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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个成果上。而造成这种伟观,又是与民族的语 言、 文化紧相联系。这里面的确有许多问题需要 探索。艺术有自身的发展规律,造成一段具体的诗 歌史的状貌的,除了社会文化的各方面的原因外, 诗歌史自身的发展规律,往往有着更带必然性的 作用。我们对于诗歌史的发展特点,以及某些规 律性的东西的探讨,是很不够的。这限制了我们的研究。这里我想讲讲林庚先生的诗歌史研究的 特点,林先生的研究诗歌史,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 为了从其中寻找发展现代诗歌创作的借鉴,所以 据我理解,林先生是认为诗歌发展中存在某种规 律性、 必然性的东西。比如他九言诗、 格律诗的尝试的信心,就来自其对古代诗歌诗体发展规律的 一种理解。另外,我
2、觉得林先生诗歌史研究中有 一个很精彩的地方,就是他注意到中国古代诗歌语言发展的一些趋势性的现象,尤其是对从中古 诗到唐诗诗歌语言的意象化进程的注意,我觉得 是林庚诗歌史研究中很有进一步挖掘、 继承之价 值的一部分。 最后,我认为,我们现在的诗歌史研究还应该充分重视、 挖掘中国古代的诗歌批评、 诗歌史研究 的丰富成果,继承其学术传统。朝真正沟通古今 诗学的方向努力。这个问题,要详细论证起来,又 很复杂。这的确应该是我们今天诗歌史及一般的 诗歌批评、 理论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中国古典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释策略周 裕 锴(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 本文关于 “群体之诗” 与 “个体之诗” 的
3、说法,参考钱志熙2004年福建师大主办的 文学遗产论坛 所发表 从群体诗学到个体诗学 前期诗史发展的一种基本规律 一文。中国古典诗歌解释传统源远流长,在各个历 史时期形成不同的阐释观念和方法,与诗歌批评 交相呼应,反过来对诗人的创作取向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诗歌阐释策略的选 择,与其对应的文本类型、 或阐释者判定的文本类 型密切相关,二者互相制约。换言之,诗歌文本类 型与阐释策略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下面 来看看四组两两对立的文本类型与其相对应的阐 释策略。 从作诗者的著作权来看,可分为群体之诗与 个体之诗两种类型。以 诗经 为例,其中除了极 少篇章外,绝大多数都无法确定作
4、者。无名作者 之诗或许是个人创作,或许是集体创作。但在春 秋时代,诗经 普遍被当作群体之诗来看待。清 人劳孝舆认为,春秋时期 “当时只有诗,无诗人。 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诗;彼人之诗,此人可赓 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人无定诗,诗无定指” 。没有诗人的诗,有如公共财产。诗既是属于公共 的,则每个引诗者都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不顾原 诗的上下文,任意截取诗中的句子或割断诗歌的 背景,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所以春秋列国在聘、盟、 会、 成的外交场合,可任意赋他人之诗,言自己 之志,这叫做 “断章取义” 。钱大昕在 虞东学诗 序 中指出,“赋诗断章,不必尽合乎诗之本旨”,这 是 “引诗者” 的态度,而非
5、“说诗者” 的态度。但是, 由于赋诗者在 “断章” 之时带有自己对诗章意义的 理解,“取义” 之时也在事实上对诗章进行了阐释。 所以 “断章取义” 也可看作诗歌阐释的方法之一。 到了战国时代,情况有所变化。孟子与其学 生讨论 诗经 中某些篇章的作者,如辨 小弁 、 凯风 的作者是 “小人” 还是仁人孝子,意味着 诗 经 已开始被视为个体之诗。 孟子 提出 “以意逆 志” 的 “说诗” 方法,讨论如何根据读者的测度去钩 考诗歌的本旨和诗人的本意。在中国诗歌阐释学38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 的 “开山纲领” 中,诗人个体的创作意图受到重视。 阐释的重心由诗章之义转移到诗人之志上
