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北农民生活的贫困及其相关因素——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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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近代华北农民生活的贫困及其相关因素 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农民收支平衡与否以及农民衣食住行的生活水准,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最终体现,是近代社会经济史学者必须探讨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农民生活贫困化已成定论,但缺乏实证分析。近年来,有的学者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得出了一些新看法,如慈鸿飞以 20 世纪前半期华北农村为例,认为 30 年代农民的收入接近 1994 年农民的收入,农产品出现了大量剩余,中国“糊口”农业说“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无法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 ”笔者认为,必须全面考察农民的实际收支状况和具体生活程度,才能得出农民生活是否属于贫困和糊口水平的结论。本文拟以

2、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调查资料为中心,对近代华北农民的生活状况做一细致的实证研究,主要内容有:一、家庭收支水平与生活费用分配结构;二、农民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具体生活状况;三、从土地关系、农业生产力、家庭手工业、商品交换、金融调节、租税程度、天灾人祸等方面,探讨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相关因素。_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 中国社会科学1998 年第 1 期。一先从家庭收支是否平衡和生活费用的分配结构来考察农民的生活程度。家庭收支平衡与否,是衡量农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据 1934 年初全国土地委员会对华北四省 55 县 60 万户的调查,收支有余者占28,相抵者占 34,不敷

3、者占 38, “农家经济困难,收不敷支,或虽平时收支勉2可相抵,设遇以外势必出于借贷。 ”二三十年代各地的具体调查也表明,入不敷出者的比例是很高的。如河北遵化、唐县、祁州(今安国)、高阳、邯郸 5 个县,1922年人均收入 50 元以下者占 62以上,按每人年收入 50 元为贫困线, “其入息离开应有之供给的地方太远了”。清苑县 500 农家,入不敷出者占 62,总计平均每家亏损 20 余元。山西中部一个村庄, “各种农作每亩的平均收入为 1 元 6 角 5分 6 厘,每亩平均支出为 3 元零 9 分 4 厘,收支相抵每亩实赔大洋 1 元 4 角 3 分8 厘;如果除去已工不计,每亩仅可实赚大

4、洋 1 分 2 厘。 ”山东莱芜县,一个有地10 亩(合官亩 40 亩)之家,入不敷出,负债积至 400 元之多。潍县,一占地 14 亩之家,收入 1583 元,支出 19105 元,亏欠 3275 元。河南舞阳县,无衣无食、衣食不足者占全县总人口的 40,仅足自给者 10,衣食有余者仅 10。辉县樊家寨 134 农家,入不敷出者占 36,收支平衡者占 44,收支有余者仅占20。据当时农村经济的落后状态可以判断,上述所谓收支平衡者实际上大多是以降低生活水平为代价的。_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七),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637 页。冯和

5、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黎明书局 1933 年版,第 31、33 页。张培刚:清苑的农家经济(下), 社会科学杂志第 7 卷第 1 期,1937 年 1 月。张稼夫:山西中部一般的农家生活替破产中的农家清算的一笔账(1935年 7 月),载陈翰笙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 3 辑,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9 年版。王毓铨:山东莱芜县农村实况,天津益世报1934 年 9 月 15 日。瓦格勒:中国农书,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732 页。3赵质宸:复兴河南舞阳农村, 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第 8 号,1934 年。乡村建设第 5 卷第 14 期,1936 年。我们还可用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标准来衡

6、量,以定县为例,农民生活一年至少不能低于 250 元,但该县农民的年收人大多低于此数,李景汉说一般农户:“全家的收入在 200 元左右,除好年成外,不易超过 250 元。 ”据 1931 年 3 月至 1932年 6 月对 123 个农户的调查,年收入在 250 元以下者占 60以上。1934 年李宗黄调查定县时发现,平均每家农作物、副产品以及副业收入才 195 元。19281929 年 34 家的周年调查,农民年收入相对较高,250 元以下者占 32,但这 34 家平均有地 31 亩,比全县人均 23 亩多 8 亩,并且“记账的周年内,农作物的收获也比较的稍好,又没有遭遇特别的天灾人祸,大致

7、农家是比较的过太平日子。 ”在 30 年代,贫困农家有增长之势,这可以从农家阶级地位的下降得到证实。如河北临城县,19301935 年,中农户由 65降至 23,小农由 20增至 55,无产农由 6增至 17。枣强县杜雅科村,19301936 年,自耕农户数由 8929降至 8878,半自耕农由 595增至 816。唐县 1937 年初的调查也表明,近十几年来,中农阶层的数量有减少之势, “从事实上观察,似乎也只有走向贫农群里去, ”相反,贫农和雇农的数量则逐渐增加。河问县也是雇农、半自耕农日多,中农、富农日少。河南许昌、辉县、镇平三_涛鸣:定县见闻录, 独立评论第 4 号,1932 年 6

8、月。李景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 社会学界第 8 卷,1934 年。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省定县 123 户生活水平调查,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 11 辑,1983 年。4李宗黄:考察江宁、邹平、青岛、定县纪实,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 236,第 191192 页。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1933 年版,第 302 页。薛邨人:河北临城县农村概况,天津益世报1935 年 5 月 25 日。杜连霄:枣强杜雅科农村概况调查,天津益世报1937 年 1 月 23 日。刘菊泉:河北唐县的农村经济概况,天津益世报1937 年 1 月 30 日。刘亚生:外力侵略下

