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国故”、“国故学”-- 试析三词在清季民初的语义变迁和相互关联》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国学”、“国故”、“国故学”-- 试析三词在清季民初的语义变迁和相互关联（7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1“国学” 、 “国故” 、 “国故学”- 试析三 词在清季民初的语义变迁和相互关联诚如陈寅恪所指出， “盖一时代之名词，有一时代之界说。其涵义之广狭，随政治社会之变迁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纠纷讹谬，即因兹细故而起，此尤为治史学者所宜审慎也”。清季民初， “国学”、 “国故”、 “国故学”三词曾经一度并行于世，给人们造成了相当混乱。因此，从它们各自缘起和产生语境入手，疏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一、 “国学”的由来与涵义“国学”一词，古已有之。 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又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由此可见， “国学”在中
2、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太学相当，二者往往互训。而近代意义上的“国学”，语义则发生了不小的转变。究其来源，20 世纪 20 年代即有论者推断其为舶来品。何炳松曾追寻“国学”二字“从何而来”，但“在中国书中总是查考不出他的来历”，于是他估计“大概是由西文中翻译出来的”，即“支那学（Sinology）”。汪震、王正己也说：“国学这个观念，大约产自外国，英文为Sinology，意为中国的学问。日本有支那学。 ”而曹聚仁在晚年回顾时，更具体阐释说：“国学这一名词，并不是古已有之的。乃是十九世纪西学东渐以后，有些士大夫（精神上的遗老，有如今日海外所谓忠贞之士）只怕国粹给欧风美雨吹掉了，乃要紧紧地
3、保存起来，称之为国学（日本人称之为支那学，欧美人称之为汉学）。到了二十世纪初期，他们就在那儿提倡国学了。 ”由此看来，在此问题上，2近代中国知识界几乎达成了普遍共识。但这种追溯似仅是就“国学”这门学问的起源而言，并未对这一词汇本身如何得名的真实来历细加考辨。颇有意思的是，在日本， “国学”的涵义也经历过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据竹内理三等编日本历史辞典载，日本古代的“国学”乃相对于中央的大学而言，指各国设置的郡司子弟学校，主要传授儒学和医学，在平安后期衰落。两相参照，除级别稍异之外，中日两国这一概念的古代涵义十分接近，显系日本摄取自中国。不过，日本近代之“国学”与此则名同实异，它指的是江户时代兴起
4、的一门学问，主要是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文献学研究，以探明其固有文化，弘扬日本文化的独特性，由于其旨在与西学、汉学相区别，故以“国学”为名，又称和学、皇学或古学。对于异域学界这一动向，较早的介绍者当是黄遵宪。1887 年，他在日本国志中就指出日本“近世有倡为国学者”。目前所知，国人中最先将近代意义的“国学”一词用于中国者乃梁启超。1902 年秋，他曾经以创办国学报的计划，商诸于黄遵宪，并且商请黄氏“分任其事”。如果说梁氏此番提及“国学”，还仅是作为一个正在酝酿的计划偶见于私人信函；那么，他在数月后所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则屡屡径直称之：“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
5、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 ”11或许是作为回应，1903 年 2 月， 新民丛报刊登了游学生与国学一文，呼吁在会馆内设立“国学图书馆”，以满足留学生研究国学之需要12。邓实则更在政艺通报上发表了国学保存论13，对3“国学”一词做出了近代意义上的阐释，并于 1905 年初，在上海创立了国学保存会，公开标举“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14。1905 年，江起鹏在国学讲义一书中亦呼吁道：“研究国学，其亦学者所有事焉”15。
6、至于国学巨擘章太炎，也于 1906年 9 月，在东京发起了“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由此可见，诚如有的论者所观察， “国学之名，始自何人，今已无考，然最早出现于光绪末年，可断言也”16。确实，从它见诸报端的频繁程度以及一系列相关团体的纷纷建立来看，到 20 世纪初， “国学”一词已基本实现了语义的转换，并被国人普遍接受和使用。不过，因“国学一名，前既无承”，纯属舶来转借，故“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17，以至于“此二字虽日日腾于人口，而究之其确诂何若，则几于无人能言之”18。陈独秀就质问道：“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太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
7、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他由是断言， “国学”这一名词， “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19。朱自清也严厉批评说：“我想国学这个名字，实在太含混，绝不便于实际的应用。 ”20曹聚仁则更是因此提出了“轰国学”的主张，他说：“国学无确定之界说，无确定之范围，笼统不着边际，人乃得盗窃而比附之。故为澄清学术界空气计，不能不轰国学。科学之研究，最忌含糊与武断，而国学二字，即为含糊与武断之象征。如之何其可不轰耶？”21此外，何炳松也号召大家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
8、国学”，他说：“国学两个字的意义，我总觉得它广泛模糊，界限不清，究竟国学是什么?现在谁能下一个合理的定义？”224尽管如此，自清末发端，到民初风行，仍不断有人尝试对“国学”一词的内涵外延做出各种诠释。概言之，大致可分为广、狭两义。狭义者，多有所别择。如邓实曰：“夫国学者，别乎君学而言之。 ”这便将“国学”与“君学”区分开来23。汪震、王正己则说：“国学为中国固有之学问，盖指我国欧学东来以前之学也。 ”24这显然是将“国学”的下限界定在晚清甚至明代中叶西学东渐之前。而柳诒徵也认为：“予对国学之界说，必非佛学及洋学，须从古先圣贤，未受佛学洋学之熏染时讲清，而又包括后来之汉学、宋学，以及今世所讲政治
