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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元明清文人篆刻艺术发展概论元明清文人篆刻艺术发展概论中国的印章肇于殷商，盛于秦汉。六朝以后，随着封检制度的消亡、纸张的普及，使 印章与书画得以结缘。唐宋时鉴藏印和款印在书画上的运用渐开风气，若唐太宗自篆之 “贞”、“观”联珠印，唐玄宗自篆之“开元”印，南唐内府的“建业文房之印”，宋徽 宗之“大观”、“宣和”及双龙图形印等等，皆有其特殊的艺术价值。上有所好，下必效 焉。所谓款印，是书画家确认作品之归属而使用的印章，包括名印，字号印和斋馆阁印。 以宋人为例，如欧阳修有“六一居士”印、黄庭坚有“山谷道人”印，苏东坡有“东坡居 士”印，米芾除多方姓名印外，更有“宝晋斋”印及以典故入印的“祝融之后”、
2、“火正 后人”等印章。这些印章的出现反映了印章审美与书画情趣的同一性，显示了文人艺术情 趣对印章的渗透。所以，我们认为唐宋时代是实用印章向文人篆刻艺术的过渡期。 宋代的文人，好印之风渐盛，有些文人象米芾还曾自己篆印。但细审这一时期的文人 印章，在审美追求上尚无鲜明的取向。以南宋吴琚为例，一方朱文印“云壑书印”仿唐风 格刻得十分精致，1而另一方白文印“云壑主人”2则从字法到章法都很幼稚。米芾有印 甚夥，也有相同的现象。此外这一时期的“集古印谱”也风行开来，早在唐玄宗时，便有 了“玺谱”，其初旨在著录古代印章制度、形制等。到北宋大观年间杨克一的集古印谱 率先问世，以后王顺伯的复斋印谱、颜叔夏的古印
3、谱、姜夔的姜氏集古印谱 等亦相继刊行。这些集古印谱无意中普及和彰扬了印章之美，同时文人摩挲印章、收集古 印的过程，也促进了印章艺术审美观的形成。一、元代文人篆刻艺术的崛起元代是文人篆刻艺术觉醒的时代，人们对印章美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1、 赵孟頫、吾衍所确立的宗汉审美观元初喜好集古印谱的风气有增无减。如赵孟頫辑有印史二卷，吾衍辑有古印式 二卷。与宋人比较，虽同是谱录，但元人开始在古印中选择优秀者。元代初期赵孟頫 （1254-1322）即以“古雅”为审美标准，明确阐发了关于推崇汉印的主张。在印史序3中他指出汉魏印章贵有“典型质朴之意”，并抨击了同时期士大夫中“新奇相矜”、 “不遗于巧”的形式主义
4、倾向。赵氏呼吁文人士大夫改弦易辙，走“异于流俗”、“合乎 古者”之道。赵孟頫在元初，是朝野公认的书画艺术界领袖人物，他官居一品，荣际五朝， 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因此他所提倡的印章宗汉审美观，不仅影响了有元一代，而且影响了 整个文人篆刻艺术的发展进程。 与赵孟頫同时的浙江太未人吾衍（1272-1311），一名吾丘衍，也是提倡汉印的杰出代 表。曾著有学古编二卷，上卷为三十五举。吾衍在当时有“工于篆籀，其精妙不 在秦唐二李下”4之美誉，并且他还是一位善于篆印的专家。如果说赵氏第一次提出了宗 汉审美观，那么吾衍的三十五举则是第一次在篆法章法上分析了汉印的艺术特征，并 以“古法”为核心，直接使人们领略了汉
5、印浑厚质朴之美。然吾衍之研究为时代所限，尚 未能涉及以刀刻印的创作论。 赵、吾二人的印章，均出于自篆。这是与二人在篆书上的造诣不可分的，并且他们所 开的自篆印章的风气，在从元到明很长一段时期中，成为一种史实，大体擅长篆书的书画 家，许多都兼有篆印的特长。赵孟頫的自用印章，由两种格局组成，朱文以其擅长的小篆 篆印，线如玉著，圆润挺劲，古雅清逸，世称元朱文。赵氏的朱文印章，如“赵氏子昂”、 “赵氏书印”、“松雪斋”等，风格鲜明，确使元以前宋代任何一位书画家的用印黯然失2色，赵氏白文印较少，然全以汉白文刻出，这是其推重汉印的具体表现。吾衍的书法作品 传世罕见，能采集到的款印仅四方，三方为仿汉白文，一
