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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浅论清代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姓名 谭玲玲 摘要 19 世纪 60 至 90 年代，清政府中兴办洋务的官员的思想观念出现近代化，主要表现在：“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的突破；对西学的推崇和引进；引进机器制造技术的思想及人才观念、经济观念和军事观念的近代化。 关键词 洋务官员 思想近代化 19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清政府中兴办洋务的官员主张引进西学，开办工厂，设立学堂，遣派留学，培养技术人才和军事人才，思想观念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从轻视“工艺”转向讲求“工艺” ，从耻言利转向谋求利等，这种思想观念的近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理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一、 “夷夏之防”和
2、传统技艺观的突破 近代中国要生存和发展，首先要在思想观念上破除“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 “夷夏之防”和“华夷之辨”是我国传统的对外观念。传统技艺观则把儒学视为“本” ，把艺事看作“末” ，并且鄙视技艺，指为“奇技淫巧” ，这是通向近代化大门的两道严重思想障碍。洋务官员们对此有可喜的突破。 这种突破的重要特征是从不可以“师”夷，到必须“师”夷，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这种转变，首先是由时局的变化使然。在中外武力较量中，暴露了中国的衰弱和落后。 “穷则变，变则通”是这种转2变的经典依据。李鸿章说：“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 “再则是日本做出了有成效的榜样。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
3、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 ，又购买机器，在本国制习，取得了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的成效，使英国人不敢小看。 “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 “ 对这种转变，顽固守旧的官员具奏责难，洋务官员尖锐地作了驳斥。如同治五年(1866 年)，总理衙门大臣奕忻等就批驳那种“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是“不识时务” 。奏折说：“西洋各国，雄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裹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犯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转因萌至其人，将来或可突过其人，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
4、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在学习外国的态度上，洋务官员理直气壮奏请“师夷” 、取法“泰西” ，指出就是孔孟复生，也不能不谈洋务、不师夷。 若(华学)尚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 “师夷长技”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魏源就提出来了。可惜被搁置了 20 年。李鸿章等洋务官员重提时，林公、魏公已作古，时局更不堪问。李鸿章指出：“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掇，后患殆不忍言。 ”可见，这时洋务官员深刻感到“师夷”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这是洋务官员对“夷夏之防”观念的突破。 3对传统技艺观的突破与“夷夏之防”观念
5、的突破是相联系的。在中外强弱之势的比较中，洋务官员认识到，泰西各国所以强大，是由于他们重技艺， “专心一志”研究技艺， “不极其精不止” 。而且有专长的、有发明创造的受到奖励，得到专利， “获报甚厚” 。 “造艺能成就，名归之，利亦归之，故莫不争奇斗巧，以自求售。 ” 。反观中国，“凡百工技艺、视为鄙事，聪明之士，不肯留意于其间，此所以少专家也。重儒学轻艺事，文武两途，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读书人穷读四书五经，与实用技术“隔膜太甚”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 ， “仿西法” ，重视学习、研究技艺，激励掌握技艺的人才。沈葆帧、丁日昌、李鸿章先后奏请在科举考试中增设算
