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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周的国家结构与国教结构中国上国家宗教（state religion）的状况，在宗教学界、史学界迄今未见全 面系统的阐述，上古时期的国教状况更是鲜有专门讨论。任何形态的国家都需要理论上的 支持，这种理论在后人看来往往与国教信仰密不可分，而国教信仰通常又与特定的国教结 构有关。关于商周时期的国教信仰状况，笔者在过去的研究中已略有涉及，兹专就商周 国家结构与国教结构试作探讨。一、国家结构：亲族与国家受秦汉以后大一统现实的影响，人们往往把上古时代的国家想象并构拟成一个中央集权 的国家。司马迁作史记 ，夏商周三个王国的兴衰便被描绘成大一统王朝的更迭。当然， 后人的构拟事出有因，上古文献中早有此种倾向。
2、 诗玄鸟中殷人称“正域彼四方”、 “奄 有九有”、 “邦畿千里”；诗北山中周人称“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王臣”。其实，商周 时代的“溥天之下”“莫非王臣”，与秦汉以后的大一统国家是不同的。根据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商王国时期的国家是一种方国与方国的联合体，有的学者把 这种联合体称为“方国联盟”，也有学者把这种联合体称为“部族国家”或“早期国家”。所 谓“部族”，是指由原始时代的部落组织衍变而来的、以血缘（族姓）联系为基础的社会集 团，它是中国国家的早期形式。商王国时代的部族很多，卜辞中大多称之为“方”。商部族 就是指子姓的殷人社会集团。从殷卜辞反映的情况看，商邦与其他方国之间的关系具有
3、两重特征：一方面是相互并存 关系，另一方面商邦又凌驾于其他方国之上。先看并存关系。殷卜辞中有“比”字,林沄先生 指出，这里的“比”均作动词用，是“亲密联合之义”。殷卜辞中常见“王比某方伯”或“王比 某伐某”的记录，如：“贞，王比兴方伐”（缀合151） “乎比丹伯？勿乎比丹伯？” （乙编3387） “乙酉卜令多子族比犬侯扑周甾？”（前编522）林沄先生认为， “卜辞确实反映出商代有许多方国和商王发生联盟关系，可考知者已有鬼、而、井、昜、丹、 犬、暴、攸、望等方。 绝大多数这类卜辞都明确地涉及征伐，所以说，商代是存在方 国间的军事联盟的”。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再去审读典籍中的有关资料，就不难发现当
4、 时方国联盟的情形。 诗长发述商汤伐夏桀的过程， “顾、韦既伐，昆吾、夏桀”。顾、韦、 昆吾是夏王国的盟国。同样， 尚书牧誓述周武王伐纣，其中也有“我友邦冢君”。 诗皇矣叙述“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伐崇墉”。 “崇”是商的盟国，而 “友邦”是周的盟国。另一方面，商邦与盟国间是不平等的。卜辞资料表明，商邦不仅“比” 其他方国，而且有时也“令”其他方国。如：“癸卯卜，宾贞令沚方？”（前编 6606） “庚辰，贞，令望方？”（京津4386） “癸亥，贞，王令囗侯伐”（金璋 368）这里的“令”，显然是一种指挥与服从的关系。同时，商王作为方国联盟的盟主，具有 向盟国征取贡物、巡狩盟国境地、仲
5、裁方国间争端和惩罚方国的权力。 王国维早就推测 说：“自殷以前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 ”顾颉刚也说：“夏商所谓王， 实则春秋所谓霸。 ”今天看来，这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周邦推翻殷邦的统治之后，建立了一个新的方国联盟周王国。就大局而言，周王国 与商王国的国家结构和性质并无根本差异，其不同主要在于“共主”的换替：周由小邦上升 为“共主”国，商由“共主”国沦落为普通的邦国。周邦取得“共主”地位之后，当即与既存的 方国确立了联盟关系，后人将此一过程称为“褒封”。所谓“褒封”不过是周王以天下共主的 名义，与既存的异姓方国建立一种名分，组成新的方国联盟。其所异者，周代文献中大多 将这些方国称之
6、为“诸侯”。与此同时，周人还“封建”了一批同姓诸侯国。周人为什么分封同姓诸侯国？传统的说法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这种解释虽可说通，但也有问题。因 为周人的分封制度实际上一直延续到春秋时代而不衰，不但王室行分封，诸侯也行分封， 甚至“大夫有贰宗”。单纯用“藩屏”之说作解，显然缺乏说服力。诚然，分封具有重要的意 义，但从商周历史的宏观过程看，分封也与部族的不断衍生相关，是部族殖民的政治化。 它源于氏族时代的氏族组织制度。大体说来，从西周初年到春秋末年，周人分封呈现为两个阶段：西周时代是“天子建国”； 春秋时代是“诸侯立家”。从部族人口分衍的角度看， “诸侯立家”是“天子建国”的下延和再版。 然
7、而，在当时“王土”、 “王臣”观念下，王国、侯国、大夫之家具有大致相似而又不完全相同 的宗族政权特征。天子王国，是以王族为核心构建的最高政治实体或国家。名义上，王统治天下；实际上， 王主要统治“王邦”。这种“王邦”与“王天下”的政治格局被人们称为“内服”（王畿）和“外服” （畿外）制度。周代的“内服”、 “外服”秩序展现为一个逐渐衰变的过程。西周前期，王朝对 外服诸侯具有较强的控制力量。在周初的诰命中，周王对诸侯百般教诲，指示他们服从王 的指挥， “勿替敬，典听朕告”（尚书康诰 ） 。周康王在即位典礼时就训示道：“庶邦侯甸 男卫，惟予一人钊报告。 ”（尚书顾命 ）当时，许多诸侯国君都参加了康王
8、的即位大典， 表示坚决服从周王的调遣，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同上）到春秋初年，此种盛世 已不复存在， “周郑交质”乃一显例。其原因，自其表言之，是诸侯坐大；自其里言之，是宗 族组织的成长壮大。宗族政治的基础是宗族组织。在氏族制度下，一个氏族的人口发展到 一定数量，就会从中衍生出新的氏族，原来的母氏族则成为胞族。宗族组织作为氏族组 织的次生形态，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氏族组织的这一特征。周初，王邦强大，新封的侯 国力量微弱。后来，诸侯国力量不断壮大，而王邦却由于不断的分封发展较慢。当诸侯国 与王邦力量相互制衡的时候，彼此间的冲突在所不免。 “诸侯争霸”与王国代兴有相似的一面。 从宗族政治的
9、内部结构看，政权的主体是宗族贵族，在王邦是王族。在王族内部，又进一 步凝聚到“宗主”身上。在周王室内部，对国家政权的厮夺直接体现为对“宗主”身分的争夺。 春秋时期王室的内乱多导因于此。宗族政治的主要对象是庶众，是贵族对庶族的统治，宗 主对庶民的统治。 诗国风中的一些诗篇展现了庶民对贵族的怨忿情绪和依存关系。对 异族来说，周王族与他们虽无血缘联系，但却有宗教关系。在商周宗教信念体系中，王被 认为是上帝的嫡系子孙，而普天下的人们都被认为是上帝的子民（等级身分较低） 。因此， 自上帝的角度而言，王族与异族、王与异族人民之间有一种神授的“准”血缘纽带。它建立 在这样一种信念上：王族是上帝的“选民”，代表上帝统治天下。周王国所谓“内服”，实质 上就是王邦以王族为核心的政权和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