的草市化或市镇化。这种转化还有增多的趋势。白居易贬赴江州,一路上“亥日饶虾蟹”,使他颇觉新奇,后来从江州坐船至岳州,亦称沿途“亥市鱼盐
8、聚”。柳宗元童区寄传称区寄被两个“豪贼”劫到郴州的一个“墟所”出卖,当两个豪贼在虚市上“对饮酒醉尹时,小区带乃计杀二贼,传称“一虚皆惊认虚吏白州,州白大府”云云。则见该虚是一个有定居工商人户,有政府设立管理机构的市镇,而这个市镇显然是由定期墟市发展而来的。草市的发展,是经济过程的结果,是社会分工有所发展,商品交换相对活跃的产物。它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倾向的继续增强,在沟通更大范围的商品运转方面起着桥梁作用。刺激和容纳了比以前更多的农村人口从事工商活动,为一批乡村手工业者提供了出售技艺及产品的场所.在一些曾经是穷乡僻壤的地方(如茶山)出现草市,遂使那些世代生活在闭塞状态下的农民接触到城市生活
9、,感受到商品货币的魅力,基于农业商品化倾向有所加强而出现的草市反过来促进了这一倾向。草市的兴盛是社会市场经济结构变化的一个新事物。体现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深度,促进社会经济的开发.它既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分工和商业进一步发展的动因。它的发展不仅有效地冲击了束缚商品经济发展的坊市体制,为州县商业发展拓宽了道路,而且还直接侵蚀并试图破坏小农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因而它的发展结果至少带有一定的革命色彩.唐中叶以后,市场发生演变, 结构的重大变化,其原因是什么呢?最根本的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生产和社会分工的相对扩大,带来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要求市场的商品流通能力必
10、须提高,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农产品生产者一农民的经济商品花水平已达到相当程度,超出“纯自然经济”的圈子,与商品交换场所一 一市的联系紧密加强。扬州地区农民“俗好商贾,不事农业”,李惟简任凤翔节度使时,改善农民生产条件,以至“数岁丰捻,公私有余,贩者流及他方”.可见,贩卖粮食的农民已不少。境州民妇贺氏,“父母以农为业,其丈夫则负担贩卖,往来于郡峋,尤其是黄山一带,“千里之内,业于茶者十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税,悉恃此。”江南农民多以茶叶生产为业,此材料证明这种茶叶生产已完全属于商品生产(生产茶叶并非为己食用),农民的商品生产能力增强,使得商品化水平提高.商品生产能力的提高,
11、社会分工相对扩大,为市场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这就要求市场必须具备数量更多,范围更广,交换时间更长的性能,给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交换机会.于是向市场提出了突破传统的旧体制的需求。商品生产能力提高,社会分工相对扩大,以手工业为例,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唐代手工业生产规模之巨,分布之广,分工之细,技术之精均已超过前代。午工业生产遍布全国范围,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如吐蕃。管理手工制作的少府监,下辖中尚署、左尚薯、右尚署、织染署和掌冶署,五署共肴工匠一万九午余人。他们的手工操作具有精湛的技艺,如在花纹布局方面,一般以花为中心,以蔓茎卷成四等或五等分,并在中间蔓饰各种花鸟,图案之中,花形不同,鸟
12、状互异,精致富丽,灿烂夺目,整齐中有变化,变化中有规律.其分工之细,据唐六典记载,织染署内分二十五作,举其中织、任、组缓及其!由线之作来看,织、!任之作有十,组缓之作有五,!由线之作有六.另一方面,私营手工业迅速崛起,出现私人作坊主。纺织、印染、矿冶、金属加工、铜器、造船、玉雕、木器、漆器、瓷器、制糖、制茶、造纸、印刷、文具、服饰等手工业生产部自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并孕育出一些私人作坊主,拥有一定规模的作坊。如定州一豪富何明远“家有续机五百张吻,五百张续机以一人一机计,至少得雇用五百以上的机工,作坊主和机工的出现,说明在唐后期已有和雇关系的出现。私营手土业的崛起,促进了手工业的亥荣,加之农民商品
13、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生产的丰收,为商业发展创造了物质前提,使得市场的交换活动十分兴旺。市场必须要向更高的层次发展,走出以往的封闭限制,向开放型转换,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以下原因也对市场的变化产生了影响:中唐以后,商业地位提高.中唐以来,许多割据或半割据的地方政权,改变以往对商业的轻视态度,不同程度地注意到商业经营,想通过控制商业来利用商业,以增强自身的实力。于是商业经营和商税课征,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收人,而商业经营又是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的。统治集团对商业的重视,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商业地位的提高,客观上导致商业流通的扩大,市场结构和范围发生转变.同时,中唐以后,商人发挥着突
14、破坊市封闭结构的先锋作用。他们沿街巷车担叫卖和开设店肆,不顾宵禁制度,夜间开张营业,这本身就是对坊市封闭制的挑战。他们是瓦解这种封闭结构的主要力量。由于上述原因的推动,使得旧的市场体系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千是必然要被代替,新的市场体系开始产生.四市场体系的变代,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的,它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和重大的影响。 其作用表现在:1.市场开放性增加,商业流通能力扩大,出现一些新兴行业.在城市中,柜坊、飞钱等专营货币的行业产生.李德拾献替记记载:所谓“不锁柜坊”,乾膝子记窦义“西市柜坊,乍巢钱盈余”,唐喜宗乾符二年南郊赦中“柜坊”等都可说明这一事实。到元和时期,飞钱已很普遍,
15、商人不必身携巨款,也能周游天下,极大地便利了商业活动的进行。同时,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得民间的高利贷活动有很大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资本积聚又达到新的高度。2.商品流通范围空前扩大,遍布全 国各地,包括一些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加强了各民族的联系.唐代“丝绸之路”的开通,其沿线开辟市场,使得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之间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联系加强,一些原来不从事生产或很少生产丝绸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位于t. 砚. 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e s s e l e s le sl
16、l. lilj|汀青藏高原的吐蕃,由于受到中原的影响,开始有了丝绸织染业,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提高。新唐书卷2 1上吐蕃传 云:唐代以前,吐蕃族“衣率毡韦”,不知丝绸为何物。贞观1 5年(公元4 1年),唐太宗嫁宗女文成公主给吐蕃的松赞干布以后,吐蕃人见“中国服饰之美”,于是“自祖毡,袭纹峭,为华风”。唐高宗即位以后,赞普又“请蚕种”入藏,从此,吐蕃族开灿桑养蚕,学习丝绸织染技术。唐玄宗时又“赐锦绪别数五,杂使诸工悉从”,使吐蕃,卜落 的丝绸染织技术有极大提高,特别是位于“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上的西域地区,丝织业发展更为迅速.西州交河郡(今新疆吐鲁蕃地区)出产的“蚕丝”,还以“土贡”的形式进奉中央,加强边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联系.同时,市场的不断开辟,使得城市商业贸易中心增多,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大大超过前代。长安是当时最大的贸易中心,除此之外,有洛阳、开封、广 州、泉州;明州等地;商品中有农、副、渔、牧产品:如茶、水果、蔬菜、桑、木材、药材、花、酒、家禽、家畜;手工业方面有盐、铜、瓷器、纸、珍珠等,这都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