9、、经济、财政、社会、教育等，始可言国学。 ”25这种界说一方面虽然将“今世”之学列入，可另一方面却又斥佛学于其外。此外，正如蔡尚思所概括， “乃今之学者，或以国学为单指中华民族之结晶思想(曹聚仁)，或以国学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吴文祺)，还有以史学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如章学诚、章太炎等)，以及误认国学为单指国文(其人甚多不易枚举)与中国文学的(海上一般大学多以中国文学系为国学系)”26。当时的狭义诠释确实可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侧重史学者如顾颉刚，便强调“国学”也就是历史， “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27。至于注重国文者，则也不遑多让，纷纷迳称“国学者，国文学而已”28。 与此同时
10、，更多的学人和团体则是从广义的视角来理解“国学”。譬如，章太炎在日本主持国学讲习会，所讲的主要是“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29。 民报之“国学振起社广告”且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30授课的内容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亦自我定位：“凡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 ”31而清华研究院5章程也规定：“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3
11、2。研究院主任吴宓还解释说：“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33，他后来更是阐明：“今宓晓以本院所谓国学，乃取广义，举凡科学之方法，西人治汉学之成绩，亦皆在国学正当之范围以内，故如方言学、人种学、梵文等，悉国学也。 ”34这些广义的界定，无疑大大扩充了“国学”的堂庑。除以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学研究机构之外，当时众多学人也持广义的看法。胡朴安便说：“国学二字，作如何解释？即别于国外输入之学问而言，凡属于中国固有之学问范围以内者，皆曰国学。 ”35郑奠也以为：“愚谓国学之范至广，凡域内固有之学，无间于心与物皆隶焉。 ”36蔡尚思则有感于诸多的狭义观点“皆仅得其一体，而尚未得其大全”，遂
12、强调指出：“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了。既然无所不包，那就无所偏畸了。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 ”37总之，在近代中国，关于“国学”的定义，始终是见仁见智、难有定论，以至有论者指出“国学其实并未能确立自身的学术典范，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个涵盖宽泛的虚悬名号而已”38。不过，从近代“国学”一词在日本肇始的本义和梁启超的转借义来看，应当承认它最初得名，正在于力图彰显本国固有学术、与外来文化相区别。梁氏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便屡以“国学”一词，与所谓“新学”、 “外学”相对举。所以究其近代涵义
13、，在很大程度上即泛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这一点应当是基本可以肯定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在正式开办时就曾明确声明：“本学门设立宗旨，即在整理旧学。 ”39南京高师史地学报在介绍北大国学季刊时也表示：“国学之为名，本难确定其义。在世界地位言之，即中国学。 ”406二、 “国故”一词在近代的引申与“国学”相似， “国故”一词同样古已有之41，而且它在近代也发生了颇大的语义变迁。不过，与近代“国学”涵义纯属舶来转借有所不同，近代的“国故”一词乃是道地国货，它在近代的语义转换，更多的是对传统涵义的引申和拓展。在中国古代， “国故”一词意味着国家遭受的凶、丧、战争等重大变故。 礼记文王世子便说：“凡释奠者，必
14、有合也。有国故则否。 ”清代学者孙希旦礼记集解也引刘敞曰：“有国故者，谓凶、札、师旅也。 ”42到晚清， “国故”又有了一个新的涵义，即“朝掌（章）国故”，用来专指典章制度。如魏源便推崇龚自珍“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掌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43，他同时还揭露科举制度禁锢天下之智慧， “试文衡，试言职，试枢密，无非衡书艺之工敏，声律骈偶之巧丽，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44，从而主张“欲综核名实，在士大夫舍楷书帖括，而讨朝章、讨国故始”45。 而最早在近代意义上使用“国故”一词者，当是章太炎。他早在 1903 年身陷西牢作癸卯口中漫笔时，即自命：“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
15、之罪也。 ”46在 1907 年8 月与孙仲容书中，他又写道：“方今国故衰微，大雅不作，文武在人，实惟先生是赖。 ”47如果说章氏以上所谓“国故”，在一定程度上仍可理解为“典章制度”，那么他在 1910 年所著国故论衡一书中，则明确地将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文学（文学界说、历代散文、诗赋）、诸子学等一并纳入，从而大大引申拓展了“国故”的传统涵义，基本勾勒出近代“国故”一词的涵盖范围。藉其声望，兼之振臂一呼，7“国故”一词很快就被人们所广为接受。如钱玄同在 1910 年便有感于“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遂在教育今语杂志章程上标明：“本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 ”48不过，章氏虽提出“国故”一词，却语焉不详，因此往往为人任意比附49。毛子水就质疑：“什么是国故呢？我们倘若把这个问题问起那些讲国故的人，所得的回答恐怕没有相同的。有些必定说国故就是三纲五常；有些必定说国故就是四书五经；有些必定说学海堂经解是国故；更有些必把骈体文钞古文辞类纂钟鼎款识等东西当作国故。无论这些回答里面，哪些是错，哪些是不错，国故这个名词，没有很清楚很一定的意义，就可从此知道了。 ”50曹聚仁也不由感叹道：“吾人一提及国故，则庞杂纷沓之观念交集于前。若就各观念而一一考订之，则一切观念皆浮泛空虚，枵然无所有焉”，但他人“援用此名，从未计及其实；其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