6、来,关 于诗人的背景资讯成为阐释者关心的内容,于是便有 “知人论世” 的说法出现。 “知人论世” 的提出 虽本身无关乎诗歌阐释,但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 其人可乎” 的说法,却指明了阅读理解个人之诗所 需要个人身世、 时代背景的支持。需要说明的是, “知人论世” 的目的是为了辅助读者和解释者更有效地 “以意逆志” 。 “断章取义” 和 “以意逆志” 分别奠定了中国古 代对待群体之诗和个体之诗的两个阐释传统,这 在后来的诗歌诠释中一再得到证明。在今文经学 韩诗外传 中,作者之所以一再使用 “断章取义”的方法,就因为 诗经 在他眼里是 “人无定诗,诗 无定指” 的群体之诗,一部体现了群体社会伦理
7、原 则的经典。作为普世的经典,诗经 可任意截取 来印证解经者信奉的政治道德观念。而在古文经 学的 毛诗故训传 中,其诗序的设置则体现出 “以意逆志” 的倾向。尽管很多诗小序把 “美刺” 之作 称为 “国人” 的集体创作,但这些诗实际上已因时 代背景的明确而近于个体创作,与 韩诗外传 的 普世经典文本大为不同。郑玄笺释毛诗,更将孟 子 “说诗” 的方法运用到实践中去。王国维在 玉生年谱会笺序 中称赞郑玄的 诗谱 、诗笺, “谱也者,所以论古人之世也;笺也者,所以逆古人 之志也” 。所谓 “古人”,更具有个体作者的成分。 换言之,诗经 里的诗不是没有作者的公共财产, 而是属于某个特定的时代、 国度
8、里的某个无名诗人。它是有 “定指” 之诗。 由此,关于 “诗言志” 的概念也可从两方面来 看,当诗歌文本被当作群体之诗时,“诗言志” 往往 指的是赋诗者所言之 “志”,即 “断章而赋” 的 “志”; 只有当诗歌文本被看作个体之诗时,人们才会去推测揣摩作诗者所言之 “志” 。 从作品的艺术性质来看,可分为记事之诗与 象喻之诗两种类型。再以 诗经 为例,记事性文 本以 雅 、颂 为主,包括部分主要采用赋的手法 的 国风 。孟子有 “ 诗 亡然后 春秋 作” 的名言,暗示着他理想中的诗歌是通于 春秋 之 “史” 的文本。象喻性文本以 风 诗为主,包括部分主 要采用比兴手法的 小雅 。这种文本接近 周
9、易之 “象” 。李梦阳说:“知 易 者可与言 诗,比兴 者,悬象之义也。 ” 象喻性文本的特点一是包蕴极 为丰富,“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二是意义变动不居,“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 。 这两种不同的文本类型也决定了各自适宜采 用的阐释方法。以 “知人论世” 的方法来对付记事 之诗,往往行之有效。如 毛诗序 以 小雅 十月之交 、雨无正 、小 、小宛 四篇为刺幽王 作,而郑玄根据 国语 以及纬候断定为刺厉王之 诗。其考证之所以可信,乃在于文本中有提供背 景的 “皇甫艳妻” 之类的记事性句子。然而,同样 的方法在推测 秦风 蒹葭 、陈风 月出 这类“事” 的色彩由
10、显而隐的作品时则未必可靠。换言 之,面对记事性文本游刃有余的 “知人论世” 方法, 在解释象喻性文本时却不免方枘圆凿, 格不通。 相对而言,记事性文本具有确定性,可以在历 史的坐标中找到对应的位置。如郑玄 诗谱序 所说:“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 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用,则傍行而观之。 ” 用诗谱 的形式从纵向和横向交叉的坐标点确定诗歌的 “次第” 。而象喻性文本却完全是开放性的,它的 意义由读者而非作者来决定。象喻性文本通过象征和隐喻来表达情感和意义,但是象和意之间并 非一对一的关系,绝非有一个圈定的死义,而是有 很大的弹性。 周易 系辞 所谓 “仁者见之谓之 仁,知者见之谓之
11、知”,既是指对易之 “象” 理解的 不确定性,也可以借用来说明对诗之 “兴” 的不同诠释。既然象的特点是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那 么 “见仁见知” 便是阐释象喻之诗的必然结果。值 得注意的是,这种我们可以称为中国古代的读者 反应批评的观念,其前提是文本须具有象喻性的 特征。董仲舒在 春秋繁露 中转述的 “ 诗 无达诂” 之说,其实就是和 “ 易 无达占” 相类比而提出 来的,可见 诗 之理解和解释中存在的 “见仁见 知” 现象,与易象的关系何等密切。 对文本类型性质的不同认识,形成中国古代 诗歌阐释史上的 “知人论世” 和 “见仁见知” 两大传统。这也可看作中国学术中 “史学” 传统和 “易