6、方为元朱文。赵、吾用印的这两 种格局，很快影响同时代的书画家，以后则晚一辈书画家如柯九思、虞集、钱良祐、张雨、 黄公望、吴睿、倪瓒、王冕、杨维祯等无不效仿，并无一例外地采用汉白文与元朱文两种 格局，遂可证明，赵、吾造就的印风在元代已经风靡。较之宋代，元人的印章审美取向鲜 明，就其艺术风格的趋同性而言，赵、吾开创的印风已形成历史上的第一个文人印章流派 现象。就其功能而言，则已和书画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赵、吾印风风靡之时，元代的篆隶书法也得以充分地发展，对于有赖于篆隶书法的 印章艺术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基础。吾衍的学生吴睿（1298-1355）字孟思，杭 州人。他的印章不论是汉白文还是
7、元朱文都表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显然这得益于他出色 的篆隶书法。他还编撰过吴孟思印谱，又名汉晋印章图谱，反映了他对汉印的精 深研究。杨遵、字宗道，浦城（今福建浦城）人， 居杭州。篆隶皆师杜本。杨遵集有 杨氏集古印谱，收汉印七百三十一方，为当时历史之最。原谱初为钤印本，后付梓成 木刻本行世。杨遵的用印一如吴睿出色。重要的是吴与杨这两部印谱都把推崇汉印作为一 种自觉的行动，在这种与宋人完全不同的新视角中，不难看到赵、吴确立的宗汉审美观已 深入人心。 吴睿于书、印的才能以后再传给弟子昆山人朱珪。而杨遵元亡后在洪武初年出任江苏 镇江知府。5他们的集古印谱都深深影响了明人。另外从地域上看，元代前中期赵、吾
8、、 吴、杨均以杭州为活动中心，而至元末明初，这个中心开始向江苏转移了。2、 文人篆刻家王冕与朱珪元代的整个历史不过百年，到了元代的后期，宗汉审美观的确立，印章在文人书画中 地位的上升，以及文人好印的风气，都促使文人自书自刻完成印章的欲望愈加强烈，并在 实践上有了重大的突破。王冕和朱珪就是其中突出的两位。 王冕（1287-1359）字元章，号煮石山农等，浙江会稽人。屡举不弟、隐于九里山。因 工画梅花和以善诗而声名远播。据元末与王冕同里的刘绩在其所撰霏雪录6中记载： “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始也。”又云：“山农用汉制刻图书，印甚古。”文虽 简略，但我们注意到用汉制刻印和以“花药石”作为易于受
9、刃的印材，这两点在文人突破 自书自刻的进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标志着文人自觉进入篆刻艺术创作领域时代到 来了。 在王冕的传世画作上，可采集到约十六方印章，白文印绝大多数为仿汉格局，朱文印 作元朱文格局。其中“方外司马”、“王元章”等印都展现了王冕娴熟的用刀技巧，很可 能即是使用石质印材完成的。 朱珪字伯盛，号静寄居士，江苏昆山人。洪武九年（1376）尚健在。7他是吴睿的弟 子，吾衍的再传弟子。因精于篆书，通文字，擅长刻印和刻碑，而受到张雨的赞赏，赠其 号“方寸铁”。杨维祯于至正十九年（1359）作方寸铁志8以赞朱圭，同时活动于江 浙的著名学者顾瑛、元鼎、陆居仁、钱惟善等纷纷唱和赞誉朱圭的篆
10、刻艺术。与刘绩笔下 的王冕非常相似，顾瑛在题方寸铁志后称：“予偶得未央故瓦于古泥中，伯盛为刻 金粟道人私印，因惊其篆文与制作，其似汉印。” 如前述王冕以“花药石”为印材， 现在朱珪则以古砖瓦为印材，二者又均为汉印风格，这足以证明此时的元人在印材上已有 深入的探索，而文人士大夫喜好“汉印”也已成为一种时尚。朱珪在当时，还曾将宋人王 顺伯，并赵孟頫、吾衍二家集古印谱与他老师吴睿的自篆印章，以及自己创作的印章合编 为一，称之为印文集考。其中以他自己创作的印章所汇成的印谱，当是历史上最早的 文人创作印谱。 元代文人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完成了实用印章向文人篆刻艺术的转化。从而奠定了 篆刻艺术发展的基础，
11、在宗汉审美观的确定，使印章成为中国书画不可缺的组成部分。印 材的开拓，自书自刻文人篆刻家的出现，印章文字内容的文学化，由集古印谱向篆刻家创 作印谱的转化等诸方面，为明代文人流派篆刻艺术走向高峰铺平了道路。二、明代前中期文人篆刻艺术的发展 31、 元代印风的延续和发展历史上某种艺术的发展，往往有缓有急。明代前中期以史料看，文人篆刻艺术似乎在 漫长的岁月中未有惊人之突破，然平缓的进程可能正孕育着更为有序、有质、有规律的艺 术发展。入明以后，朱元璋在政治上屏除元朝旧制，推重程朱理学，书画艺术的发展都受 到这一政治倾向的制约。印章大约尚未被看作上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所以并不受书画之 变的影响，士大夫用
