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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 九四年第二 期两汉经学与古代学术体系的转型葛志毅内容提要本文阐述了汉代古文经学重古文献考据的时 代特征,分析其击败和取代以师说口传为据的今文经学的原因,认为由此引起了古今学术风气的一大转变。这种学术体系的变型大体发生在汉末三国 之际,并对中国古代的经学和学术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关键词两汉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文献考据师说口传学术体系转型清儒毕抚 曾对春秋以迄三国的经学发展有过一段议论,其传经表序日“上自春秋,迄于三国,六百年中,父 以传子,师以传弟,其者门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碟不下万人,多者至著录万六千人,少者亦数百人,盛矣。降 自典午,则无闻焉。岂非孔 氏 之学
2、,专门授受,逮孙炎、王肃以后始散绝乎”按所谓“父 以传子,师以传弟”主要指两汉经学的传授形式,“专门授受”则指今文经学的重师法、家法,汉书中所谓“专门名经”、“专门教授”者是。后来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论及汉代今文十四博士之学的衰微时,也曾谓“学术变迁 之在上者,莫剧于三国之际,而自来无能质言之者,此可异也。”是毕、王二 氏不约而同都注意到,三国之际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过程 中的一大转折点。如何解 释之毕氏提出一个假设,王 氏则 以“自来无能质言之者”而叹其可异。欲解此疑,当求诸汉代经学发展中的今、古颇顽。今文经学与一占文经学在治学方法上各异,后来由于今文经的衰敝和古文经学的隆盛,此差异最终成为中
3、国古代学术体系的递遭变化因子,并在古代学术升降 的轨辙上,著一分界于三国之际。汉代今文经学的一个最大特征,即极重师说口传,刘欲所谓“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河卜 往古”,实切中今文经学此点。在学术上,此至少是继承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口说传业式讲习治学传统。古文经学的兴起,则是另外一种新的治学方式兴起的结果,即文献考据学。胡朴安曾谓“盖今文有师传授,古文无之。无训话以通其意,则古文几不能读也。”按此所谓训话即一种文献考据学方法。斯实道 出今、古文经学在讲习治学方式上的最大区别所在。训话考据之学不始于汉,自春秋战国以来已显示其端倪。如在先秦文献中每见到说解文字、训话词义之例。左传上有“夫文,止戈为武”
4、,“故文,反正为乏”,“于文,皿虫为蛊”诸例,是乃说解文字形义。国语周语下载叔向训解诗周颂昊有有成命之言日“其诗日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肴密。于缉熙,宜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 而称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让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 姓 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肴,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宜,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让而敬百姓其 中也,恭俭信宽,帅归于宁其终也,广厚其心,以 固和之。始于德让,中于信宽,终于固和,故曰成。”试以此叔 向解诗之言与汉代经师话经之语相较,其间几无二致,堪为汉学训
5、话正宗。在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记载中,还可举出其他类似之例。此训话考据之法虽久见其源,但由于口说传业之法一直是讲习治学的主要传统,因而使之无 由得到充分独立的深入发展。汉代今文学皆师弟口耳相授受,墨守一家之说,不虑异 同之辨,唯奉师说口传为律法。故今文家时代虽有训话,几于无需乎训话之法解经。必须有文献学的一定发展 为前提,训话考据学方可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清儒研究小学训话极重视声音之道,如洪亮吉汉魏音序日“古之训话即声音。”此固与文字 学上字义得源于声音的认识相关,此外则与清儒对汉代以来所积累的训话学知识的总结借鉴有关。这些训话学知识,主要是汉代的古文经学家在促使今文重口说之习向文献学研究转变
