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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城市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实证分析及政策含义城市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实证分析及政策含义摘 要：文章通过问卷调查，对城市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进行了具体测度和实证分析，以期为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本研究旨在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测度居民在循环回收行为上的总体状况；二是考察不同的居民在循环回收行为上是否存在差异，即人口统计特征对循环回收行为是否存在影响。 关键词：循环回收行为；总体状况；方差分析；人口统计特征；政策含义 一、问题的提出 发展循环经济，建设循环型社会，是“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保证。这里，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reduce,reus
2、e,recycle,3R)为原则的循环型社会建设不仅是生产环节(针对工商企业)的循环，而且更重要的是消费环节(针对居民和各类消费者)的循环。为了在全社会树立发展循环经济、建设循环型社会的理念，我们必须首先调查和了解普通居民在消费、使用过程中的循环回收意识和行为，然后才能有针对性地推出相应的公共政策，以对普通居民加强循环回收行为的沟通和引导。 20 世纪 70、80 年代以来，经济发达国家开始注重对居民的环境意识行为(或称环境保护行为、环保型消费者行为)进行实证研究。一些学者(Schwepker and Cornwell,1991)发现，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等人口统计特征和居民对生态的关心显著
3、相关，高收入者，以及职业地位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往往更关心生态。同时，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也比其他人群更关心环境。但是，也有学者研究认为人口统计特征和生态行为之间不存在相关性(波隆斯基、威蒙-2萨特，2000)。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研究都是针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由于我国在经济水平和文化特征等方面与经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不能沿用发达国家的研究结论来直接判断我国的情况(况且，发达国家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也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相反)。近年来，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对居民环境意识行为进行了调查研究(杨明，2002)，但是很多研究文献仅仅是对公众环境意识行为的现状进行一般性描述，缺乏深层次分析。
4、而且，很多研究文献主要是针对一般环境问题(如酸雨、全球变暖、空气污染、水污染等)，事实上，这些环境问题有的似乎距离居民还很遥远，居民日常的环境意识行为很难显著地影响这些一般环境问题(如酸雨)。基于此，本文专门针对居民切身的环境问题垃圾污染问题进行研究。我们通过问卷调查，主要对城市居民日常的产品消费、回收、处理过程中的环境意识行为循环回收行为进行具体测度和实证分析。我们的研究旨在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测度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总体状况；二是考察不同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是否存在差异，即人口统计特征(性别、婚否、年龄、学历、家庭人口、就业状况、职业、个人月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等)对循环回收行为是否存在影响。
5、二、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通过对城市居民(以武汉为代表)进行问卷调查获取数据。问卷主体内容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度量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语句，我们设置了 4 个问题： F1：一件产品用旧后，通常我就会重新买个新的，即使这个旧产品还能使用或修理后能用。 F2：只要可能，我尽量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直至其完全废弃。 F3：我通常把一些可回收利用的废旧物品直接扔到垃圾箱里，而不是设法卖掉或送给别人。 F4：我通常把旧报纸杂志、书本纸张等积累起来，然后卖掉或送给别人。 -3其中，F1、F2 度量的是居民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倾向，F3、F4 度量的是居民对废旧产品(或生活垃圾)回收再利用
6、倾向。每道问题都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制，我们采取居民主观赋值的方式，得分代表居民对该语句的同意程度。其中，1 同意， 2 大致同意， 3 一般， 4 不太同意， 5 不同意。有的语句为正项指标(如 F2、F4)，有的语句采用负项指标(如 F1、F3)，负项指标统计分析时我们反向打分(即在计算总体循环回收行为得分时，用 6 减实际得分). 第二部分是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婚否、年龄、学历、家庭人口、居住年限、就业状况、职业、个人月收入、家庭成员月总收入等，共 10 个问题。其中，对就业状况变量，我们设计了 3 个分类指标：(1)是；(2)否；(3)在校学生，这样可以把学生与其
