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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租佃关系新论内容提要：本文是一项新的租佃关系研究的结论部分。在此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发现，几百年来(特别是在清代)，中国的地租额和地租率有着大幅度的下降(其幅度多在 20以上)。在探讨了与此有关的那些问题它意味着粮食亩产量的下降，还是租佃制度的一种“修订”?农民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有关的政府政策和法律又是如何之后，本篇就有关地租率、旧的土地制度以及农民文化的若干问题提出几点余论。以就正于大家。 关键词：租佃关系地租实收率道义经济 租佃关系，初看起来是一个十分专门的问题，但是它的牵涉面却相当广泛。就本项研究来说，它为了回答所谓“地租率”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到农民行为，政府法律，主佃双方，以及有关的
2、中国文化问题。在本篇中，我们将基于各方面研究的成果，对学术界的一些有关论点，作出简要的回答，并就若干有关联的问题，谈几点“余论”。 一、有关地租率的几个问题 有关“地租率”的问题，是土地制度中一个仍未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在下面的研究中，我们对此作出了一个回答：鉴于地主实际取得的地租只占与佃农约定租额的七八成左右；同时，由于地租额并不像通常所说占有产量的 50，而大约只有40左右(所谓 50是指“正产物”而言)；这样算来(7080乘以 40)，实际地租率则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 30左右(若用陈正谟的数据计算，前者为 43，后者2为 32)。这些新的论点可能会引发如下一些问题： 如果按照一向的说法
3、，地租率在 50或 50以上，全国地主富农共占有土地5060左右，那么，地租总额将达到全国农作物总产值的 30上下(章有义，1991)；但若按笔者的看法，地主占有土地不足总耕地面积的 40，地租实收率如上所述，约为 30左右，则这一数值当为 12(即 40乘以 30；若用陈正谟的数据，则为 128)，或更低一些。 应当指出，这里所说，是指全国出租土地的地租一共是有多少，与占人口百分之几(一般认为约占 5)的地主究竟占有多大农业产出，不是一个“口径”。还有，因与计租、收租无关，农民的“副业”及“手工业”等“兼业”收入(以及地主家庭所可能拥有的“工商业”收入)，也都没有计及(其数量既大，也颇难以计
4、算)。 参见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24 页。 参见高王凌中共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 农村制度研究报告第 3 号，1994 年版。 如果说地租额只是相对于农业种植业而言，租额又是固定的或说没有上升，计入农民的这一部分收入的话(这正是发生在清代中国的重要史实)，地租率的下降更是不言而喻。像广东那样“由田改塘”的地方，租率如何调整，史料也许不足；但像湖南那些“土”上改种经济作物，以及那些发展了棉作的地区，则会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和引起地租率的实际下降。 这里还有一些因素没有考虑在内，即鉴于中国耕地面积的严重不实和折亩制度的盛行，以及地主一般占有土地较好，因此统计之中地主
5、所占地亩的比重，大于其在自然亩中的份额，这使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多少被“夸大”了。后来在土地改革之中，有些地方按标准亩计算土地，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在所占耕地比重中，其差3距约有 4 个百分点，地主原有地与“中中地”比较，则高出约 10 个百分点。按照这样的看法，地租额在总产量中所占比重应该是更低一点。 这些看法，当引起进一步的讨论，而不应视为最后的结论。但是由此也可看出，过去在这一问题上的许多说法，不免有夸大之嫌。所谓“地主阶级”对历史发展的“制约”力或“反动作用”，也都有必要予以重新评价。 由此还可进一步引出几点“余论”：若收租有限、地主所得仅为农业总产出的 12或更低些，那么农业无疑就是一
6、个“低效”或“低质行业”；购买土地也不一定是为了赚取“高额地租”，在一些地方，甚至不过是一种“保值”的手段，如江西宁都县下三乡土地肥沃， “佃户一石之田收至五石、四石，又有杂种”，田主“所收仅得佃户五分之一”，之所以这样， “盖自明嘉、隆、万、泰时，家给人足，素封者既费重金，稍有盈余足矣”。买田只为“资本保值”，或“保全资本”，而非依此致富。其收益，不过差胜于埋藏元宝而已。这种情况在山西太谷等地也是存在的。昔日司马迁曾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到了一千数百年后的“传统后期”，这种景象更非昔日可比。据 30 年代卜凯的调查显示，农场投资的回报率很低，每年只有 2
7、或 3，几乎不能吸引财富投入农业。另据土地改革时期东北榆树的一项调查，在框算富农收支情况时，也可发现农业经营的利润相当有限。这就可能引出一系列问题：1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其后期之优势产业，究竟是在哪里?2换句话说，当日的“剩余”究竟是有多少，它们是不是主要在农业部门?并且其数量是不是越来越少?3 “商人阶级”购买土地，是否因此就会影响了其“进取行为”或所谓“资本主义”的发展?等等。 在我的课堂教学中，有一些同学提出了这一问题，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刘尧同学在他的作业中说：清代前期，农产品的商品生产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如棉、4丝、茶、蔗、果、蔬、油料等农产品商品生产的发展尤为显著，南方北方各省皆然
8、。佃农种植经济作物，除了少数地方是种什么作物用什么作物交租(如棉租、麻租、油租)之外，大多数地方始终是以粮食按原定地租额交租。如湖南郴县一带，乾隆嘉庆间，因“迩者粤东麻价颇高，素有心计者，谓田中一年所收之稻，不敌一年三刈之麻，乃略施其智于瘠薄之产，而麻之获价果倍于谷。效之遂群然起矣，于是有争佃富室之田，且甘倍租以偿之者”；梁文明同学写道：陕西周至县农民王漋，于嘉庆二年十二月租种王如玉二亩旱地，讲定每年租钱一千三百文，当即给了次年的租价，到三月初，王漋在那地里种了棉花，王如玉因他种了经济作物，非要加租钱，王漋不答应，双方遂发生冲突。 王耕今：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滨海区农村经济调查， 山东党史资料，1