6、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今文经学每因口耳授受中的口语、方音等原因致误,故今文经书在传习中多有文字错讹。对此能予以改正者主要有二法,一用最早的古本校正,二用训话考据之法正读。关于第二点,汉代古文家总结出丰富的声音训话知识。段玉裁于周礼汉读考中发 汉古文家声音训话之例曰“汉人作注,于字发疑正读,其例有三一日读如、读若,二日读为、读曰,三曰当为。”按第一例乃训话学中的声训之法,即比其声音以通其义训。如礼记少仪郑注“皇读如归往之往。”诗商颂烈祖“责读如往来之来。”声训乃训话学的主要方法,后刘熙 以声训之法撰成训话专书释名。声训之法以声音为原理创通义训,从而建立起训话学的基础,同时也启发古文家据声音原理去校
7、正今文经书因口耳授受中的文字传读之误。段玉裁所说第二、三例除与通假相关外,多与声音、形体致讹 有关,汉代古文 家每指为“声之误”或“字之误”而改读改字。其“声之误”多由口耳授受所致,如礼记文王世子郑注“承读为赠,声之误也。”周宫秋官掌客郑注“牲当为腥,声之误也。”此 类多 由声音相近而于口耳授受之际致误。又礼记中庸郑注“衣读如殷,声之误也。齐人言殷,声如 衣。”礼记绷衣郑注“资当为至,齐鲁之语,声之误也。”按此所言明为方音之异而致传读之误,必因口耳授受之故无疑。所谓“字不误”不全由形体致讹,亦当与口耳授受之际听读不审而 误 写其字有关。如周官春官大司乐“九馨之舞”,郑注“九 馨,当读为大韶,字
8、之误也。”礼记檀弓下“九京”,郑注“晋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盖字之误,当为原。”按九馨、大韶 同为乐名,九京、九原同为地名,由于口耳授受之际听读不审,遂联类所及而误写其字。按上举诸例,可知今文经学所继承的口耳授受之习,往往易致经书文字之误,而古文家所发展起来的声音训话之学,适可予以考正。古文经学的发达有其深厚的学术背景,而其发展 的主要方向,却在于把口耳授受之 习转 向文献书本上的训话考据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考据学的发展,其真正的开端实与古文经学的兴起有关。汉代古文经学的兴起,实源于对古文经书的解读。史记儒林传日“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按此以今文、古文对举,为此二概念同
9、时见于记载 的最早之 例。有的学者认 为,“因以起其家”乃 谓孔安国创尚书古文家法。汉代今、古文经学之对立,实肇基于此。秦代焚书,意在禁绝古文。史记太史公自序“秦 拨 去古文,焚灭诗、书。”但古文并未因此绝灭,汉初犹有诸多古文经传存世。史记中多处提到所谓“古文”,综校各条记载,司马迁所谓“古文”主要指用先秦文字书写 的儒家经传,“诗、书古文”、“春秋古文”、“古文尚书, ,“孔氏古文”诸称尤足证此。后盐铁论相刺谓孔孟“坚持古文以应当世”,即沿史记之称儒家经传为“古文”。司马迁所谓“古文”,又特指朝廷中秘旧藏的古文写本儒家经传,以与当时博士所用的今文本相区别。清儒俞正燮曰“史记言古文者,犹言古文
10、字本尚书、春秋。其特表举古文者,以所采辑与博士不同,故申别之日古文。”所说极是。史记太史公自序日“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司马迁得见秦以来中秘旧藏古文本儒家经传,必然无疑。除此朝廷中秘古文之外,汉初民间所出两宗古文较有影响,一为河间献王所得诸“古文先秦旧书”,一为鲁恭王所得孔子壁 中“古文经传”。此两批 书基本都是先秦写本儒家经传。孔子壁中书刘欲又称之为“古文 旧书”,是汉代所出古文诸书中影响最大的一批,故说文序所谓“六书”之一 的“古文”,专以称“孔子壁中书”。此外,史记儒林传所谓“孔氏有古文尚书”,非谓壁中书,当为另外的孔氏家传本。总之,汉初以来传 自先秦的儒家经传古文写本,当为数
11、不少。解读这批古文经传,是汉代古文经学兴起的文献基础。解读先秦古文,必须有古文字学的知识。战国秦汉之际,是文字发生剧变的时 代,也是文字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战国时存在着东、西两种文字,即西方秦国的糟文与东方六国的古文。后来秦灭六国,主要据描文作小篆,划灭六国古文,以统一文字。继则 因秦戍役狱讼繁剧,为公文简约方便计,于是推行简易的隶书。至汉代隶书成为通行文字,故今文家以隶书写读经文,据隶书解说经义,乃至多有不识秦篆者。说文序日“诸生竞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领时书”,至许慎所举谬说文字诸例,亦当多指今文学家。清邓廷祯日“汉世竞尚截纬,其说字多与故训不合。”亦可见汉代今文学家文字学知识的浅陋