6、学科、特科，改革考试内容，把“器数之学”引入人才选拔的考试中，以此改变士于观念、 “鼓励作新” ，开启风气。奕沂主办的同文馆算学馆不顾守旧大臣的非议，决然招收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在职官员及非在职的举人、秀才等正途出身“儒者”入馆研习天文、算学。这些都是对传统技艺观的重要突破。 上述观念的突破，是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引进的前提，有开通风气、启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二、对西学的推崇和引进 洋务官员明确提出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把采用西学、制造机器看成是谋求自强的重要办法。李鸿章推崇洋学“逾于”华学，把肄习西学称为“中国自强根本”和“目前当务之急” ，呼吁“士大夫留心经
7、世者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 ，奏请“各海口必应添4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 。奕沂等认为，西学必须“急为肄习” ，才谈得上制造轮船、枪炮、机器，才谈得上自强。郭高煮在大使任上给李鸿章的信中，介绍英国制造技术的发展，由造火轮船、火轮车到讲求“电气之学” 、发明电报， “天地之气机，一发不可遏” 。他认为、欲求日进于富强，必须“循用西洋之法” ， “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 。此外，陈廷经、张树声、刘铭传等对西学均极力推崇，恕不赘举。 洋务官员对西学不仅推崇，还极力引进。对西学的引进，洋务官员通过三种渠道： 1、聘请“洋教习”到洋务学堂教授西学。如京师同文馆聘请英、法、俄、德四国教
8、师，分馆教授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后来增设的算学馆、格致馆，教授的西学课程有各国地图、各国史略、数理启蒙、代数学、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化学、天文测算、重学测算、万国公法、富国策等。福建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聘请英、法两国教师教授英语、法语及数学、几何、代数、平三角、弧三角、地舆图说、航海全书等西学。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 “仿照同文馆之例” ，由“洋教习”教授外语；天津水师学堂轮船驾驶学生所学西学课程有：英语、天文、地理、海图、星象、测量、轮船驾驶、几何、代数、三角、物理、微积分、鱼雷等，管轮学生学习算学、几何、三角、代数、重学、物力、汽理、行船、汽
9、机、机器画法、机器实艺、修定鱼雷等；武备学堂教授天文、地理、格致、测绘、数学、化学、重学、枪炮使用、炮台建筑以及步5炮马队操法等西学课程。刘铭传在台湾创办的西学堂讲授图算、测算、制造之学等西学课程。张树声在广东创设西学馆，参照天津、闽省学堂定章办学，延“西师”教授外语等西学。 2、通过选派留学生赴英、美、法、德等国学习西学。留学生徒学习的西学包括英语、法语、施语以及机器制造、枪炮、水雷制造、轮船制造、轮船驾驶、开矿、筑路等各种专业知识。3、通过翻译传播西学。当时有组织的翻译机构主要是京师同文馆翻译外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翻译处翻译了万国公法、格物入门、格物测算、法国律例、化学指南、星辐
10、指掌、富国策、化学阐原、英文举偶、俄国史略、各国史略、全体通考、公法合通、星学发纫、电理测微、新加坡刑律等十数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创办初期，曾国藩聘请英国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三人专译“有稗制造书” ，译出汽机发初、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等。以后，该局陆续访购西书数十种，厚聘“西士” ，选派局员，相与口述笔译。其中，有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行船、防海、练军、采煤、开矿等。至光绪元年(1875 年)，计译出 40 余种，刊印 24 种。洋务官员引进西学是为了培养、造就懂外语、有技术、能操作、具实用的各种专业人才。他们认为， “有西学而后有人才” ，破天荒地把西学与人才培养相结
