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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早期章门弟子与“民俗学运动”的兴起章门弟子是一个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风云一时、举足轻重的学术文化群体。它的阵容十分庞大，然而就其中坚主体而言，无疑是章太炎始终念念不忘的早期弟子。他们不仅著述宏富、造诣精深，而且均先后执教于国内各知名大学，有些人还长期执掌某一研究机构或文化团体。缘此，他们能有机会充分阐扬学术观点与文化主张，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从而有力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这其中， “民俗学运动”的兴起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详论。一、辛亥前后的民俗学研究在民俗学研究的学术史上，章太炎首先功不可没。他曾在訄书序种姓上一篇中，从神话学的角度来探究中国上古史。他说：“
2、然自皇世，民未知父，独有母系丛部。数姓集合，自本所出，率动植而为女神者，相与葆祠之，其名曰讬德模（见葛通古斯社会学原注， 图腾一词音译引者按）。中国虽文明，古者母系未废，契之子姓自玄鸟名，禹之姒姓自薏苡名，知其母吞食而不为祖，亦就草昧之绪风也。 ”1在此，章太炎利用原始社会的母系制度、图腾崇拜等事例来解释中国古代帝王感生神话之谜，尽管阐述得并不十分充分，但却大大突破了传统经师的谬解，这无疑得益于他对刚刚传入中国的西方民俗学方法的运用。在章太炎的潜移默化下，同时受到西方学者安得路朗等人的影响，当时留学日本的鲁迅与周作人也对民俗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一起着手收集有关的书籍。1907年，鲁迅买到了一本
3、清朝学者杜文澜的古谣谚，便拿来给周作人看。周作人此时正购得一部中国古代儿歌集天籁集，也出示给鲁迅，兄弟俩兴奋不已。2同年，二人还共同翻译了英国哈葛德、安得路朗合著的以古希腊神话故事为内容的红2星佚史。在此基础上，鲁迅在 1908 年撰写的破恶声论一文中，就开始运用西方民俗学理论，深刻阐明了神话起源的历史条件和特点，驳斥了漠视神话者的浅薄无知。他说：“有嘲神话者，总希腊埃及及印度，咸与诽笑，谓足作解颐之具。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乍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并提出：“矧欧西艺文，多蒙其译，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倘欲究西国人文，
4、治此则其首事，盖不知神话，即莫由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3由是第一次科学地阐释了神话与文化史研究的关系。归国后，鲁迅又在他所辑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 古小说钩沉等书中，收入了采自古籍的一些神话、传说、故事、笑话。他还收集了各地儿歌寄给当时尚在绍兴的周作人，并将周作人所收集的歌谣推荐到教育部编纂处月刊发表。41913 年 12月，鲁迅还以教育部的名义在编纂处月刊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其中建议：“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礼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 ”5这是近代史上第一份以政府名义颁布的收集民俗资料的文件，对“民俗学运动”的兴起起到推
5、波助澜的作用。有论者认为，后来的北大征集歌谣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源自于鲁迅的上述主张。6客观地看来，鲁迅之所以研究民俗，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倘不深入到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浮游一些时”7。这说明他研究民俗，主要是为了改造国民性，最终达到社会改革的目的。事实上，鲁迅并不赞成纯学术的民俗研究，他曾以英国乔治葛莱作多岛海神话为例，阐明其研究目的“并非全为学术，大半是政治上的手段”8。而相比之下，周作人的民俗研究则更为系统，同时也更具有学术意味。3作为“中国民俗学的先驱者”
6、9，周作人早在 1906 年就见到了鲁迅订购的美国学者盖莱（Gayley）撰写的英国文学里的古典神话一书，此后他自己又先后购买了安得路朗的习俗与神话、 神话仪式和宗教，弗雷泽的金枝，蔼理士的性心理研究，哈特兰的童话的科学，柳田国南的远野物语等著作，这表明他对民俗学萌发了浓厚的兴趣。由此出发，周作人开始对民俗学展开初步研究。1908 年，他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中便呼吁说：“今之所急，又有二者，曰民情之记（tolk-no-vel）与奇觚之谈（marchen）是也。盖上者可以见一国民生之情状，而奇觚作用则关于童稚教育至多。谣歌俗曲，粗视之琐琐如细物然，而不知天籁所宣，或有超
7、轶小儒之著述者。 ”10这种对“谣歌俗曲”的高度评价，无疑极大地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回国后，周作人更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收集儿歌童谣中去。1912 年，他开始编辑越中儿歌集。1914 年 1 月，他利用在绍兴县当教育会长的机会，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 4 号上刊登了一则启示：“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 ”经过他的一番精心收集， “共得儿歌二百章左右”11，这可以说从实践上开启了北大征集歌谣运动的先河。而且在这则启示中，周作人还明确提出了“民俗研究”一词，并指出了这种研究的乡土教育功能，这在当时都是第一次。此外，周作人还具体制定了关于儿歌的采集
8、条例：“录记儿歌，须照本来口气记述。俗语难解处，以文言注释之。有音无字者，可以音切代之，下仍加注”，这些注意事项也带有明显的科学性。为了配合征集工作，周作人在此期间还撰写了童话略论、 童话研究、 古童话释义、 儿歌之研究等一系列论文。在这些文章中，他不仅阐述了“童话研究当以民俗学为据，探讨其本原，更益以儿童学，以定其应用之范围，乃为得之”的看法，而4且还分别论述了童话的起源、分类、历史、特点等问题，第一次将童话研究提高到学术研究的高度。在 1913 年 11 月 15 日发表的童话略说一文中，他更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民俗学”一词：“今总括之，则治教育童话，一当证诸民俗学，否则不成