9、的河北河间县农村经济天津益世报1937 年 3 月 27日。县,19291933 年,中农户由 204降至 187,贫雇农由 5976增至623。生活费用的分配结构,是反映农民生活水平的另一重要指标。农民生活消费种类大致有:食物类,包括主食、副食;衣服类;房屋类;燃料类;杂类,包括医药、教育、娱乐、婚丧、嗜好、器具、宗教、应酬等。19 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ErnstEngel)创立并广为通用的“恩格尔定律”(食物支出与消费支出之间的比例关系,称恩格尔系数)表明,家庭越贫穷,用于食物费用的比例越大,杂项费用的比例越小,生活享受程度越低,反之亦然。因为食物是满足人类生存的第一要素,只有在食物满

10、足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其他生活消费。如果一个家庭的生活费用主要用于食物,说明它没有余力满足其他需要,没有能力提高生活水平,这样的家庭必然是贫穷的。二三十年代的乡村调查表明,食物费用占农民生活费用的比例最高。20 年代,河北平乡、盐山,河南新郑、开封,山西武乡 5 个县的农家,食物费平均占总生活费用的 633。其中,平乡为 664,盐山为 559,新郑为 751,开封为767,武乡为 50。又据李景汉 19281929 年对河北定县 34 个农家的调查,5平均每家全年支出 2426 元,食品费为 1679 元,占总支出的 692;燃料费196 元,占 81;房租费 185 元,占 76;其余各项杂

11、费 217 元,占89。在食品费中,米面杂粮又是最多的,占 955,调味品还不到 3,肉类仅 22,水果更少,才 03。1937 年日本满铁调查班对河北昌黎县前梁各庄、平谷县大北关村农家的调查也表明,生活费用分别占家庭支出的722、626。 _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河南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第 2224 页。 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514 页。据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 305306 页整理计算。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冀东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平谷县统计篇、昌黎县统计篇,昭和 12、13 年(1937、1938 年)发行。1931 年版山东胶县志也

12、记载, “乡民终岁辛勤所得十之七八用之于食”。以上所举农家中,收入较低的家庭,食品费所占生活费用的比例更大。如河北定县 34 农家,收入 250 元以下之家,食品费占生活费用的 72,比所有农家食品费占生活费用的比例高 28。与发达国家做一下比较,更可以发现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低。30 年代初,美国、日本、丹麦农民的生活费用中,食物费分别占 412、428、330,比中国农民的食品费用比例低百分之二三十之多。联合国粮农组织根据恩格尔定律,将国民生活水平划分为 5 个档次:恩格尔系数为 59以上者属绝对贫困型消费,5059属勉强度日型消费,4050为小康型消费,2040为富裕型消费,20以下属最富

13、裕型消费。依此衡量,6近代华北农家的生活大多数属绝对贫困型。_胶志卷 52,1931 年铅印本。据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 306 页整理计算。乔启明: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 社会学刊第 1 卷第 3 期,1930 年 5 月。参见张东刚:近代中国消费需求结构变动的宏观分析,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 二农民的具体生活状况,验证了上一论点。先看农民的食物:农民最主要的食品是粮食,兹据 1936 年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统计数字,整理成下表:由上表可知,华北四省有不少县份的主要粮食作物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消费需求,粮食短缺县份约占有调查报告总县数的一半。况且,这还是平常年份的统计

14、,如果是歉收年,粮食之不足更可想而知。各地的具体情况有助于对此问题的认识。以 1933 年河北定县为例,每人一年需要口粮 5177 市斗,全县 439729 人需粮 22763891 斗。同年,全县出产粮食22964670 斗。如除去种子、田赋等项,用于全县消费的口粮约 2200 万斗,距离口粮标准尚差 69 万余斗。结果, 7_据李景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 1934 年版,第 145、38 页;冯华德、李陵:河北定县之田赋, 政治经济学报第 4 卷第 3 期,1936 年整理计算。绝食的农民随处可见,韩家庄 50 个农户中就有 30 余户绝食,赵村也达 20 余户

15、。又据 1936 年平谷县夏各庄、小辛寨、胡庄 3 个村的调查,谷类收获量分别为280373 斤、30742 斤、l82400 斤,距离食物、饲料和种子需要量尚差 116135 斤、61398 斤、310291 斤。粮食不足,迫使农民将粮食消费减至最低限度。譬如,小麦口感好,营养丰富,颇合人们食用,华北是著名的小麦产区,本应在农民的食粮消费中占一定比例,但因小麦价格较高,农民将此视为商品经济作物,所以很少吃甚至不吃。30 年代初河北定县的调查表明,小麦产量虽仅次于小米和甘薯,但农民的主食中没有小麦。又据李景汉 20 年代中期对北平郊外挂甲屯村100 个农家的调查,全年吃白面 5 次以下者约占一半,除年节外,平日从不吃白面,有的仅在新年吃一次;吃 59 次者占 15;1049 次者占 25;50 次以上者仅占 10。沧县, “邑之产麦为田产十分之四,而食麦者不及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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