11、合，从而培养出一批翻译人才、技术人才、军事人才。这批新型人才，对中国工业、军事近代化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引进机器制造技术思想 6机器制造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标志。近代中国机器制造技术的引进是由洋务官员开端的。洋务官员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洋务官员对机器制造技术有如下几点主要认识： 1、认识到“机器制作”是西洋“长技” ，要学过来。 “取彼所长，辅我所短。洋人不“秘”其所长，愿意传授技术，正是“留其秘要”难得的好机会。 2、对机器制造技术“始因终创” 。曾国藩指出：“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奕沂等说：“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
12、。 ” 3、认识到样机器“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工作效率比手工高。 4、认为“制造本原”是“抉其秘” 、 “学其学” 。 “抉其秘”就是探讨“西法”(制造技术)“博大潜奥之理” ，知其所以然。 “学其学”就是学习西学。关系制造的西学， “最要为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等” 。奕沂等说：“西人长技在于制器，而其大要皆本于算法。“制造机器、火器必须讲求天文、算学。 ” 5、认为对制造技术要“精益求精” 。洋务官员了解到西方制造技术的不断进步，如枪炮制造，由前膛枪、炮发展到后膛枪、炮；轮船制造，由木壳船、铁壳船发展到钢甲船，轮机由立机发展为卧机，单轮机发展为双轮机等，从而强调制造技术的提
13、高和更新。 以上认识，体现洋务官员对机器制造技术的重视和引进这种技术的热切心情。虽不免肤浅，但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仍具有启蒙意义和7开导作用。 四、其他几种观念的近代化 除上述外，洋务官员在人才观念、经济观念和军事观念等方面均有近代化的表现。前两者本人已有专文论述，此不重复。在军事观念上，首先是武器装备观念更新。在中外军事较量中，洋务官员注意到英、法侵略者轮船、枪炮的坚利，认为中国兵器“远逊洋人” ，传统兵器不但不足以灭洋人，而且不足以灭“土寇” 。 “自有以来，水师长龙、拖冒各项师船均成虚设，不但不能御敌，即追捕洋盗亦难得力。 ”从而购置十仿造、用新式武器装备军队。同治十三年(1874 年)，
14、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详细介绍了“西国水陆战守利器” ，包括步枪；岸炮、水雷。他对这些利器作了“考究”而“得其大略” ，指出：“炮有前后门生熟铁纯钢之分，枪有前后门滑膛来福之异，水雷有用触物磨物电气发火之别” 。关于洋枪。他说，各国都改用后门枪， “以其手法灵捷，放速而及远” 。他把英、俄、德、法、美“泰西五大强国”的新式后门枪的“利钝迟速”作了比较：“英之亨利马梯呢精于俄，俄之惮尔打精于美，美之林明登精于英之士乃德及德法诸枪也。 ”从而认识到前此各国贱价售于中国的前门枪仍系“旧制” 。即如已购进的林明登、士乃得后门枪也不是上品。因此，他拟与总理衙门商购英国亨利马梯呢枪和俄国的恽尔打枪， “以
15、备将士选锋者操用” 。关于岸炮，他说：“英德两国新式最精。德国克鹿 L 后门钢炮击败法兵，尤为驰名。 ”所以，他购买了克鹿炮， “分置大沽炮台、天津防营” 。 ”总理衙门奕沂等指出：枪“必须用最精之8枪，一律之枪式，方能有济” ， “各国所制枪式，日久日新，从前之来福枪不及后门枪，后门枪以林明灯及麦提尼为精。现在英国所造之亨理麦提尼枪，又驾而上之。若用器先逊于人，则临阵更难制胜” 。可见，洋务官员正以科学眼光审视武器，注意到西方军事科学的进步，讲求以新式、先进武器装备军队。 其次，采用西法操练军队。雇请洋将和分配军事学堂毕业生到各营充当教练，操练军队，提高军队素质。丁日昌在奏折中说：“他曾于沪
16、上阅西人陆操，有能不假系援，徒手上城者；有能以篙植壕中，凭以跃过二三丈之壕者；有能足缘单绳，手放洋枪者。其助攻常者，前者死亡，后者继进，并不反顾。因此，他奏请要在沿海“精练”陆兵 10 万人，以成“劲旅” 。李鸿章奏请“就现有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 ，并换用后门进子枪，无事时“专讲操练” 。他赞赏西国用兵军械求精，操练甚严，指出中国军械“不求甚精” 、操练“不必甚严”的弊病，主张“取被之长，救我之短” ，严加操练军队。 又次，通过新式学堂培养新一代将才。福建船政学堂后堂培养海军将才(军舰管驾等)；北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培养海军和陆军将才。张之洞创设陆军学堂，培养陆军将才。李鸿章说：查泰西各国讲究军事，精益求精，其兵船将务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务必由武备书院造就，我非尽敌之长不能致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才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 ”张之洞认为：“整军御武，将才为先。 ”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 ，重要原因在于其“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9今欲仿照德制，训练劲旅，非广设学堂实力教练，不足以造就将才。