9、989 年版，第 5、21 页。 魏礼：与李邑侯书，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合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79 页。 布罗代尔(FBraudcl)：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 2 卷(中译本)，三联书店 1993 年版，第 257 页。 如有些村的地主请山上的外来户看家，不过把他的土地、庄户维护住；并不一定要收多少租子；有的地主，不过让佃户每天给他担担水而已(还要给他一双鞋子)，山西调查。 史记货殖列传。 黄仁宇给高王凌的信，1996 年 3 月 4 日。 马若孟(RMyers)：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 1890194
10、9(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1 页。 5尚晓原：本世纪以来的中国农村调查(第二部分，19491965 年)(油印本)，1989 年。 参见李思勤等“剩余学派”的研究，见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4 页。 在关于中国农业“剩余”的争论中，一般认为旧中国有 2530的经济剩余，其中农村部分占国内净产值的 19，它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被集中起来，用于国民经济建设，以致出现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照此看来，土地问题就是一个农业“利润”(即地租)的流向和使用，或曰“资本积累”问题(过去不少人正是认为高额地租把可能转向工商业的投资吸引
11、到了土地的“封建收入”之上而将其“定罪”的)。 的确，乍一看来，土地产出中有这么一大块“租”的存在不管是否经过经济学家的仔细论证，它明摆在那里，每年高达 50，或 30也罢(实际上可能还有一部分是在这之外，并不为田主和佃户分润的)这自然要引起各种“寻租”行为，和各方对它的争夺。 从另一种角度来看，租佃制在农村中本是一种“资金运作”方式，它涉及的是一个类于“金融”的问题，而不仅是一种生产制度。试举租佃制中的押租制为例：一个农民，如果有了一些资金，便可用来购买土地，不仅可以使其“保值”，也可获得可观的地租收入(不管是否租给他人)；对于另一个农民来说，如果觉得这块土地会有“出息”，而又能够筹措到一定
12、资金或典当衣物，或是卖掉原有的几亩次地他付出押金之后，租入这块土地，也就可以谋生；遇到田主缺钱的场合，其可能的应急办法之一，就是提高向佃农收取的押金，同时则须给佃农增付押息。押息渐高，渐与田租持平，最后田主就可能卖掉这块土地，使得佃户、田主身份互换，如此“循环往复”(这样看来，提高押租额并不等于提高地租额，租地的农6民也不一定没有钱，更不就等于“贫下中农”，反而可能是一个“佃富农”或“佃中农”)。土地使用中的类似情况，还可从一田两主，以及土地典卖如“出典人”与“典权人”都握有部分地权，前者可以回赎典地来要挟后者增价“找贴”等例证中看出。 最近译成中文的一项早年发表的关于华北农村的研究也指出，农
13、民常把土地看作一种“钱的近似物”，以致为此而典当、出售土地，或把它当作借款的担保。这一点作用，看似并不起眼，但在农民的日常经济生活中却可能很重要，它既提供了一种类似“金钱”的东西，也是一种“福利”或“保险”，尤其是对于一些劳力缺少或处于某种周期变化中的农家来说，在一些时候，例如取消土地私有和土地报酬的年代里，这一点就会突显出来。 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第 84 页。 认为它是一种有害的资本积累制度的看法，参见葛迪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34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中华书局 1982
14、 年版，第 482 页。 清代地租剥削形态，第 479 页。 参见田炯权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义田地主和生产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田主缺钱花用的例子很多，参见清代地租剥削形态，第 458,462,482 页等。 仁井田升：明清时代的一田两主习惯及其成立，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 8 卷，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738 页。 7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第 51 页等。 在“江村”一类地方的追踪研究中，一般人多对它的高额地租感到不解，特别是大租田(有的称“完租后没
15、剩下什么”，有的说“连交租米都木够”)，那农民为什么还要租田呢?实际上，正像有学者无意中揭示的一样，农民出卖这部分“田底”，是为了换取急需的钱款；他保持“田面”，继续承租原有地亩，则是为了有朝一日再把这田“赎回去”(所以付出一些代价也在所不惜)；而“大租田”的租额是双方协商决定的，若买价高了，地租也高，农民无法负担，因此多维持在一个相应的水平(参见沈关宝解放前的江村经济与土地改革，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上，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25326 页；另外还有一些矛盾的说法，如大租田租额约为 25，小租田则高出 1 倍，见第 330 页)；费孝通说过：人们有时急需用钱，就把土地当作商品对待；从每年偿付利息变为交付租金，对负债者而言并无很大差别， 江村经济，第 130 页。 这样看来，或站在一种多角度的立场，所谓“土地问题”的“实质”又是什么呢?它在不同的观察者眼中，是否就会有不同的答案? 本文写到这里，还需面对如下的“挑战”，即回答有关“减租减息”的几个问题：如果地租实收率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 30，那不是比“二五减租”所规定的减后租率“375”还低了吗?那么还有什么租子好减?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也许应该引证当年一批学者的研究：据说，当初土地法规定一般地租征收额为 50，是带有假定的性质；故“二五减租”有“规定最高租额”的意味，地租超过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