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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从“社会全生态”的角度思考解放农民 新世纪中国的经济政策连续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拐点”：一是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比如减免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以及着眼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二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表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由注重城市转移到注重城市与农村并荣的新阶段。现在，人们对新农村建设关注得比较多。我以为，既要搞新农村运动，又要搞新城市运动，并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社会生态”：既是城乡差距的直接表现，也是差距的最终结果任何经济发展，都需要一定的资本存量。资本存量可以分为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所谓“社会生态”，指的是农民处于一种
2、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换言之，农民拥有什么性质的社会资本？社会环境对农民的生存、发展起着何种作用？是限制性的，还是推动性的？列维、阿伯拉莫维茨在强调后发优势的同时，都特别强调后发劣势，其中之一是发达国家或地区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社会能力的差距。列维指出，在社会各种因素相互依赖方面，后发国家往往容易看到先发国家取得的成果，却忽视形成这些成果的因素、条件以及成果与社会其他因素的内在关系。阿伯拉莫维茨指出，社会能力是通过教育等形成的一种不同的技术能力、以及具有不同质量的政治、商业、工业和财经制度，它们是经济追赶的内在因素。他在把技术要素与社会能力要素加以比较研究后得出结论：经济是外在技术与内在社会
3、能力相互作用的复合结果，并且社会因素具有决定意义。只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能力较强的时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才能消化技术、硬资本等要素，才能实现追赶；欠2发达经济与发达经济之间最大的差距并不是技术、资本等要素，而是社会能力。对中国而言“社会生态”的差异既是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的直接表现，也是差距的最终结果。对农民而言，与城市居民至少存在着两个圈层的社会生态的差距。乡土环境：“内卷化威胁”西奥多舒尔茨在长期的农业经济研究中发现，从 20 世纪初到 50 年代，促进美国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和农业产量迅速增加的重要原因，已经不再是土地、资本投入和人口数量的增加，而是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他指出：
4、“土地并不是使人贫穷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却是决定贫富的关键”，既无技术又无知识的农民才是“完全无依无靠的人”（注：蒋青：世界一流经济学名著选读，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年 2 月第 1 版）。一般说来，教育对提高人的价值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工人效果”：因为技能增强而提高工作效率；(2)“配置效果”：有知识、有技能的人自主择业能力较强，总是能够把自己配置到价值最大化的岗位上；一些岗位上，比如管理岗位上，还支配着更多资源的优化配置，更大化地实现个人收入和国民收入的统一。量化研究显示：如果一个农民受教育水平增加一年，那么他从事非农活动的可能性会增加 2.2；一个地区
5、提高初始人力资本存量 1，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4.52。据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农村人口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39.1，远远低于城市人口的 65.4；农村人口小学文化程度占 42.8，15 岁以上文盲率为 8.3，分别高于城市人口的 23.8和 4.0。湖北是中部人均 GDP 最高的省份，农村经济比较发达，但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仍占71（注：2004 年 12 月 30 日人民日报第 9 版）。由此推之，农村人口主要由受3过初中和小学教育的人群构成，城市人口主要由接受了高中及高中以上教育的人群构成。人力资本存量不足，意味着传统农村社会形态缺乏内在改造力量，乡土
6、性、欠发达成为农村社会的主要特征。阿兰. 佩雷菲特曾概括了不发达社会的 12 种“代表性现象”，其中 6 种是：(1)这是一种停滞的社会：社会成员的地位固定在被强加给他的终生不变的职务上；(2)这是一种敌视创新的社会。墨守陈规的集体行为得到好评，打破常规的做法被认为歪门邪道；(3)这是一种经济被束缚的社会。生产规模和生产形式、交换、投资，都按习惯来确定；(4)这是一种经济被统制的社会。居民没有能力自己开发他们的资源；(5)这是一种痉挛的社会。贫穷使人不得不闭关自守，对外封闭或采取排外的态度；(6)这是一种匮乏的社会。居民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注：(法)阿兰. 佩雷菲特：论“经济奇迹”，北京：中国
7、发展出版社，2001年 9 月第 1 版，第 14-16 页）。显然，在中国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仍然可以看到这 6 个不发达“代表性现象”的影子。在欧洲 16-19 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两种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一是“内卷化威胁”。人口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变量。 “内卷化”指的是人口的过度增加，会带来人地矛盾更加尖锐的冲突，直接结果之一是加大了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从而影响农民更多地选择粮食种植，阻碍农业的商品化和就业的非农化，即所谓经济活动向农业“内卷”，强化农民对土地和简单依附，进一步导致土地资源稀缺，使农业沦落为一种“糊口性生产部门”（注：(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8、(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50页-53 页）。这种情形，使农村人口的文化生活、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精神境界、行为特性、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模式、消费习惯、风俗风气等等，都难以从传统的乡村社会中蜕变出来，使农村整体上处于一种保守和守旧的文化氛围中，呈现出4一种内敛性的、超稳定性的结构特征。中国以占世界 7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 25的人口；中国农业占 GDP 的比重约为 15，而劳动力仍占 50左右。这种国情，决定了我国农村经济现阶段的“过密化”（注：温铁军：我们到底要什么，北京：华厦出版社，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12-14 页）。