7、他居民区分开来。对职业变量，我们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并有所调整，将职业分为 6 类。个人月收入项中，我们选择以 800 元为一个区间(而不是通常使用的 1000 元一个区间)，将个人月收入分为 6 类。家庭成员月总收入项中，我们以 1600 元为一个区间，将家庭月总收入分为 6 类。鉴于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准确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较难，我们用家庭成员月总收入除家庭人口以获得家庭人均月收入，并把家庭人均月收入分为 6 类。为了设计本调查问卷，我们参考了很多国内外文献(Anderson and Cunningham,1972; Bohlen, et al. ,1993; Newell and G
8、reen,1997)，并在其基础上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和文化特征进行了综合比较与反复修正。问卷正式形成以前，我们首先经过一轮与专家、居民的访谈，询问他们哪些因素对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有重要影响后归纳得出问卷初稿。此后，我们对城市居民进行了两次预调查：第一次调查了 30 位城市居民(其中包括一部分大学生)，获得了 26 份有效问卷；第二次调查了 60 位城市居民，获得了 54 份有效问卷。我们对预调查结果进行了初步分析，总结了被调查居民的有关意见，对一些不适合的问题进行了修正，最终确定正式问卷。 问卷调查于 2006 年在武汉市展开。我们采取邮寄调查与面对面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随机派送了 1250 份
9、调查问卷至居民小区信报箱，并请居民将填好的调查问卷用我们预先贴好邮票的信封寄还给我们。派送调查问卷时，我们采取了分层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首先，根据武汉三镇(武昌、汉口、-4汉阳)七区(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的人口分布情况，我们选择了 25 个居民小区(分层抽样)。其次，每个小区平均派送50 份调查问卷至居民信报箱(简单随机抽样)。除邮寄问卷调查外，我们还在居民小区、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进行了随机的面对面调查。面对面调查问卷的内容与邮寄问卷是一样的，只是被调查人当场填写，我们当场回收。截至 2006年 6 月 25 日，我们共回收问卷 355 份(其
10、中，邮寄问卷回收 242 份，回收率为19.36，面对面调查问卷回收 113 份，没有统计面对面调查拒绝率)，后经一致性检验剔除 34 份无效问卷，最终共获得有效问卷 321 份。为了确保调查的是武汉居民，在我们最终确定的有效问卷中，被调查者在武汉居住的年限都达到 6年或以上。从回收问卷的构成分布看，其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收入状况等大致与武汉市总体状况接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调查是科学、可信的。我们采用 SPSS11.5 对 321 份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三、城市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总体状况 我们先不考虑内部差异，从总体上考察城市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一般状况。 从表 1 可以看出，在度量居民
11、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倾向的两个问题中，有 59.5的居民不认同(包括不同意和不太同意，下同)“一件产品用旧后，通常我就会重新买个新的，即使这个旧产品还能使用或修理后能用”(F1)，只有19.9的居民认同(包括同意和大致同意，下同)F1。相应地，有 65.7的居民认同“我尽量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直至其完全废弃”(F2)，只有 9.7的居民不认同 F2。从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的角度看，F2 的回答结果要好于 F1，内部差异也小于 F1(表现为 F2 的标准差小于 F1)，这反映了多数居民认同会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直至其完全废弃。但是，居民对于产品废弃的理解可能不完全一致。部分居
12、民也许认为“一件产品用旧了就废弃了” ，此时就会重新买个新的，即使这个旧产品还能使用或修理后能用。 在度量居民回收再利用倾向的两个问题中，有 61.4的居民不认同“我通常把一些可回收利用的废旧物品直接扔到垃圾箱里，而不是设法卖掉或送给-5别人” ，有 24的居民认同这么做。居民对“我通常把旧报纸杂志、书本纸张等积累起来，然后卖掉或送给别人”(F4)最为认同(均值为 1.29)，内部差异也非常小(标准差为 0.693)。统计显示，有 93.8的居民认同 F4，不认同 F4 的居民不到 2。比较 F3、F4 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居民对纸张的回收非常高，但是F3 的回答结果显示，不少居民扔掉了一些可回收利用的废旧物品。据我们调查，扔掉的废旧物品主要包括旧塑料、玻璃、布类织物、金属等。这些物品不容易像纸张那样积累起来卖掉，回收的途径也不便捷，所以居民回收利用的激励不够。 总的来说，从我们的调查结果看，大多数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当然，考虑到居民可能有“爱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