9、为童话”12，从而正式奠定了“民俗学”形成一门近代学科的基础。二、 “民俗学运动”的兴起客观看来，尽管鲁迅与周作人早在辛亥前后就已经开始收集歌谣，并从民俗学角度对神话展开了一些尝试性研究，但这项工作在当时毕竟仍然较为零星片断，没有形成较大的规模，所以“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它到底是属于前史或原史的东西”，而“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部门的中国歌谣学，产生于五四运动前夜”13。目前学者大都认为“民俗学运动”首先从北大征集歌谣运动开始，而事实上这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也密不可分。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深入开展，一些白话文提倡者也逐渐认识到除了胡适一再表彰的几部古典小说外，白话文的根基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挖掘。因此，他们将目
10、光转向了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各地歌谣。周作人便说：“我觉得现在中国语体文的缺点在于语汇之太贫弱，这个救济的方法当然有采用古文及外来语这两件事，但采用方言也是同样重要的事情。 ”14他并且明确表示：“这种工作不仅是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未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15， “做新诗创作的参考”16。沈兼士也说：“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固然是我们大家热心要提倡的。但是这个决不是单靠着少数新文学家做几首白话诗文可以奏凯；也不是国语统一会规定几句标准话就算成功的。我以为最需要的参考材料，就是有历史性和民族性而与文学和国语本身都有关系的歌谣”17。5正是基于以上这种认识，1918 年 2 月 1 日出版的
11、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由刘半农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其中规定了关于歌谣征集的办法、范围、要求，同时宣布成立歌谣征集处， “由左列四人分任其事：沈尹默主任一切，刘复担任来稿之初次审订，钱玄同、沈兼士考订方言”。这显然意味着在这场“民俗学运动”揭幕战中，章门弟子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稍后，周作人也参与其事。1918 年9 月 21 日， 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征集歌谣之进行一文写道：“由刘复、周作人两教授担任撰译关于歌谣之论文及记载”，这说明周作人此时已参加了“歌谣征集处”的工作。至 1920 年 2 月 3 日， 北京大学日刊又发表歌谣征集处启事宣布：“顷因刘教授留学欧洲，所有本处事务已移交周作
12、人教授接管”，这更表明了章门弟子对“民俗学运动”的领导作用。 在歌谣征集处的基础上，1920 年 12 月 15 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三人联名发起歌谣研究会征集委员的启事，决定发起歌谣研究会。12 月 19 日，北大歌谣研究会宣告成立， “由沈兼士、周作人二先生主任”18。相较而言，歌谣研究会“从名称上看比歌谣征集处提格了，成为了一个正规化的学术团体；领导班子加强了，并且发展了委员”。191922 年 1 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后，沈兼士担任主任，歌谣研究会也划归国学门，由周作人一人主任其事。该年 12 月 17 日，周作人等人还创办了歌谣研究会机关刊物歌谣周刊，
13、这是中国第一份专门性的民俗学研究刊物，被视为当时歌谣事业的“唯一工作中心”20。此后歌谣周刊运行三年，先后出版 97 期，增刊 1 期，发表歌谣 2 千多首，文章近 3 百篇，直至 1925 年 6 月 28 日合并入国学门周刊。除了创办研究机构与刊物之外，章门弟子还从诸多方面对“民俗学运动”予以积极的理论指导，促使其不断趋于成熟，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6第一，以科学的方法，初步探索并逐渐完善了民歌分类等理论问题。作为民俗学运动的起点，民歌是民俗学的首要研究对象，而关于民歌的分类在当时却始终未能确定。鉴于此，沈兼士于 1920 年 12 月 16 日提出：“民谣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自然民谣，一
14、种为假作民谣。二者的同点，都是流行乡里间的徒歌；二者的异点，假作民谣的命意属辞，没有自然民谣那么单纯直朴，其调子也渐变而流入弹词小曲的范围去了。我主张把这两种民谣分作两类，所以示区别，明限制”21。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民歌进行分类，虽不免有些笼统模糊，沈兼士自己后来也承认这种分类尽管在“原理上”还有几分成立的理由，而在实践中却“有时不能断定其为自然或假作”，但这毕竟反映了他积极探索的精神。1922 年 4 月 3 日，周作人在歌谣一文中也尝试对民歌加以分类。他主张将歌谣分为六大类：1、情歌 2、生活歌 3、滑稽歌 4、叙事歌 5、仪式歌 6、儿歌(事物歌、游戏歌)。22这种分类标准基本上是依
15、据歌曲的思想内容，同时又兼顾其特定功能及服务对象，因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朱自清在后来编写的中国歌谣一书中，列举了十五种古今中外不同的分类法，最后还是采用了周作人的分类法。而作为全国第一部民俗学统编教材，1980 年出版的民间文学概论仍然大体沿用了这种分类法。这说明周作人对民歌的分类是较为完善的，具有相当的科学性。此外，周作人在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民俗学研究的文章，如论猥亵、 谈目莲戏、 读童谣大观、 吕坤的演小儿语、 方言标音实例绍兴音、 读各省童谣集、 儿歌之研究、 中国民歌的价值、 猥亵的歌谣、 关于猥亵的歌谣、 歌谣与方言调查、 歌谣、 歌谣与妇女序、 蛮女的情歌、 初夜权序言、
16、海外民歌序、 潮州畲歌集序等。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他精辟介绍了国外民俗学理论，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7为后来的研究者指明了途径。第二，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扩大了歌谣征集的范围。在刘半农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对征集范围有这样一项规定：“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 ”而这在周作人看来，明显“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此“主张要撤废”。23在他的这一倡议下， 歌谣周刊创刊时就修订章程，其中鲜明指出：“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 ”24周作人本人也在发刊词中特别声明：“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的录寄，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