9、一方面，中国农村经济依然是小农经济，人地矛盾尖锐，承截不起众多人口，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逐步退化，生存保障功能逐步上升。在中国大陆 32 个省份中，14 个省份人均耕地面积低于 1 亩，其中又有 6 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6 亩。在这些耕地面积严重不足的省份，土地不仅几乎失去了生产资料的功能，而且连社会保障功能都不能保证；另一方面，农业是主体产业，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据统计，县域经济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约占农村总劳力的 75，农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为 35。由此，农民成为中国现阶段低收入弱势群体之一（注：温铁军：21 世纪的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载三农中国，2004 年第1 期，第
10、 13 页），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较大，农村传统的乡土社会特征仍然鲜明。更重要的是，这种“内卷性经济”造成了恶性的循环陷阱。劳动过密，导致对科学技术和规模生产的排斥，人们不愿意也没有压力进行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由于低水平的技术，又反过来导致劳动集约化，所以劳动力反映显得重要，原始的生产技术仍然有利可图，低水平的农村教育反而在一些地方显得“够用”，甚至直接导致大量学生辍学；由于与外部隔绝，农民往往不愿意放弃自己落后的谋生方式。结果是，农民的精神贫困到了赤贫的地步，农民已经变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懦弱，失去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决心和意识，农村突破“过密化陷阱”因此也就没有内在动力。欧
11、洲历史上出现的第二个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是所谓的“欧洲季风”。在“遥远的516 世纪”和 18 世纪，特别是 18 世纪的后 50 年，人口和经济的膨胀导致了西欧森林的过量开采，以致 18 世纪晚期出现了一种不寻常的称之为“欧洲季风”的气候模式一一异乎寻常的长期干旱与短暂而异常狂暴的大雨轮流交替。这种暴雨落下时，既造成异常的侵蚀，又对农作物产生破坏（注：(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1 月第1 版，第 50 页-53 页）。在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林木的大量砍伐，农业基础设施的破旧，农药的过量使用，垃圾任意丢弃等，使农村生态
12、环境日趋恶化，过去已经消灭的血吸虫病等疾病又重新泛滥起来，威胁着人畜的生命安全和生产安全。更令人注意的是，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常常出现所谓的“欧洲季风”气候。欧洲历史上出现的社会、自然生态恶化现象在中国同时出现，抬高了中国农民的生存、生活、发展成本。一方面， “过密化”带来收入低下，固守乡土，不少家庭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生存能力、发展能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外部不断提速的工业化、市场化，不断涨价的生产资料、医疗费用以及其他日常消费品，进一步挤压了农民的生存空间。其结果是，农村自生能力十分脆弱。据调查，中西部农村有 66的家庭难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有 64的家庭出现负债。另据中部五省调查，农村
13、 40.2的农民不能尽到赡养老人的义务，33.4以上的农民无能力培养孩子读完法定的九年义务教育，64的农民借有外债，80的农民没有能力使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不少农村被迫退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甚至“路径锁定”，外部现代化提速的情况下出现了“自我塌陷”，严重阻碍了农村社会由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转业环境：“路易斯难题”6在工业化过程中，在农业改造方面确实存在许多难题。比如，在一种二元经济模式中，存在着制造业与农业的组织不对称，而在制造业与农业之间，又缺乏相关的制度机制来沟通各种生产要素。这一问题，是美国经济学家路易斯提出来的，我称之为“路
14、易斯难题”（注：(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59 页）。制造业与农业的组织不对称，主要是指工业的组织化与农业的分散化或无组织化之间的不对称。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组织不对称由于一系列隔离城乡的制度安排得到进一步强化，包括城市居民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有组织”，而农民则“无组织”。这种不对称，延续到今天，就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民的劳动市场化、身份市民化过程在恶化的生态中进行。比如：第一，离土的无组织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农民就业靠亲友介
15、绍或自找门路的占 93，有组织或通过劳务市场介绍务工的仅占 7（注：2005 年 4 月 2 日经济日报第 7 版）。从有关省份看，湖南省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只占外出劳务人员总数的 30左右，湖北为 13.2（注：2004 年 12月 30 日人民日报第 9 版）。这就说明，农民自发外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由此，或徒劳返乡，造成人力财力浪费；或滞留城市，给当地带来管理压力；或被非法中介机构和虚假信息诱骗，人身和经济权益等受到很大伤害。(2)即使离开农村，农民也要办“五证”、交“七费”，即身份证、未婚证、计生证、毕业证、待业证，每个证都得交几十元钱，此外还要交“两费”，一是计划生育季度妇检保证金，二是
16、公粮水费、三提五统保证金。农民到城里后，还要办暂住证、健康证，交就业管理费、治安保护费、企业保证金。这些费用都没有固定标准。本来就缺少发展资本的农民，靠简单出卖劳动力都面临着“资本排斥”，发展权利受到束缚。在北京，90以上的农7民工无法同时办齐城市政府和部门所规定的城市合法居住的资格证明。(3)融入城市难。农民为城市居民创造了便利的生活环境，但难以成为城市人。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全世界只有朝鲜、贝宁等极少数国家实行)，农民在城市工厂里当工人，但他们的户口不能迁，农业户口、农民的身份不能变。工作再出色、再能干，农民工也很难得到任用、培训、升迁，更谈不上参加职代会，享有应有的民主权利。由于工厂把农民作为“临时工”，城市把农民作为“外来工”，农民把自己也当作是城市的“匆匆过客”。农民与城市，就像小草之于水泥地，无法生根、建立联结。第二，福利保障的无组织化。农民工为城市生产、生活做出了重大贡献。比如春节期间，不少餐馆、服务行业歇业后，许多城市出现了无人送煤、送奶、老年人无人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