12、。隶书的推广及今文经学的流行,导致汉代古文字学的研究,从识读秦篆开始。汉书艺文志日“苍颇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按“苍领多古字”乃指李斯等用秦篆作苍领等字书。张敞、杜林乃汉代著名文字学家。据此可知,秦代小篆至汉代就需要专门的文字学家研究识读。说文序日“今叙篆文,合以古、糟”,即把篆文、古文、箱文三者结合起来研究,以篆文为本以解说古、糟。此乃汉代古文字学的基本研究内容及体系。由于古文经传的大量出现,于是对古文的研究成为汉代古文字学的一个重要专门分支。这里附带讲一点,“苍领多古字”乃指用秦 篆书写的苍领旧本。汉书艺文志又谓“汉兴,里书师合
13、苍颇、爱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领篇。”按此间里书师所传苍领篇当为汉隶书写的今文本。是苍领篇旧本 的存在与儒家古文经传写本的存在,同是汉代古文字学得以发达的重要原因。秦虽有意划灭古文,但有如古文经传不绝于世一样,识读古文者自汉初即世不乏人。如左传多古字而张苍、贾谊能传之,司马迁 自称“年十岁则诵古文”,孔安国识读古文尚书,张敞“好古文字,能读鼎彝之铭。随着古文经传的陆续出现,汉代的古文字学发达起来。据说文序所言,汉代文字学的发展同宣帝时关系密切,王莽时对古文 的研究最为系统集中。说文序日“孝宜时 召通仓领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爱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
14、平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 中,以礼为小学元士“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日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日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按宣帝时注意对仓领字书的研究,无疑对汉代文字学的发展是一个契机,由此 出现一批文字学人才。王莽时则把整理古文作为制礼作乐 的一项内容予 以重视,即所谓“应制作”。王莽时亦曾征集文字学人才,平帝元始四年征天下通晓“史篇文字”者,次年征天下通晓“小学、史篇”者。按史篇即史箱篇一类字书,汉书杨雄传赞“史篇莫善于仓领,作训纂。”此当即说文序所谓平帝时征百余人说文字未央廷事。从“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及 征通知“史篇文字”二
15、事看,王莽时最重视对古文的整理,亦使之形成系统。对古文的整理,与古文经学王莽时立于学官事相应。古文经学体 系亦当由此确立。东汉时继续了对古文的这种研究。卢植 曾谓“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速、郑兴父子,并敦悦之。夕所举皆为古文大家,也以贾速最为重要。贾连曾使章帝“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实际使古文诸经近于半立学官的状态。贾透后得和帝信任为侍中,“兼领秘书近署”,可能因此得校理中秘古文经传。为配合古文经传的整理研究,贾逮使许慎作说文解字。此事需仔细读许冲上说文解字表方可知。其表有日“先帝和帝诏侍中骑都尉贾遴修理 旧文。殊艺异术,王教一贵,苟有可以加于国者,靡不悉集“一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慎,本从透受古学。盖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一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遴,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话,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触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 毕载。”按所谓“先帝诏侍中骑都尉贾透修理 旧文”,即后汉书贾速传和帝永元八年,“复为侍中,领骑都尉,内备帷握,兼领秘书近署。”于时得校理中秘古文。“殊艺异术,王教一 湍,苟有可以加于国者,靡不悉集”,乃贾速为加强古文经学的学术基础,广为搜求各方面 的资料。说文解字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