12、印仍然是元代印风二大格局的继续，并得以在很好的氛围中繁衍。 明初，赵孟 的元朱文印风，仍旧是文人名士崇尚的对象。为取得与赵氏印风的一致， 袭用赵氏印中“氏”、“斋”、“书”、“印”等字篆法的印章屡见不鲜。明代初期擅长 篆书的书法家，从他们的自用印来看，都高于同代水准，显然沿袭着元代赵、吾以来文人 自篆印章的传统。其中金 是有记载的善摹印者。李东阳怀麓堂集古墨林卷跋云： “金善摹印，篆亦不俗。”金 、字本清，号松木居士，浙江宁波人。他善摹印在当时并 非孤立的艺术行为，只是他人未被史料记载而已。即如李东阳（1447-1516）本人，时号篆 圣，虽没有善摹印的记录，但其用印若“长沙”、“七十一峰深处
13、”等，都堪称这一时期 细元朱文的上乘作品。另外，明初的元朱文有一路开始向粗重发展，并有广泛之流行。象 徐有贞（1404-1472）的“大学士章”、郭诩（1456-1526 后）的“郭仁弘私印”等均为粗 元朱一路的典型。 在仿汉格局方面也有发展，在元时仿汉印基本上是白文印，而这一时期的朱文印也出 现了大量仿汉风格，徐 本、杨士奇、沈周等许多人的用印中都有这类佳作。 这一时期的文人印章在继承元人的基础上，还有着许多创造和突破，以浙江嘉善人周 鼎（1401-1487）用印“杏花春雨江南”为例，源于汉白文，而强化笔意，圆头锐末，饱满 丰厚，书写与刀法之配合紧密，使人耳目一新。与之风格相近的印作如杜琼（
14、1396-1474） 的“笔随人老”、徐有贞的“染翰馀闲”等印，均可窥这一时期曾流行这种富有笔意的印 风。 此外这一时期在印章的字法、章法、刀法上都远出时代的书画家用印也令人叫绝，如 浙江绍兴人陈录的朱文印“孤山月色”，生动地运用了借边法。姚绶（1423-1495）的用印 成功地将古文与汉篆揉合，甚至将钟鼎款识中的亚形首次运用于印章。至于吴江史鉴 （1434-1496）的用印“西村逸史”，在仿汉朱文印的基础上，走刀涩行，篆法峻挺，将其 置之清代丁敬印谱，当莫可辨。又如徐 本的朱文印“痴翁”印将之混于赵之谦印中，亦 无愧色。这些印作都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文人与印工在印章形式美方面的多方位探索和
15、倾注的巧妙构思，而并非如晚明李流芳所说：“国初名人印章，皆极芜杂可笑”9那样， 在印章上是无所作为的时代。2、 苏州和南京二地的篆书家和篆刻家江苏的苏州，古称吴门，从十五世纪的后半叶到十六世纪的后半叶，历史上的吴门画 派、吴门书派即活动于这一时期。沈周为开山祖，其弟子文征明在沈周故后，一直是这一 地区书画界的盟主。吴门不仅是元代文人书画家的活动中心，也是明代全国经济最繁荣的 地区。印章自元起已与书画艺术紧密结合，因此吴门派的勃兴，必然带动文人篆刻艺术的 发展。从沈周的前辈起，用印都很讲究，这种风气的传递，促使吴门书画家在印章的审美 情趣上形成了良好的氛围。在这批书画家中倡导文人篆刻艺术的代表人
16、物，当首推文征明。万历十五年成书的周应愿印说10中说：至文待诏父子，始辟印源，白登秦汉，朱压宋元，嗣是雕刻技人如鲍天成、李文甫辈，依样临摹，靡不逼古。文运开于李北地，印学开于文茂苑。茂苑为姑苏别称。这里实指文征明父子。周应愿此段文字要早于明末周亮工写印人传 半个世纪，故可信程度亦远胜。周亮工以文彭为开山鼻祖，而周应愿则认为父子二人都对 印学有卓绝的贡献。当然这段重要的史料告诉我们，到文征明时代，虽然有不少文人已操 刀自刻，但总的说来文人篆印、艺人雕刻的分工尚未结束。鲍、李二人在当时都是活跃于4苏州的有名雕刻艺人，但所谓“依样临摹，靡不逼古”说明，印章的风格主要是由文人设 定的。他的印章“雅而不俗，清而有神”，11以“白登秦汉，朱压宋元”验证文征明的用 印，结论是“当之无愧”的。 沈周、文征明时代，在他们周围吴门的印章艺术活动可谓十分活跃。如与文征明关系 密切的同辈苏州人沈津，字润卿，于正德六年（1511）前后，将其所藏之古图谱刊刻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