12、学” 传统分别在诗歌阐释领域的投影。宋代批评家往 往注重诗歌的记事性因素,诸如 “诗史” 概念的提第4期周裕锴:中国古典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释策略39 出,年谱、 编年、 本事等背景研究的流行,乃在于注 重诗中或诗后之 “事” 。其观念则多半来自 “知人 论世”,所以后来清人厉鹗在 宋诗纪事序 里声称“有宋知人论世之学” 。在宋代流行的 “诗史” 观 念,受到来自明代的诗评家的冲击。明人更注重 诗歌的象喻性因素,推崇 “水月镜花” 般的文本类 型,欣赏 “难言不测之妙” 、“心了了而口不能解” 的 诗歌。李梦阳说:“夫诗比兴杂错,假物以神变者也。 ” 王廷相说:“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 着。
13、 ” 都是从易象的角度来理解诗歌文本。与此观 念相对应,评点、 心解、 臆说等印象式批评成为明 代诗歌阐释的重要形式。 从作诗者的创作态度来看,可分为有意之诗与无意之诗两种类型。苏轼在关于 诗经 研究的 论文 诗论 中指出,前人所讨论的 “兴” 里其实有 “比” 和 “兴” 两种方法的区别,一种 “兴” 其实是 “比”,是诗人有意识取物象来表意,“有所象乎天 下之物,以自见其事”;而真正的 “兴” 则是一种无意识的偶然触物有感,“意有所触乎当时,时已去 而不可知,故其类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 。 他认为 “兴” 的文字没有表达诗人创作意图的功 能,因而对 “兴” 的诗歌就只能作推测式的理解
14、,而 不能作语言的诠释。自苏轼以后,“兴” 这一概念在后人的理解中 分化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兴托之兴,寄托着作者的 创作意图;一种是兴会之兴,表达着作者的偶然感 触。兴托是有意为诗,兴会是无意为诗。对于读 者和阐释者而言,诗歌也由此分为 “可解” 与 “不可解” 两种类型。兴托之诗,可采用史实考证和典故 训释、 即考释古典与今典的 “双重援据法” 来追寻 作者之意。兴会之诗,则无法探求作者之意,只能 靠读者自己的心领神会。宋代有 “千家注杜” 之 说,注释者多半把杜甫诗看作兴托之诗,黄庭坚对此阐释倾向深表不满,他在 大雅堂记 中强调杜 诗的妙处 “乃在于无意于文”,反对那些 “以为物物 皆有所托
15、” 的穿凿附会者。明代谢榛 四溟诗话 把诗歌分为 “立意造句” 和 “漫兴成篇” 两种类型。 陆时雍 诗镜总论 则把诗人的创作分为 “以意为诗” 和 “以情为诗” 两种形态。所谓 “立意造句” 、 “以意为诗” 都是有意之诗,而 “漫兴成篇” 、“以情 为诗” 都是无意之诗。有意之诗必然包含着作者的意图,即使作诗 者有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的遗憾,解诗者也可循 着 “书” 去追寻未尽之 “言”,循着 “言” 去追寻未尽之 “意”,通过探究本事、 破译典故、 体察性情、 还原 存在等手段找到作品的 “本义” 。然而无意之诗却 完全产生于偶然的冲动,事过境迁,作诗者也难以 说出有何确切的意旨。
16、这样的诗只表现一时的心 境兴趣,而心境兴趣是无法从语言中剥离出来的。同时,无意之诗往往单纯透明,既无复杂的深意, 也就不必再作诠解。朱鹤龄 辑注杜工部集序 说:“诗有可解,有不可解者乎?指事陈情,意含讽 喻,此可解者也。托物假象,兴会适然,此不可解 者也。 ” 对于注释者来说,首先要判断诗歌的文本类型,确认其可解还是不可解,否则将事倍功半, 甚至南辕北辙。一般说来,宋代、 清代阐释者倾向 于把诗歌看作有 “必然” 之意的文本,而明代阐释 者却更欣赏 “不必然 “的无意的文本。对文本类型 的不同认识,造成意图论和反意图论、 诠释和反诠释的对立。 从作诗者的身份来看,可分为学人(文人)之 诗与风人之诗两种类型。刘克庄指出:“以情性礼 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 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 ” 前者是由情感伦理和自然物象融合而成的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